今年7月，自称“文盲”，声言要有“野猪的傲慢”、“主张冲决网罗”的黄守愚先生在人民网、红网、世纪中国等网站上发贴，提出了“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可简称“猪的传人说”）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欣赏者有之，斥骂者有之，热炒者有之，不屑一顾者亦有之，至今风波未平。近日，我阅读了黄先生的相关文章，也看了《新快报》记者对黄先生的采访报道，觉得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说一说。
一．“龙的传人”指什么
黄先生说：“在1978年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始用‘龙的传人’这一观念，就因为张明敏那首歌。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一观念，还不到30年的历史……”又说：“据林河先生《中国巫傩史》一书的研究，数尽历代中国的古王朝，从来就找不到哪个王朝有‘龙的传人’的观念。”（黄守愚《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对远古猪灵崇拜的再认识》）
这里，首先得指出黄先生的一个记忆错误：歌曲《龙的传人》不是张明敏首唱的（张明敏唱的是《我的中国心》），而是由台湾籍音乐家侯德健于1978年12月创作并首唱的。
看来，“龙的传人”这一概念（请注意：是概念，而不是观念。观念和概念不是一回事），的确是将近30年前才出现的。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凭空而来的吗？有没有根据？有些什么样的根据？其根据又能追溯到何时？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把“传人”搞清楚。“传人”原指能够继承某种学术、技艺而使其流传的人，如孔门第几代传人、禅宗第几代传人、“泥人张”第几代传人，等等。这里面有可能有血缘关系，也可能没有血缘关系。后来，人们似乎有将“传人”理解为“后人”的倾向，如在许多人看来，“龙的传人”与“龙子龙孙”是同义词。
大家知道，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这是科学。而龙则是中国古人对蛇、鱼、鳄、猪、马、牛、鹿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神物来自于自然物，但又不是自然物，它不可能有血缘遗传。所以，所谓“龙的传人”，只能从人文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不能从血缘遗传的意义上来理解。
从人文的意义上怎么理解呢？三句话：一是“龙以象征物的面目融入了华夏人的祖先崇拜”；二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容合的过程，龙参与、伴随、见证、标志了这个过程”；三是“龙的精神与中华始祖的精神同一”。
这三句话，每一句都有来自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两个方面的证据。如“龙以象征物的面目融入了华夏人的祖先崇拜”——
汉代画像石上有伏羲女娲的龙尾交合像，《诗含神雾》、《帝王世纪》等汉、晋典籍将伏羲说成是雷神的儿子，是其母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容合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态，雷声为龙之发音，雷神就是龙神，雷神的儿子也就是龙神的儿子，龙神的儿子当然是龙。炎帝、黄帝的情形与伏羲类似，如汉代典籍《潜夫论·五德志》记“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史记·天官书》称“轩辕黄龙体”；《论衡·骨相》言“黄帝龙颜”；等等。
祖先是龙，子孙后代自然可以称“龙的传人”。
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尽管作为概念，“龙的传人”一词，是1978年由侯德健首先“唱”出来的，但它并非空穴来风，“龙的传人”作为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代。所谓“龙的传人”的观念“还不到30年的历史”、“数尽历代中国的古王朝，从来就找不到哪个王朝有‘龙的传人’的观念”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这里顺便指出黄先生论述中的一个逻辑矛盾：你既然认为“龙的传人”的观念“还不到30年的历史”，又说“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一方面对“龙的传人”观念的历史性持否定态度，一方面又以“龙的传人”观念的历史性作为所谓的“猪的传人说”的比照。——违反了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
二．“龙的传人”传什么
既然承认“龙的传人”说的历史性，接下来就有一个“传什么”的问题。我在多篇文章和多种场合都讲过“龙的传人主要指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而非血缘意义上的基因遗传”这样的话。那么，什么是龙的文化精神呢？
龙的文化精神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其中“容合”排在首位。作为概念，“容合”一词是我创造的，它含有“容”与“合”两方面的意思，是兼容、包容、宽容，综合、整合、化合的概称。
为什么要用“容合”来概括龙的精神呢？
第一，龙的形象是容合的。
中国古代有“龙有九似”之说，即“角似鹿、头似驼（马）、眼似兔（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国民间画龙有“九像”之说，即“头像牛，身像鹿，眼像虾，嘴像驴，须像人胡，耳像狸猫，腹像蛇肚，足像凤趾，鳞像鱼。”（王树村《中国民间画诀》）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十多种，鳄、蜥蜴、猪、马、熊、鲵、象、狗、猴、羊、蚕、蛾、螺、虾、龟、蚯蚓、穿山甲、鸟类，以及云、雷电、虹霓、龙卷风、海潮、泥石流、古动物化石、树木花草、江河山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形象容合。
第二，龙参与、伴随、见证、象征、标志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容合。
新石器时代及随后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期。和这一时期相对应的有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区系类型文化。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在这各大区系、众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影响、彼此容合中逐步形成的。而在这些区系类型文化中，都发现有龙的身影。如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市查海原始村落遗址的龙形堆塑、出土于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的龙虎蚌塑、出土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的玉雕龙、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雕龙、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彩陶龙，等等。
王东先生以考古发掘和区域类型文化为依据，将“最初的原龙”分为九种：蛇型原龙、猪型原龙、马型原龙、鱼型原龙、鲵型原龙、鳄型原龙、鹰型原龙、虎型原龙、鹿型原龙。（参见王东《中国龙的新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先生的分法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增加两种：牛型原龙和熊型原龙——这两种原龙也都有考古发掘和区域类型文化的依据。再者，王先生只分析了动物原型，没有把天象的成分考虑进去，而事实上，自然天象在先民们在创造原龙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发生作用的。天象原龙主要有五种：雷电龙、云雾龙、虹霓龙、卷风龙、星象龙。这样一来，原龙就多达十六种。
第三，容合的精神体现在中华先哲的思想成果中。
中华先哲们尽管没有直接用容合一词，但他们的思想精华都体现着容合。如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墨子的“兼爱”，及各家都讲的“和”，等等，都是内涵丰富的、非一两句话能道尽、一两部书能说清的容合性范畴。扩而广之，整个中华文化，都是由容合而来、体现着容合精神的文化。
可见，容合是龙的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如果要找象征、体现、标志、代表者的话，中国龙即使不是惟一的选择，也是排在第一位的选择，因为龙本身就是容合而成的神物，其容合的对象之多样，和中华诸文化契合之密切，大家认同的程度之深广，没有哪一个神物或动物能够比得上。
这就要说到黄守愚先生讲的猪了。猪能取代龙，作为容合精神的象征、体现、标志、代表者吗？显然不能。其理由很简单：猪是一种具体的动物，将其再神化，也脱离不了作为自然界具体动物的生态特征；而龙则是容合了众多动物和天象的神物，它来自自然物又超越了自然物，其神性、神职之大、之多，是任何一种单一的自然物所不能比拟的，猪当然不会例外，不管是黄先生褒扬的野猪，还是黄先生贬责的家猪。
这里还要再费点口舌的是龙文化的负面内容和影响的问题，具体讲就是龙曾是帝王皇权的象征，即黄先生在文章中讲的在“古代帝制宗法王朝时期‘惟龙独尊’”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已说过多次——
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龙的确是帝王皇权的象征，起着为专制统治助威的作用，这当然是需要认真清理和批判的，作为龙的传人，当然不能“传”这些已被前进的历史之车所摔掉或正在摔掉的内容。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事实：
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自然与帝王皇权无干。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兆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
另外，还应当指出，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这也就是说，不是帝王们用过的任何东西、干的任何事情都是坏的。不错，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的历史，这期间有许多岁月，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都处在被压榨、被奴役、水深火热、无以聊生的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期间也有过政治清明、国家富强、民生安乐的时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倒也显得痛快潇洒，但难免失之于简单、粗率和偏激。比如，如果将专制统治的这两千多年一概否定，也即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哪还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今天吗？还有以博大精深、连绵不绝而称著于世的中华文明吗？还有同样生着黄皮肤、黑头发的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诸位先生吗？中国的问题因地域广、人口多、民族众、历史远等等因素而相当复杂，以龙的容合的精神做综合的、整体的、全面地把握，比那些抓住枝节不放，动辄就喊“打倒”、“取代”的态度和做法要好得多，也有益得多。
将龙和当代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龙是一个象征符号，它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发展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我们中华民族创造、选择龙（当然还有凤）这样的象征符号，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漫长时光，它凝结着、寄托着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心理认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如果谁能创造出一个新的能让海内外华人都认可的象征符号，来代替龙，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问题是至今还没有出现。将过去的东西梳理清楚，批判和剔除其落后的糟粕，承续和弘扬其优秀的精华，努力给祖传的象征物里注入新鲜活泼，具有民族特色，又吻合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内容，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尤其是一代学人的使命。
三．猪崇拜的定位及黄先生的荒谬
黄守愚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搜集、列举了不少所谓的“论据”，也做了许多所谓的“论证”，来阐明他的观点。在我看来，用这些“论据”和“论证”，说明中国古代曾存在过猪崇拜现象或许是可以的，但得出“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的结论却是荒谬的。
不错，中国古代的确有过对猪的崇拜。很早就将野猪驯化为家猪并加以饲养的先民们相信，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人类一样，是要吃要喝的，而且是喜食美味的。猪肉味鲜美，在祭天、祈雨等等祀神活动中用作祭品是比较好的；而且猪属于“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淮南子·汜论训》），是便于取用的。这样，成为祭祀的猪，就比人更能同神接近，渐渐地，猪也就有了作人神之间信物的身分。同时，猪又是“水畜”，性喜水，曾被奉为雷雨之神，有“雷公豕首麟身”和雷公“状类彘”（唐李肇《国史补》）的说法。而水、雷雨和龙的关系又是特别密切的。
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喀左县牛河梁的一座女神庙遗址中，曾发现属于红山文化的泥塑“猪龙”；在环绕神庙的积石冢里，有两件玉雕“猪龙”被放置在墓主人尸身的胸部。先民们大概认为，心为灵魂之窍，将“猪龙”置于心窍附近，死者的灵魂就可以在“猪龙”的导引下升天。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的三星他拉村的红山文化玉龙，一般认为也是猪首蛇身（也有认为是马首蛇身的，我的观点是猪、马、蛇等的容合）。辽宁省考古研究所也收藏有多件“猪龙型玉佩饰”……
这些，既说明猪崇拜是确实存在的，同时也说明，猪是龙的容合对象之一。但是，请注意，不是“惟一”，是“之一”，而且只能是“之一”。为什么这样“定位”呢？因为龙的容合对象，除猪之外，还有蛇、鱼、鳄、鲵、马、鹰、虎、鹿、牛等动物，以及雷电、云雾、虹霓、龙卷风、星象等自然天象。这样的判断已得到考古发现的比较充分的证明，如辽宁查海出土的龙多取材于蛇，陕西宝鸡出土的龙多取材于鱼，河南濮阳出土的龙多取材于的鳄，甘肃西平出土的龙多取材于鲵，浙江余杭出土的龙多取材于虎，湖北黄梅出土的龙多取材于鹿，安徽含山出土的龙多取材于牛，等等。
显然，黄守愚先生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猪崇拜的问题，而在于拔高了猪崇拜，将猪从龙的容合对象之一的位置，抬高到了惟一的位置，从而对龙的除猪之外的众多的容合对象视而不见，并将其全都排除在外，所谓“龙文化就是猪文化”。这里可做一比，如果龙是一棵大树的话，猪只是组成这棵大树的一枝，大树之一枝能与整棵大树划等号吗？显然不能。
我们说，炎黄子孙称“龙的传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龙以象征物的面目融入了华夏人的祖先崇拜”，即龙崇拜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相结合。黄先生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即若要确立他执意提出的所谓的“猪的传人说”，就必须使猪崇拜代替龙崇拜的地位，从而使其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相结合。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黄先生费力搜求、牵强论证、轻率地下结论，大有不把中国人的祖先全都说成猪而不罢休之势。
中国人的“人文始祖”有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这些先祖，几乎都有龙之比、龙之德、龙之行、龙之称、龙之誉，可以说都是“龙祖”。黄先生千方百计地要将这些“龙祖”一个个地都变成“猪祖”。伏羲、女娲没有和猪拉扯上，炎帝、唐尧、虞舜也没有和猪拉扯上，黄帝和夏禹却让黄先生和猪给拉扯上了，且看——
“在《易经》‘睽’卦上九爻辞说：‘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豕字，就是猪，上古读作‘希’或‘弟’或‘剃’，与‘猪’（上古读都）读音可相转。其中的‘鬼’就是猪灵神主，车上装载着猪灵神主，路上就恰好遇到猪爬在地上发情作性交状，这是有利于婚姻的大好事。
黄帝就是车中的‘鬼主’，猪神神主。这种说法，我早在2002年就提出来了。黄帝，称作轩辕，按照何新先生的研究，轩辕，就是蝾螈、蜥蜴，也就是‘猪婆蛇’。
而事实上，‘帝’字，据萧兵老先生的研究，是女阴的意思，这很对。又因为当时崇拜猪灵，所以‘帝’又指涉猪灵。‘帝’、‘猪’，在上古，读音可转。
综上所述，黄帝就是母猪神。”（黄守愚《中国人：猪之传人》）
看了这三段话，任何一位细心的读者都会发问：凭什么说“载鬼一车”中的“鬼”就是“猪神神主”？就因为是你黄先生“2002年就提出来了”吗？且不说何新先生将“轩辕”解释为“蝾螈、蜥蜴，也就是‘猪婆蛇’”对与否，即使是对的，“猪婆蛇”的本质也是蝾螈、蜥蜴，而不是猪。这就像一些地方的农村人将小孩起名为“牛娃”、“狗娃”，这些小孩当然是人，而不是牛、不是狗一样。还有，凭什么说“帝”字“指涉猪灵”？仅凭“‘帝’、‘猪’，在上古，读音可转”吗？“读音可转的”字多得去了！
上述问题，全然没有解释清楚，就下结论说“黄帝就是母猪神”，这算什么样的论证呢？不觉得过于轻率吗？再看——
“屈原就提到大禹像猪一样贪婪于性欲，他的性欲怎么也喂不饱。《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所以《淮南子》就说‘大禹’有淫湎之意，是一个大色鬼。而古代，只有猪才能享受色鬼这个荣誉称号。”（黄守愚《中国人：猪之传人》）
查《楚辞·天问》的原文，并联系上下文，知屈原的意思是说：大禹为平治洪水事察看天下四方，途中遇到了涂山氏之女，二人相恋，为了延续后代而“匹合”，即通夫妇之道于台桑之地。然而，公务繁忙，两人只能有片刻的欢爱。于是，屈老先生不禁感叹地发问：为什么他的欲望与一般人不同，与妻子只能有短暂的相聚？
就这样一段本是颂扬大禹克己奉公的话，却被黄先生曲解为“大禹像猪一样贪婪于性欲，他的性欲怎么也喂不饱”，“是一个大色鬼”，黄先生为了说明他的“猪的传人说”，不惜将“尽力沟洫，导川夷岳”（王嘉《拾遗记》），“三过家门而不入”，从而有大功于中华民族的先祖大禹诬指为“一个大色鬼”，其动机实在令人起疑！——在现代语汇中，“大色鬼”怎么说也算不上褒义词，而黄先生的文章又是写给当代人看的。顺便指出，《淮南子》一书，从未说过“大禹有淫湎之意，是一个大色鬼”之类的话，这样的话是黄先生强加给《淮南子》的。
黄先生这里用了一个“三段论”式的推理：猪是贪婪于性欲的，大禹也贪婪于性欲，所以大禹是猪。这就好比说：狗是喜欢啃骨头的，某某人也喜欢啃骨头，所以某某人是狗；猫是喜欢爬树的，某某人也喜欢爬树，所以某某人是猫……这样的推理，可以说荒谬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
黄先生的牵强、轻率、荒谬之处不止于我上面提到的这些，篇幅关系，也没有必要一一指出了。
综上所述，黄守愚先生提出的“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一说，将作为龙的容合对象之一的猪，以点代面、以枝节代整体地高抬到可以取代龙的地步；将中国古代属于局部性、一般性的猪崇拜现象，高抬到全局性、标志性的民族信仰和精神象征的位置；将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黄帝、夏禹等诬指为猪，其牵强附会、轻率荒谬之处比比可见。其“论述”，乏见理论创新之功，却有混淆视听之嫌。因而，其说动摇不了龙作为中华民族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的崇高地位，中华民族只能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猪的传人说”可以休矣。
2001年10月1日成稿于西安慧雨庐
相关链接——
庞 进 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陕西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著作有散文集《兵马俑狂想》、《慧雨潇然》、《灵树婆娑》（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大悟骊山》；专著《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创造论》、《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龙子龙孙龙文化》等18种。在互联网上创建并主编有“中华龙凤文化”（www.cdragon.com.cn、www.loongfeng.com）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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