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寒春暖，酸辣苦甜；两颗心的碰撞，一脉情的缱绻；富士山高渭水长，伉俪在人间……
——题记

洞房花烛夜

麦苗儿的清香驾着晚风潜入户户农家，杨树叶儿唰唰地响了起来；鸡已上了架，间或有几声狗叫—— 一九四九年农历四月的渭北油槐街，进入了又一个迷人的夜晚。在黄记诊所里，一件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着：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上茅房，归来时却有意把大女儿西英甩到了后边。待她赶上来，房门已关死了。她喊，她叫，她掀，她砸，统统无济于事，于是只好斜在门框上，嘤嘤地啜泣起来。也难怪母亲如此狠心，她已经出嫁三天了，怎么能老和妈妈呆在一起呢?
对面屋门“吱呀”一声响，他出现了。“你的，别哭；你的，来呀！”他招手，她不动。他轻轻地走过来，大胆地抓住她的胳膊，她触电似地一抽，遂之全身都剧烈地抖动起来。“你的，别怕；我的，会给你幸福！”他的汉语说得并不熟练，但充满着体贴和温暖。半推半就，她终于来到了他的房间。
这就是结婚么？一种新鲜奇妙、多少有些恐怖的东西撞击着她的心灵。以前，她把年长十余岁的他是当做大哥哥看待的，她知道他不是中国人，也知道他的原名不叫黄成功……
那还是在临潼城关西街居住的时候。房东的儿媳妇惠芳患“血山崩”，久治不愈。一日，母亲陪她走进了对面他租住的屋子。话语是不通的，好在能写字，方块字架起了感情的桥梁。你一句，我一句，写来写去，一张纸写满了，意思明白了，人也熟识了。他精心医治，惠芳的病很快就好了。不久，又是他，把得了小儿伤寒的三弟济生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不用提一家人多么感激了，父母亲便收他做了干儿子。父亲有本《中国四大民族英雄》的小册子，他借去读了，感慨地说：“四位英雄，郑成功，我的最崇拜。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父亲说：“既然你崇拜他，就起个中国名字，叫成功吧。”他很兴奋：“那我的，就随您的姓。”就这样，他有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黄成功。从县城逃出来以后，他负担起养活他们全家的重任。她也辍学回家，跟着他行医。他看病，她取药；他出诊，车后就带着她当翻译。他教她、疼她、帮助她，在外面得到糖呀果呀，也没有忘记带回家来，悄悄地送给她……
想到这儿，心窝里就暖和起来。她羞答答地抬起头，却又碰上了他那柔切的目光，不禁两腮发烫，连脖子根都飞了红。
面对眼前这个姑娘，他的心又怎么能够平静呢？……
在日本，他是有过珍贵的初恋的，但那很快就过去了，成了一段不忍回思的记忆。他出生在群马县邑乐郡大个野村一个蚕农的家庭，毕业于日本兽医专科学校。一九四三年夏天，他被抓了“壮丁”，背井离乡，来到了中国。日军投降后，他所在的病马场，被国民党胡宗南属下的骑兵第二旅接收。一声声“沙油那拉”，伙伴们都回国了，他却被留下来掌管药品，传授技术。按他的话说，他是糊里糊涂被留下的，所以就把中岛正男的名字改成了涂正男。跟随骑二旅，他进了潼关。有一次，几匹马病得厉害，竟无人照管。他去找连长，连长嫖女人去了。第二天一早部队集合，眼泡胀胀的连长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重重地挨了涂正男一巴掌。扭打到团长跟前，团长哼哼哈哈地两边抹了抹，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了多起，他对这个军队就完全失望了。原来讲定只留用一年，一年满了，却不放他回国。他开始逃跑，可一连三次，都被抓了回来。部队在临潼驻扎期间，他结识了黄家。是黄家，给了他这个异乡人以家庭的温暖；是黄家，帮助他逃出了国民党军队—— 一年前，总部派他和一个张副官前往朝邑为几匹受伤的战马拔子弹。途中，张副官得了爆发性火眼，留住临潼。他从朝邑归来，张副官已提前回去了。天赐良机！此时不走，还等何时！黄家伸出了友谊的双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们悄悄地离开了临潼县城……
如今，黄家又把聪俊秀丽的大女儿许给了他。他打心眼里喜欢她，也由衷地同情她，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她多么需要保护、需要温暖呵！当然，也算天公作美吧，他们的结合也有许多客观上的因素：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查户口是家常便饭，他的口音带来了好多麻烦。像一艘小船儿，必须有一个可以躲避风浪的港湾。黄家需要他养活，他也需要黄家来安身。爱情和命运，把他们拴到了一块。
啪一声，油灯欢喜地迸了一个花儿。她赧赧地望着他那宽宽的脸膛，他轻轻地抚着她那纤细的双手。没有新房，没有新衣，没有新床，没有新被，只有他和她。“你的放心，我的会给你幸福！”春夜，多么美好的春夜呵，两颗异国青年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艰难困苦时

谁要把生活看成是一块巧克力，谁就是天下第一号白痴。他们婚后不久，灾难就降临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他们从油槐搬到了交通方便的阎良。诊所开张了，病人愈来愈多，超过了阎良街原有四家诊所的任何一家。卖石灰见不得卖面的。一九五一年三月的一天，有人打着镇上“医师会”的旗号，莫名其妙地宣布黄记诊所停止营业。风言风语也传开了，说黄成功是“日本特务”，是“一贯道”。压力如山，父母亲动摇了，他们先是劝，后是逼，让女儿和丈夫离婚。“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黄西英爱得执着而坚定，她哭着说：“我不离！他到咱家后，除了看病，和谁都没有啥来往，也从没干过坏事情，他是个好人，我相信他！”于是，曾经把黄成功收为干儿子的父母亲，竟做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撵女儿和女婿出门！一床旧被，一条破褥（连个纸箱都不给），外加二百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元）的债务——这就是分给他们的全部家当。数九寒天，她抱着不满半岁的儿子，他背着小小的铺盖卷，顶着刺骨的北风，出走了。
茫茫世界，哪里是他们落脚的地方？！走呵走，在阎良北原坡底村附近的一条山沟里，他们发现了一面无门无窗，顶上还有个大窟窿的破窑。借个草帘一挡，再用个棍棍一顶，这就是安身的“窝窝”了。白天，他给附近的村里人拉拉土、帮帮工，晚上就偷偷地出去看看病，换得点粮食，养家糊口。这条沟是远近有名的“狼沟”，一到晚上，野狼出没，呜呜地嗥叫，令人毛骨悚然。他出去了，她就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不回来，她不睡觉。外面一有响动，她就赶紧给锅底添一把火。那里边，有给他留的饭：一碗玉米糁，两个黑面馍。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寒窑清寒，是生活的炼狱，是感情的考验。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情义的。黄成功妙手良丹，医惠绵绵，曾经使不少人重获新生。如今，他和她身陷困境，附近群众便伸出了一双双温暖的手：送衣、送鞋、送馍、送面……那年腊月，他们囊空如洗，母亲又来逼还债务。他想了想，说：“走，我的拉琴，你的唱歌，咱们到耀县讨饭去！”铺盖卷好了，孩子背上了，正要出门，农民任贵善来了。老任问清情况，就让人看住他们，自己跑回家，粜了粮食，把钱送了来……
第二年春天，政府才允许老黄重新开诊，可只准看牲口，不准看人。六月，他们从沟里搬了下来（几天后，那破窑就坍塌了）。牲口越看越红火，生活也大大改观。父母亲又来投靠他们了，先后把三个儿子都送来跟他学医。他不计前嫌，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教他们。他们一个一个地出师了，后来都成了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一九五九年，县上兴办家畜病院，他们服从政府调动，撇下自己的诊所，举家南迁。
中国的运动没有完，人民的灾难就没有完，他们当然也不能幸免。十年动乱中，他，当年的一个没有打过仗的日本兽医，竟突然被擢升为“侵华大战犯”。于是，揪斗、抄家、挂牌子游街……起初，黄成功不理解：你们中国公民搞运动，我一个日本侨民，没当过官，没掌过权，凭什么挨整？她给他宽心：咱没做过坏事情，咱心里实在！可实际上，她比他更吃力，几天时间，就愁得白发斑斑。外边一呼口号，她就提心吊胆，浑身打颤。他的工资扣得每月只剩下三十元，七个孩子，最小的刚会挪步，可以想像，生活是多么艰难!她保持着这个家，更担心着他的身体。他游街归来，脚上磨出了血泡，她给他擦洗、上药：虽然家境窘迫，她也东索西借，做一点他爱吃的米饭……
真正的夫妻不在于同欢乐，而在于共患难。他和她，手拉手走过了艰难的岁月，奏出了一曲弥足珍贵的情感。

心心复心心

从结婚成家那天起，黄成功就把自己的一切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双手奉献的，是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是一颗火红炽热的心。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关中农村，不少大家畜患有不孕症，被称为“差差”牛马。多年来，黄成功着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总结出一套名为“洗”的治疗方法，效果十分显著，许多从来不生育的牲口，都令人高兴地做了“妈妈”。他把治疗经验写成书面材料，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仅这一项，给群众带来的财富，就无法计算。“洗”起来并不轻松：冬天，得照样脱了衣袖，将整个手臂伸进牲口的肛门，一把一把地掏出粪便，进行摸诊；夏天，也依然得围上皮围裙，蹬上高靴子，上头晒，底下燠；满头汗，浑身水。老黄对工作历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正像群众说的那样：“黄先生把牲口看得和人一样，认真得很，敬视得很！”六十年代，他先后伤了左眼、折了右腿：那年春天，他给一头病牛做腹腔手术，一滴含有葡萄状球菌的脓汁迸入眼中。先是眼睛，后是颜面，到晚上，整个身子都肿了。从此，左眼失去了先前的清亮，变得混浊起来。那次他休假，打算修缮一下厨房，刚登上去，门外就闯进一个人来，失急慌忙地喊：“黄先生，快，我的马不行了！”老黄一听一急，就从空中栽了下来，九天九夜屁股不能挨炕……
最能理解丈夫事业心的，当然是妻子黄西英了。平时，热了送茶，冷了添衣，粗米淡饭，却做得有滋有味。他伤了腿不得动弹，促他翻身，她的手掌都磨出了血泡……老黄闻名县内外，草滩农场、铜川运输社曾多次请他出诊。她补衣烙馍送他走，倚门翘首望他归；一去多日，她管孩子、理家务。他教她医术，尤其于妇产科，村上有人要生了，都来请她。家里来了病人，她就是他最理想的助手。她教他汉语，帮他改文章顺句子；他教她日文，一词一句，格外耐心。如今，她已能用日语进行一般的日常对话了；日文信件，也大体上能够看得懂。困难时期，国家对外国侨民进行特需供应，每人可领五丈布票，每月还可买五盒大前门、一斤白糖、一条肥皂。老黄只要了一丈七尺布票，并说：“中国老百姓能过去，咱也能过去。”他征求她的意见，她支持他，却佯嗔道：“跟着你啥光都沾不上！”说毕，两个人都笑了。
每一个了不起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在这个“中日友好”的家庭里，他和她，珠联璧合，称得上是别具风格的“司马相如卓文君”！

天涯情殷殷

那是在七十年代的第三个春天，他们突然收到了一封异国来信。他一看信，脸色陡变，敛了笑容，没了言语，饭也吃不下去了。她好生纳闷，要过信来，只见信皮上首写着：“日本国琦玉县川口市弥平 栗山三佳”；下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潼关外交口家畜病院 黄成功”。“潼关外”显然是“临潼县”之误。那么，这个“栗山三佳”是谁呢？让我们随着黄西英的目光读读这封信吧：
“……战争一结束，我就找政府要人，他们说你死了。我说那就该有个证据呀，人家的亲人阵亡后，还拿回个骨灰盒，我父亲的骨灰盒在哪儿？他们没法回答。去年日中建交，天大的好事呵！我又去找政府，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他们终于打听到了您的情况。得到您还健在的消息，我们全家人高兴得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他泪流满面地告诉妻子，三佳子是他的女儿。走时，可怜的孩子才五岁呵！老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还能收到远在故乡的亲生骨肉的来信！
听了丈夫的叙说，黄西英也不禁扑簌簌落下泪来。过去，她只知道他有过爱人，却不知道他还有个孩子。也难怪他呵，到中国来当炮灰，生死难料，他是把妻离子散的痛苦深深地埋在了心底。“我以为她怕早已不在人世了……”老黄喃喃地说。“别说了，快写信吧，告诉三佳子这里的一切。”西英抹了一把泪水，劝慰丈夫。他点点头，找来了笔和纸……
从此，远隔重洋，鱼雁不断。每封来信，他们都在一起一字一句地读下去——
“……失去父亲的孩子是多么痛苦呵，那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多亏了那些好心的大叔大婶们，他们关怀照顾我，使我才有了今天，我诅咒一切战争！……”
“……数日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陆续播映了实况，我没有一次不收听不收看的。日中两国能够和睦相处，这对身在中国的父亲和在日本的您的长女来说，都是实在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们的房间里，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在‘西安’附近，我们找到了‘临潼’。小女儿用铅笔在下面重重地画了两个红杠杠。好说：‘呵，爷爷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思念父亲，要是闭上眼睛，一下子就飞到父亲身边，哪该有多好！……”
“……我们的朋友大熊要去中国旅游，我让他给父亲带去几盘磁带。其中一盘，录下了我们全家的声音。你们听了以后，会高兴的！……”
这盘磁带很有趣，一家四口欢欢喜喜地向中国亲人汇报各自的年龄、身高、体重、爱好……满腔深情，一串笑声。他和她不知听了多少遍，每听一遍，他总要高兴得流下泪来，而她也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你的家乡好不？”一日，她问他。
“好的。有高高的赤城山，有清清的大利根河。那是日本有名的河呀，小的时候，我的常去河里游水、捞鱼、捉螃蟹。”
“那你不想回去吗？那边有亲生女儿，生活也比这边好。”
他沉默了，半天无言语。
一九五三年，日本政府曾发出通告，敦劝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军人回国。当时他们正处在艰难时期，他考虑再三，放弃了回国的机会。他不忍心撇下她和孩子呵！他要是一走，她们娘俩可该怎么生活呢？他已经饱尝过一次分离的痛苦了，实在不愿意在受过伤的心灵上再插上一刀。
如今情形不同了，女儿来信，朋友来信，日本政府也来了信，都说他只要回去，吃穿住啥都不愁，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可他走得了吗？来到中国已经四十多年了，这里有朝夕相处的好乡亲，有健康可爱的儿女们，还有她——患难与共的好妻子，感情太深了呵，如果回去，他会想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他告诉她，他不回日本了，但有两个心愿：一愿女儿能来中国，临老前见上一面；二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和过去一样，她当然理解了他。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的教科书中，把对中国的侵略，篡改成“进入”。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黄成功立即给本国政府写了一封抗议信。九月，他和她来到了西安人民大厦，参加陕西省电影公司为中日合拍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举办的首映式。那篇讲话稿，是他和她共同写成的：“……我再一次要求日本文部省将教科书中篡改了的部分修正过来，从而教育日本青少年，懂得真正的历史……”
去冬，黄成功已光荣离休。儿女们工作在外，他和妻子在家里读读报、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当然也养养猫儿狗儿的，过着恬静愉快的田园生活。前不久，三佳子来信，说她正在申请，很可能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全家来中国探亲。这是一个喜讯，他和她商量着、忙碌着、准备着……
愿他们和女儿一家早日团聚！
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象高高的富士山、滔滔的渭河水一样万古长青！

（原载1985年2月24日《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