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里将“剽窃”解释为“抄袭窃取别人著作的行为”。仅从字面上看，这样的行为就很不光彩：手里握一把“刀”，躲在阴暗的洞“穴”里，将别人的“东西”“切”下来一块，做为自己的成果出“示”给世人。——毕竟是别人的作品，“示”的时候就难免遮遮掩掩，理不直气不壮，人格上先矮下去一半。

以前，文人行当里，谁要是做下剽窃之事，一旦被发现，曝露于传媒，尽管可能是一时糊涂，让小鬼儿迷了心窍，受谴责写检讨自不待言，弄不好还会将一口不干不净的“小锅儿”背到背上，好久好久卸不下来。人们一遇机会谈起，就会说：某某某呀，不就是当年偷人家的文章，在报上做检讨的那个人么？！如今讲法制了，共和国的法典里，有了堂堂的旨在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著作权法》。有法好啊，谁再抄袭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就是违法，就得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法是一回事，违法者是另一回事。违法者要么是法盲，要么是知法犯法，他们受利欲心的驱动，不因为有了法就不违法。于是，我们从传媒上还是看到不少因剽窃而引起的官司。

不知幸也不幸，近年来我也屡屡成为剽窃者光顾的对象。先是前年，我的先发在西安晚报，后又收入散文集《慧雨潇然》中的《索道凌空》一文，被一个姓李的，抄袭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内容，署上自己的名字，发在当年七八月某一天的华商报上——这件事我没有追究，那个李某至今可能还以为我不知道。当时想，这个李某大概是个年轻人吧，发文章不容易，一篇小散文，就算了吧。接着是去年到今年，我的龙文化研究成果（历十二个寒暑，成书五种，文章近百篇）屡屡被人“抄用”甚至“盗用”。其情形又有多种：

一是抄用了本人的成果，也抄用了别的学者的成果，文末署上他们自己的名字，所谓“编写者”谁谁谁，而将我们的成果以“资料来源”的方式，笼而统之地列在一起，每人列一种——只列书名，不列著作人名。抄用者很聪明，以为这样做，就不存在“剽窃”问题了，就堵住原作者的嘴了，其实他们依然在“侵权”——侵犯了我们作为原作者的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

二是主要抄用本人的成果，同时夹杂些别的学者的成果，一连好多个版，每个版都用大号字赫然标明“编辑”谁谁谁，可偏偏没有原作者的名字。事后在本人的电话追问下，发出一个《鸣谢》，言他们的龙特刊“受到了著名龙研究专家庞进等先生的大力相助”，且采用了庞进等人的某种“龙书”中的“部分资料”云云。这样做似乎可以让本人满意了，事实上我的确有了一种被安慰感，也觉得没有再进一步追究的必要了。但是，发在特刊上的文章，哪些是庞进的研究成果？哪些是别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版面上看不出来。

以上两种情形，都将本人的研究成果列入“资料”的范畴。资料是“用做参考和依据的材料”，写文章、搞研究离不开资料。但是，你可以将别人的研究成果“用做参考和依据”，却不可以不注明出处、不提原作者姓名地整段整篇地抄。对那些将别人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的话讲述出来的文章，我深表理解，甚至还赞赏，也在报刊上看到过若干篇，如本人的关于龙起源的模糊集合说和对龙的神性、龙的精神、龙与民族心理的析理概括等等，就多被人吸取、认同并复述；而对那些用的几乎全是别人的东西，署的却是自己的名字的文章，我只能以“剽窃”和“侵权”视之了。

第三种情形是明目张胆地偷。我的《龙文化四题》、《龙珠与龙戏珠》、《天龙》、《龙舟竞渡》、《龙的节日》等文章，先前发表于新民晚报、太原晚报、西安晚报等报刊，后载于本人创建的“中华龙文化”网站。春节前后，就被河南一个小伙子一字不动地窃载到他的个人主页上。本站发现后，曾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质询，并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可这个小伙子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置若罔闻，没有认错不说，还出言不逊。鉴于这种情况，本人将在适当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有朋友说，不就几篇文章嘛，劳得着去打官司？他剽窃你的文章，说明你的文章写得好，有市场。我说这是两码事。多少年来，我们已习惯于一种不讲法的生存，犯法者不知其在犯法，受害者不能、不敢、不愿言其受害。伤害来了，总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再忍；把自己的腹腔，变成了脏水罐，一容再容。其结果，邪恶往往得不到抑制，气焰反倒嚣张得压过了正义。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最基本元素，是有效地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我说，该打的官司还得打，从小处说，这是为自己；从大处说，这是为社会，为一个清明正义的法制肃然的社会。

2000年3月
声明：作者对上网作品享有著作权，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刊载。
地址：西安市太阳庙门43号西安日报社 　 邮编：710002
电话：029-81017295 　 电子邮箱：loongf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