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的东方，生存、繁衍、屹立着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本文题目之“中华”，指的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是以中华文化和一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构成的包括汉族等五十六个民族以及世界华人在内的民族共同体。作为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由起源到形成的发展主线，是由炎黄族团联盟到华夏族，由华夏族到汉族，由汉族到中华民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前身，可追溯至汉族；汉族的主体性前身，可追溯至华夏族；而华夏族的主体性前身，可追溯至炎黄族团联盟。炎黄族团联盟再朝上追溯，就是传说中的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原始部落了。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历史，有一个大体上的时序框架：

约公元前8000年至约公元前3000年，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期；

约公元前3000年至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之前），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初成期；

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589年，即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成型期；

公元589年至公元1279年，即隋、唐、宋三朝，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强盛期；

公元1279年至公元1949年，即元、明、清至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延展期；

公元1949年之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进入复兴期。

显然，追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之根，就要追溯至由伏羲、女娲开创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期，和由炎帝、黄帝开创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初成期，及至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成型期和强盛期。

伏羲、女娲，位列“三皇”，是炎帝、黄帝的远古直系祖先，因其代表着中华农耕文明之前、长达五千年的渔猎采食时代和渔猎采食时代向农耕文明过渡的时代，故伏羲、女娲既可视作具体的人，也可视作原始氏族部落分支蔓延、世代相传的名号。归在伏羲名下的文化创造，有结网罟、养牺牲、作甲历、造琴瑟、画八卦、造书契、正姓氏、建屋庐等。尤其重要的是，伏羲“有龙瑞，故以龙命官”（《左传·昭公十七年》杜预注），成为后世敬仰的“龙祖”，为中华儿女“龙的传人”说之源头根据；归在女娲名下的文化创造，有炼石补天（可视作率领族众战胜自然灾害）、抟土造人（寓意中华先民对人类起源的探猜和原始制陶业的起始）、置婚姻、造笙篁，以及与伏羲结合（可视作不同氏族部落间的通婚），从而繁衍人类等。

炎帝是“三皇”之一，属于炎帝族团文化创造的有，造耒耜、种五谷；制陶为器；治麻为布；削桐为琴、结丝为弦；削木为弓；立廛（chán）为市等。黄帝是“五帝”之首，属于黄帝族团文化创造的有，统部族、立古国、建宫室、拓疆土；开井田、治洪水、造车船、启纺织、作彩陶、雕玉器；创文字、音律、历数等。而且，炎帝、黄帝，都继承了伏羲、女娲时代兴起的崇龙传统，龙遂成为炎黄族团联盟及其文化创造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上述文化创造，成就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期和初成期，也熔铸、体现、昭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容合，福生，谐天，奋进。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伏羲、女娲等不同部族间的通婚是容合；炎黄族团联盟的形成是容合；黄帝族团统一各部族是容合；先民们集取多种动物和天象，发明、展现出可供崇拜的神物——龙，形象地体现他们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也是容合。用后世的哲学话语来说，容合是世界观、方法论。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人文先祖的发明创造、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福生，也都体现着福生精神；而先民们发明、展现龙，使其具有通天、司雨、理水、显瑞等功能，也是为了福生。用后世的哲学话语来说，福生是价值观、目的论。

谐天是与天即自然界和谐的简称。伏羲观天察地、始作八卦是谐天；女娲炼石补天是谐天；炎帝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是谐天；黄帝开井田、启纺织、作彩陶是谐天。龙更是谐天的产物，其形象和功能都取材于天。用后世的哲学话语来说，谐天是天人观、生态论。

奋进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简称。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人文先祖，都是奋进的典范。他们筚路蓝缕，启山林，开阡陌，教稼穑，度四方，抚万民。他们敬天、谐天但不靠天，灾难来临时，率领族众，团结协力、自强克难。而龙，也因其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给人们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从而成为人文先祖及后世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的象征。用后世的哲学话语来说，奋进是发展观、强盛论。

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处于黄河中游、现今中国地理版图中心的陕西，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辉煌史上至关重要，其贡献无可替代、厥功至伟。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期，是由伏羲、女娲开创的，而陕西，当是第一世伏羲、女娲的出生地和最早活动地。华胥是伏羲、女娲的母亲或母族，中华之“华”可溯源至华胥之“华”。陕西蓝田有华胥陵，华胥陵附近的女娲氏庄（今阿氏庄），相传是华胥生女娲之地。临近的骊山上，有祭祀、纪念伏羲、女娲的人祖庙。方圆百里内，有半坡、姜寨、孟家岩等数十处属于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考古遗址。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初成期，是由炎帝、黄帝开创的。“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国语·晋语》）姬水、姜水都在陕西。陕西是炎帝、黄帝伟大功业的启动、初兴之地。陕西宝鸡市，有炎帝神农氏的陵寝。陕西黄陵县，有黄帝轩辕氏的陵寝。陕西黄帝陵，是历代官方和民间祭祀黄帝的场所，如今，于每年清明节隆重举行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已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溯源、寻根、凝心、铸魂”的传统盛典。

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成型期和强盛期，陕西涌现、吸引、成就了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博望侯张骞、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等政治人物，和老子、董仲舒、司马迁、玄奘、李白、杜甫、白居易、张载等文化巨擘，他们以划时代的卓越贡献彪炳史册。其间，尤以下列人事，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

周公姬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理念并制礼作乐，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重伦理”为特性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文化从根本上有别于以“神为本”“重个权”为特性的西方文化。

秦始皇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尤其是推行权力层层集中、“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体制”，造就了中国两千多年一以贯之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从此，“大一统”观念得到强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使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贸易往来、友好交往以国家主导的方式启动。

汉武帝刘彻采纳并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占据中华文化正统地位的主流思想。

“史圣”司马迁撰写出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誉的巨著《史记》，中华民族以人物为中心、文史兼重的纪传体通史的撰修由此开启。

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使唐诗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王冠上巨大而璀璨的明珠，耸立起中华文化史上极为壮丽的丰碑。

张载创立了由使命意识、天下情怀、有为主义、精深理论、笃行功夫支撑的关学，其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奋斗纲领。

综上所述，作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根源地，陕西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贡献具有久远性、开创性、全面性、高端性和辐射性的特色——

久远性：陕西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贡献，若从伏羲、女娲算起，距今约达六千年到一万年；若从炎帝、黄帝算起，距今已逾五千年；若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算起，至今已逾三千年。

开创性：上述无论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起源期的伏羲、女娲，初成期的炎帝、黄帝的丰功伟绩，还是成型期、强盛期的政治领袖、文化巨擘们的卓越贡献，都具有开创、奠基的性质。

全面性：“先祖文化”“帝都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山水文化”“艺术文化”等等，使陕西的历史文化贡献全面、丰富、多样化。

高端性：伏羲、女娲是远古原始氏族部落的首领，炎帝、黄帝是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关中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帝都所在之地，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等是国家元首；周公旦、司马迁、玄奘、李白、杜甫、张载等，是划时代的顶级文化名人，如此种种，决定了陕西历史文化贡献的高端性，即处于全国文化的高峰位置。高端性意味着标志性、代表性。

辐射性：关中西安曾长期为国家首都，陕北延安曾是中国革命的“红都”，这便使陕西的历史文化贡献具有了辐射性，即以陕西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辐射传播。

作者简介：庞进，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龙情凤韵》等著作三十多种，获首届中国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之誉。微信号： pang_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