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地球上某个地方有一栋建筑，便会有许许多多和这栋建筑相关的人事生发出来。如果有兴趣把这些人事纪录、解析一番，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噢，原来这竟然是我们的历史呢！

徐杨中学的大礼堂，方圆几十里有名声。因为那个时候的渭北农村，大些的建筑实不多见。青砖砌墙，墙上开窗若干；青瓦苫顶，凹楞上长着墨绿色的苔藓。礼堂内对称地耸立着两排红柱子，均盆口粗，青石墩垫着底儿。北墙开大门，南边有舞台。大概有六七间宽吧，长约八九间，全校师生坐进去，后边还空着一大片。

大礼堂对我有非同一般的意义。那是入校不久的一个晚会，舞台上活泼着一个倩嘟嘟的女孩儿，她穿着当时最流行的黄衫子、黄胶鞋，扎着宽宽的黄腰带，斜背着一个黄挎包，眼睛大大，脸蛋圆圆，英姿飒爽地唱来跳去。起初我只觉得这女孩真好看，就把眼睛睁大再睁大；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底下忽然有了奇异的感觉，心窝嗵嗵嗵地猛个跳，气也出得粗了，终于憋胀得不能再坐，起身走出大礼堂去方便。后面的情形就不用朝出写了。当时好害怕：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对身体有害？赶忙活动胳膊腿，还好，还都浑全。于是，长出一口气，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松畅和痛快。自此，我才无师自通地觉悟到自己原来是一个男子汉。

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们目瞪口呆，也让天下许多人目瞪口呆的事情：林彪出事了。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全国人民喊了几年“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呢？那天下午，我们抬着长凳，全校集合到大礼堂听传达。做传达的是徐杨公社姓柳的副书记。这位副书记口齿清楚，声音宏亮，传达了近两个小时，礼堂内鸦雀无声，大家都身体前倾，耳朵高乍，生怕漏掉一个字。末了，当他大声念到“林彪一伙，摔死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礼堂内“哗”一下，爆发起震耳欲聋的掌声，那掌声响了足有十分钟。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看到，并参与在其中的，响得时间最长的一次掌声——同学们的手都拍麻了，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于是，全国上下开始“批林”，后来又加上“批孔”。对林彪，由于前些年学习《林副主席指示》，还知道一些；对孔子，从小不接触《四书》、《五经》，当然知之甚少。好在有报纸，除了能看到省报外，我当时还自费订了一份上海的《解放日报》。有报上的文章垫底，我们班率先把墙报贴到了大礼堂的北墙上。记得我还画了孔子的漫像，无非是皱纹脸，飘一撮胡须——反正谁也没见过孔子，怎么画都可以。办墙报之外，我还给县广播站投了一回稿，几天后，我和几位同学在红柱子下吃晚饭时——学生灶就在礼堂西边，舞台上的有线广播播了我写的那篇文章。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如果算的话，当然也是第一次得到稿酬——十多天后，收到两卷印有“临潼县广播站”字样的方格格稿纸。

1976年9月中旬的那段日子，是商店里的各色纸张几乎脱销的日子，也是神州大地到处回响哀乐的日子。大礼堂变成了大灵堂。那时我已下乡两年多，做了徐杨公社某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于是，按照上面安排的时间，全大队的贫下中农、革命群众，戴黑纱、举花圈，排着长队，由我率领着，逶逦走进大礼堂，一排排站定，对着伟大领袖的遗像，默哀三分钟，然后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大家的脸色沉如铁铅，听得到哭泣的声音。不过，哭得最厉害场面不在大礼堂，而在礼堂外某条村巷的电线杆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几乎哭死过去——她家成份不好，老伴戴着富农分子的帽子。

甲申仲春，应邀参加徐杨中学的捐资助学活动。校门还在老地方，大礼堂已不复存在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挺拔的梧桐。正是开花的季节，紫云团雾，白浪卷红，给人蒸腾汹涌之感。西边，新辟的操场上生龙活虎；北边，新建的教学楼庄重鲜亮。一个个红红的脸蛋，一拨拨茁茁的身影……啊，三十年了，时彼时此、河东河西了。于是，桐花与河水在眼前幻化——大礼堂，帆船一叶，倏忽已经走远！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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