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工程师多篇论文发表于各类学术核心期刊

刘明武：让大家都来了解真正的中华文化

撰文／摄影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吴培锋

在于丹、易中天、刘心武等人品论传统文化红遍天下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却被广东珠海一位默默研究中华文化的工程师所吸引。
短短七八年间，这位工程师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文化与古典哲学研究文章(包括专著)；在《中国文化研究》《东方》《中州学刊》《人文杂志》《学术研究》等刊物上，他的文章往往会排在院士、教授、博士的前面；有相当一部分文章，被《中国哲学》《新华文摘》《光明日报》转载。5万字、8万字的文章，在前北京社科院院长敢峰先生所办的《教育世纪》上，竟然会一次性刊出，而且大都放在了头条。《中华读书报》以整版连续刊登他《读书读出的困惑》，香港中华书局破例一次出版了这个“外行”的三本文集——《打扫孔家店》《寻找元文化》《中华元典智慧发微》。一位工程师，在文化研究中能够达到如此境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现象。

不过，当我们想要让他谈谈自己的经历时，他却称自己“俗人一个，没什么好说的”，关键是“让大家都来了解真正的中华文化”。

这位工程师对中华文化的基本看法是：龙有龙文化，虫有虫文化；创造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是龙，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是虫，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华大地前后应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即育龙的文化与育虫的文化。

当下“国学热”风行全国，学术明星频现荧屏，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小学生穿汉服读经作揖……现象繁多、观点各异，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回归传统文化到底要回到哪里？我们将这位工程师——刘明武对文化的认识介绍给读者，目的就是多提供一个解读传统文化的视角，希望引起更多的讨论。

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在于文化落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挨打，“堂堂中华”沦落到了东也敢打西也敢打，而且谁都能打败的地步。为什么挨打？因为落后！为什么落后？因为文化不如人。——这是百年来的文化批判中的主流结论。

从“五四”以来，鲁迅、胡适等人就像黑旋风李逵抡着板斧向以儒家为首的传统文化排头砍去。礼教是“吃人”的，科举是培养孔乙己这样的酸秀才的，对于中医，鲁迅更是不客气地挖苦道：“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在上世纪20年代、80年代和近几年来三个时期，大量引入西方文化。

刘明武认为，这一结论有继续讨论之必要。如果说文化从根本上就不如人，那么，如何解释中华民族早期的、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先进？反之，如果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源到流没有发生过丝毫变化，那么，如何解释中华民族近代的落后挨打？

刘明武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即认识中华民族从文明先进到落后挨打的原因，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刘明武推荐大家读一读严复的《天演论·译序》。他指出，中华民族为何落后于西方？同样的思考，答案却有多种。胡适先生的答案、陈独秀先生的答案已被大家所熟知，但是严复先生的答案却被人们忽略了。

为何落后于西方？严复的看法是优秀传统没有得到正常的延续——祖先开其端，子孙没有续其尾；祖先拟其大，子孙没有专其精。先生的看法写在了《天演论·译序》里。

刘明武说，严复想通过书中东西文化的对比告诉大家的，并不是中华文化多么落后需要学习，恰恰相反，他想告诉大家，了解西方文化，“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晶莹”；西方科学中最重要的名、数、质、力四学，《易经》中早就论及，后来我们科学落后于西方，是因为后人没有继承与发扬。不过后来大家都奔着《天演论》去，对这篇序言却视而不见了。

“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是优秀的文化？

“比，可以知长短”。刘明武将中华源头文化古希腊文化作出比较，进一步证明严复的观点。

古希腊文化中首先出现的是神，先是一个神，又是两个神，最后是一群神，而在源头的中华文化中，首先出现的是人，这个圣人，那个圣人，三五成群的圣人。

神名下所记载的是战斗的战绩——伊阿宋名下记载的是战绩，帕罗普斯名下记载的是战绩；圣人名下记载的是发明创造的功绩——燧人氏名下记载是钻木取火的功绩，有巢氏名下记载是构木为巢的功绩，女娲名下记载的功绩是炼石补天，伏羲氏名下记载的功绩是编织网罟。

此外，中希（腊）两个民族都重视火的利用，所不同的是，古希腊的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神那里偷来的，而中华大地上的火，则是燧人氏用智慧从木头中钻出来的。

刘明武认为，崇尚有智慧的人而非战神，崇尚发明创造的功绩而非战绩，这是在中希(希腊)文化对比中中华文化显示出的两大特色。如此特色的文化，显然是不输于人的优秀文化。

在刘明武看来，正是这种崇尚智慧与发明创造的“道器并重”的文化，构成了中华元文化的精髓。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器具之器可以与之相并列，道、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孕育出了一个崇尚道理且又善于发明创造的中华民族。

真正的中华文化失传变质了？

那么，为什么优秀的源头文化，到后来却孕育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

刘明武认为，中华文化有源、流之分。源流文化之间曾经发生几次重大变化。几次重大变化之后，中华文化遭遇失传与变质，形成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清源浊流。

刘明武是这样划分源与流的：一、源头的中华文化即中华元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二、儒、道两家的文化是“重道轻器”或“道器分离”的文化；三、董仲舒以后的文化是“伪道无器”的文化；四、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是“寻道找器”的文化。老子视器为动乱的根源，主张完全抛弃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老子那里变成了“重道轻器”的文化。从此，器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逐渐消失。中华文化在老子那里，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

圣人动口又动手，动口讲道理，动手造器具，这就是“行而论道”。“行而论道”是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的行为方式。到了孔子那里，“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变成了“坐而论道”。在神农氏这里，务农是圣人之事，而到了孔夫子这里，务农成了小人之事。中华文化在孔子这里也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

中华文化质的变化发生在董仲舒这里。董仲舒改变了道的概念，将“一阴一阳之谓道”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以“阳为阴纲”为基础，演化“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三纲”又演化出了“三大不讲理”——“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三纲”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是根动本性的。“吃人”文化、落后挨打的文化均始于“三纲”，始于“三大不讲理”。

“孔家店”应该打扫？

对孔子的看法，成为传统文化热衷争论的中心。刘明武对此的观点是，独尊儒术之后的“孔家店”，实际上只是挂了儒家的招牌，店里的货却大都是冒牌货。

他举例说，“三纲”，“愚忠愚孝”，“男尊女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寡妇不能改嫁”……这些都是挂孔家招牌的冒牌货。《礼记·昏义》里明确记载着，新郎新娘喝完交怀酒，夫妻关系从此“同尊卑，共相亲”。

他认为，对“孔家店”，我们应该打扫而不应该打倒。就好比有人冒充“同仁堂”造假药，正确的态度是打造假者，错误的态度是去打“同仁堂”。“打倒孔家店”的鲁莽与荒唐，恰恰如同见假药而去打“同仁堂”一样。

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

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大多以西方科学为标准。刘明武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不同的文化间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文化对比，应该重视的是文化背后的不同智慧，而不应该用之间的差别相互否定与嘲弄。地球从形成那天起，就有东、西半球之分；人从形成那天起，就有东方人、西方人之分；黑头发与黄头发、高鼻梁与低鼻梁、黄皮肤与白皮肤，差异是天生的。同样是吃饭，你创造了刀叉，我们创造了筷子。同样是面粉，你烤出来面包，我们蒸出来馒头。

不同的文化，含有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标准。刀叉有刀叉的标准，筷子有筷子的标准，面包有面包的标准，馒头有馒头的标准，两种标准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不能相互否定。同样的道理，中文与西文、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医与西医，其标准是本来就不同，如果以一方的标准去否定对方，是非常荒唐的。

他认为，文化交流是必须与必要的。但交流者有高明与低俗之分，高明的交流者会在不同文化背后发现不同的智慧，低俗的交流者会利用文化中的差异来相互诋毁。

“告别传统文化者喜欢西方标准，那么我就说一位西方人的话：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是大哲学家罗素所说的话。”

访谈

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周易》中国古代，大到天文、医学、数学、军事，小到围棋这样的游戏，都起源于阴阳、八卦的原理

记：作为有一个工程师，你研究中华文化的缘起是什么？

刘明武(以下简称“刘”)：(上世纪)90年代，我发明了一系列外用的中成药，例如治疗颈椎病的“寒痛定”，例如在“驱风油”基础上制出了驱风、驱湿、驱寒的“三驱油”，效果特别好，但审批之路比蜀道还难。我想，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领先于世界的文明，祖先到底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怎么生活的。总之，想在文化上找出根源。这一来就是十几年了。

记：你认为中华文化的源流是优秀的，那么这个源流具体由什么构成？

刘：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周易》，在阴阳，在八卦。儒道两家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儒道两家的经典皆以《周易》为首，这就说明了《周易》在文化中具有根本意义。

《周易》也是重要哲理与至理名言的发源地，诸如阴阳合和、阴阳交错、物从其类、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易穷则变、革故鼎新、尚象制器、道器并重、损益互补、彰往察来、革命、和平，这些哲理与至理名言均发源于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条哲理，就是从六十四卦的第一、第二卦演化出来的。

在中国的古代，研究卦的是一流的哲学家、军事家、建筑学家、医学家；在今天的西方，研究卦的是一流的数学家，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传教士。所以优秀的中华民族子孙应该重新认识卦的文化意义，不能把卦的诠释权全部交给算命先生。香港、台湾新闻界把假新闻称之为“八卦新闻”。广州把长舌妇命名为“八卦婆”，简称“八婆”。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没有文化的无知行为。试想一下，如果八卦的意义仅仅体现在胡说八道上，南韩会把卦放在国旗上吗？人家把卦放在国旗上，我们自己把卦摆在地摊上，嘴上还肆意贬低糟蹋，这样是对不起文化之源的。

记：王小波先生说那些信奉“中华文化将拯救全世界”的新儒们是手淫中华文化，意淫世界文明。据说你还曾因为对传统文化看法不同，想和王小波讨论？

刘：王小波与我年龄相仿，经历大体相似，我也喜欢他的杂文随笔。他针砭时弊的文章，我大都赞成，但我不赞成他对中华文化的评价，他仍然延续了五四的思路，把阴阳五行归到邪教里去了，抛弃中华文化，这是不可能的。为了与小波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我下了几年功夫查阅资料，遗憾的是他过早地过世了。

记：王小波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类似的看法深入人心。如果你要和王小波讨论，你会怎么说服他？

刘：首先，对我们的文化不是什么告别。江河再长也不会告别源头，大树再高也不会告别根本，一个民族可以告别对本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吗？中华源文化的先进不必多言；世界民族之林中，也没有因告别优秀民族文化而创造成功奇迹的先例。

在这个前提下，该怎样传承我们的文化？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传统派维护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的观点，是回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回到我们祖先道器并重、行而论道、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

儒家文化仅仅在2500年这个位置是中华文化孕育出老子孔子，而不是老子孔子孕育出中华文化

记：台湾被认为是研究传统文化比较好的，你的看法是？

刘：台湾局限在儒家。我呢，一定要找到源头，中华文化5000年，而儒家文化仅仅在2500年这个位置。是中华文化孕育出老子孔子，而不是老子孔子孕育出中华文化。早在老子孔子之前，中华文化已经光辉灿烂了：历已经有了，宇宙观已经有了，价值观已经有了，尽善尽美的音乐已经有了。

记：你对董仲舒力加批判，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又怎么看？

刘：焚书坑儒是物质上的毁灭，崇尚的是“胜者文化”。董仲舒却是精神上的摧残，催生的是“官家文化”。物质毁灭可以重建，但精神上的摧残，却极难治疗。从此，中华民族就开始患上了“慢性病”，最终导致了落后挨打。

记：中华文化在董仲舒之后变成“伪道无器”，那怎么解释唐诗宋词的伟大成就，还有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大是宋朝诞生的。

刘：《周易》的精神，后来只在文学中继承了下来。而哲学上，已经成为“伪道”。所以，上古发明创造者成王成圣，而后来虽然有那么多发明创造，但发明创造的地位却都非常低。

西方现代科学已经显露出两大缺失既要看马路多宽，高楼多高，也要看你培养了什么精神状态的人。

记：说中华文化，必然要说到西方文化。你又是怎么比较这两者的？

刘：在中华源头文化那里，几个民族合伙回答的问题，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就回答了；一个民族分阶段回答的问题，我们一次就回答了。例如，一个民族，要称得上优秀二字，必须要有历法。欧洲用的是太阳历，希腊阿拉伯用的是太阴历；我们一个民族创造了太阳历、太阴历，形成现在的阴阳合历。

西方讲究的是逻辑推理和科学实证，而我们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西方现代科学已经显露出两大缺失，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关注的是具体具体再具体，精细精细再精细，但是它忘了整体。经济不是最终衡量一个民族复兴的终极目标，关键的问题还是像杜维明说的，不要看马路多宽，高楼多高，而要看你培养了什么精神状态的人。他还是把经济和精神对立起来了，我说，既要看马路多宽，高楼多高，也要看你培养了什么精神状态的人。

就是说，科学技术是要的，但必须考虑人类的终极发展。

记：现在传统文化很热，像现在于丹、易中天这种传播，你有没有关注？

刘：他们讲的是文学，不是文化，文学源于文化，但它不等同于文化。有人不是批于丹嘛，我一再讲，不要批，讲不好可以再讲。让人知道《论语》、知道《庄子》，就是了不起的贡献。但是，这些离文化还相当远。讲文化不不是讲一两本典籍，不是讲一两本典籍中的几个句子，而是要学会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人生，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解答问题。

记：于丹通过电视传播，观众是被动地来接受经过她咀嚼过的观点。而你是自己研究的，你觉得被动接受和自己来研究有什么不一样？

刘：为什么现在读十几年出来，还没学到东西呢？过去不叫上学，叫求学。深山求学，学三年出来，文能安邦定国，武能调兵遣将，《周易》里有“蒙”卦，启蒙就是从这里来，它的教育方针就是“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教育就是他愿意学我才教，而且不教三遍，教了三遍还记不住，就没法教了。

记：现在有一些小学生读经的，你知道吗？

刘：怎么会不知道？我特别留心这个的。不是不可以读，读是可以的，问题是读经以后怎么办？还是应该读出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认识方法。现在就是读到《论语》，作揖、穿汉服什么的居然都出来了。也不是不可以，孔夫子说“礼可以损益”，意思是礼和衣服可以增减、变化，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找出如何做人做事的规矩、智慧。

记：这样一些形式化的东西，其实能让大家对这种文化产生亲近感，然后才有可能去了解它。

刘：所以我说，读经也是必要的，但最终还是要从经里读出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三皇五帝的行为方式是“行而论道”，孔子老子这里是坐而论道。行而论道，才更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众说国学

国学从根本上看，是立国之学。从过程上看，是育国之学。从现实生活中看，是一国国民必学之学。从区别标准上看，是此国与他国不同之学。　——刘明武

其实“国学”者，只是“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并非只此一家的学术。正如今日所谓“国乐”，早有着“胡乐”以及“印度乐”的成分，成分比例也很重。　——曹聚仁

“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有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研究所分别标明是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　——朱自清

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舒芜

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和主导者一直是官家，是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儒、释、道、法家等不同的比例，综合创造出官家文化。　——吴思

“国服”真能加强民族认同吗？我觉得那帮学者先别嚷嚷着做广告，还是来一次有说服力的实验，自己穿穿试试。　——李开周

专家评论：

皮介行

(台湾《环球》杂志主编)

刘先生以《易经》太极、阴阳之理念为核心，寻找元文化，寻找真正中华文化之精义，非常有精到而有震撼力。

刘明武先生心地善良，志业高远，但我觉得此种推理方式过于简单，过于价值主导，过于自我中心，恐怕不合《易经》“曲则能成”、“唯变所适”的思维模型。

阎纯德

(原《中国文化研究》主编)

刘明武对文化的研究是独特的，首先是不与人雷同。我说的雷同不是说研究的对象，而是指研究的内容和得出的结论。

刘明武的研究方法有独到之处。一般人研究《周易》研究的是《周易》本身，是“我”所理解的《周易》，或总结前人理解的《周易》。刘明武研究《周易》，是在世界经典对比中研究《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