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英国《卫报》4月5日发表文章，题目是“龙来了”。文章说，英国《卫报》资深记者、历史学家约翰·吉廷斯对以下一系列有关新兴的商业强国中国的书籍作出了评论。这些书分别是：《小心龙》(埃里克·杜尔施米德著)、《回到龙山》(史景迁著)、《中国宝藏：巨龙王国的荣耀》(约翰·钦纳里著)、《龙椅》(乔纳森·芬比著)、《龙和外国恶魔》(哈里·盖尔伯著)、《龙的崛起》(凯里·布朗著)、《制服巨龙》(杰克·佩尔科夫斯基著)、《硅谷之龙》(丽贝卡·范宁著)。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的龙既不会喷火也不会俘虏年轻女子：它是一种通常脾气温和的动物，为人们兴云布雨，令家庭多子多孙———龙凤呈祥代表着快乐的婚姻生活。

龙一共有九种；龙有九九八十一种变化；龙爱吃燕子；龙既可以化身巨大的水龙飞卷上天庭，也可以缩成桑蚕的大小。既有保卫神仙的天龙，也有守护智慧明珠的宝龙。龙有时也会不守规矩———道教有个神仙有一把斩龙剑———但它们总体上对人类是一种益兽。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龙的形象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夕，龙几乎成为出版商和发行部门必选的主题。这里罗列了8本与龙有关的书，在西方人眼中看来，这群动物张牙舞爪，大部分是红色的，令人畏惧。

历史学家费正清曾写道：概述中国是“我们八年级就应该学会的东西”，接着却要花一生的时间付诸实践研究。有关巨龙的陈词滥调层出不穷，根据费正清的标准，这意味着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缺乏认知下草率结论

埃里克·杜尔施米德描绘的龙最恐怖，他直白地警告我们要小心：尽管中国数世纪来被认为是“沉睡已久的古老巨龙”，但中国“在世界史中确实写下了血腥的一笔”。他的书的副题是《1000年的流血牺牲》，书中追溯到蒙古族人入侵欧洲。尽管杜尔施米德承认，这一时期不过延续了7个世纪，而不是10个世纪，而且蒙古人也并不是汉人———但我们仍然应该小心。幸亏中国明朝一位偏信谗言的年轻帝王下令航海家郑和返航，西方文明才得以侥幸留存。如果郑和继续向西航行，他也许能消灭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船，以及伊斯坦布尔的苏丹。

在中国经年累月的“混乱与屠杀”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了21世纪，封建帝王和可汗长久以来的追寻也许将在这个世纪实现，中国将会统治世界。毛主席会称赞这本书是值得研究的“反面典型”，以理解反华偏见为何不断深入，而这就是这本书将被阅读的方式———如果会有人看的话。

史景迁(他可能被视为我们今天的费正清)笔下的龙更令人同情。历史学家张岱从小在龙山长大，在1644年明朝灭亡后他又回到了那里(所以书名为《回到龙山》)，这个友好的地方紧挨着江南城市绍兴。张岱的一生正是明朝衰落的隐喻。张岱最后回到龙山，过着俭朴的生活，重新开始纂修明史。

浩荡历史让西方敬畏

和明朝的帝王一样，满清皇帝坐在龙椅上，龙袍上绣着五爪金龙。然而这种神秘的动物并不象征恐怖，而是代表在“四海之内”促进人民生活和福祉。
将大河比作龙也顺理成章。《中国宝藏：巨龙王国的荣耀》一书的首页，是一幅黄河的图片，好像一条巨龙，蜿蜒曲折地发源自偏远的青海省。

该书作者约翰·钦纳里执教约半个世纪，启发英国学生的思维，我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他撰写的这本书从权威的角度流畅地叙述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并配有丰富的插图。一直以来，佛教为中国最伟大的艺术赋予灵感，而钦纳里特别用一个章节讲述了四川的大足石刻，石刻的脸有的像人，有的像佛，古怪而栩栩如生。

相对于中国文化，乔纳森·芬比撰写的《龙椅》一书更关注中国的历史。150多名皇帝曾登上龙椅，在这本书里几乎都有涉及。芬比像记者一样对历史上的奇闻轶事十分敏感，尽管后朝记载的这些故事并不那么符合史实。《龙椅》一书中还包括了一些关于皇帝与后妃、绘画与瓷器、威武的武士和外国敌人的图片。

孤立中国必蒙受损失

哈里·盖尔伯在《龙和外国恶魔》一书中，呼吁我们不要孤立地看待中国，而是要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其他国家与团体在中国的利益不断变化，正如中国在不同时期也对它们有兴趣或兴趣不大。在西方商业帝国主义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前，清朝因早期的过度扩张和人口对土地造成的压力备受困扰，因而更倾向于闭关锁国。盖尔伯援引康熙大帝的话警告说，在未来的几百年或上千年里，中国将在与西方国家的摩擦中受到威胁。

盖尔伯的著作信息丰富，包罗万象，而且他新书的简装版价格也比较低廉。凯里·布朗撰写的《龙的崛起》售价令人咋舌，但同样反映了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兴衰史。这本书研究了中国对内与对外的投资，开头是一段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生动描述，提醒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有18个世纪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认为，未来取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程度。

中国发展“处于青春期”

今天，中国龙让人更多地联想到企业家而不是皇帝，美国商人杰克·佩尔科夫斯基认为，他已经学会如何制服它。《制服巨龙》一书的副题是《我如何在中国建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佩尔科夫斯基说，任何忽略中国市场的公司未来注定只能是二流公司，而关键是要寻找到合适的中国经理———并不一定是那个英语说得最流利的人。佩尔科夫斯基出身匹兹堡一个蓝领工人家庭，他对中国人辛勤的工作状态印象深刻。他还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也许更有动力开发新的节能技术。

佩尔科夫斯基与其他许多西方商人一样，看待中国的视角结合了洞察力与傲慢。他对初来乍到的人建议说，如果你喝到的咖啡跟你要求的不一样，或者你的饮料里没有搁冰块，不要小题大做。事实上，中国仍然“处于青春期”。

在《硅谷之龙》一书中，丽贝卡·范宁与十几名这样的“青春少年”进行了讨论，他们全部是中国高科技革命中涌现的成功企业家。她的采访扣人心弦且发人深省。她所有的受访者都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或文化大革命前，大多家境贫寒，或父母下乡插队。一些人曾在硅谷或美国其他地方求学，但美国风险投资家正争相寻找的最新一代技术革新者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编辑：刘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