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养父母一生没有孩子。大姐是领养的，二姐是抱养的，我这个儿子，是上世纪60年代初过继的。那时，我的从事医务工作的父母因公事繁忙，将我托付给时已46岁的养母看管。而后，比我小三岁的妹妹，也送到了养母家。7岁那年，父母要接我回镇上上学，养父母哭着舍不得让我走。看到这种场面，父母亲于心不忍，遂答应将我的户口转到农村养父的名下。妹妹也由于养父母的疼爱，不愿回镇上，以至于随我称呼养父母为大、妈。

我小时候最喜欢穿的上衣，是养母亲手制作的黑色粗布衣。养母心灵手巧，农村妇女一般的手工活，她样样都做得精致到位，纺线、织布，常常到半夜三更。那时织的土布，是白颜色的，养母和大姐、二姐用一大缸染料，将白布染成黑色和蓝色，用棒槌在青石板上捶平，然后再给家人做成衣服。70年代中期，我考上了中学，每周三、周六下午都要回家背馍。为了让我吃好点，养母总是让二姐给我烙一个麦面锅盔，咸菜瓶里总是要泼上辣子油；而我每次临走时总是偷偷将锅盔留下两三块，又悄悄拿几个包谷面蒸馍放在布袋里。

我的婚礼是在养父家举行的。爱人是位民办教师，养父母将她女儿一样看待，之后每遇周末，我们一起回家，养母总是给我们变着花样，不是包饺子、摊凉皮，便是漏鱼鱼、擀面。尤其到了冬季，养母总是早早给我们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有几次我一进门就看见养母在我们房子的炕洞门前，深深地弯着腰，忍受着浓浓的柴烟，用木杈拨挑着燃烧的柴禾……

在养母72岁、养父73岁那年，他们又看管了我的女儿。当时我和爱人都分别在西安上学，在女儿生下来45天的时候，我们就把她送回了养母家。养母、养父还有二姐，是靠着羊奶喂养女儿的。每次养父挤的鲜奶，养母都要用纱网过滤；煎开后又怕烫着，又用凉水冰温，然后喂到女儿嘴里。1987年夏天，当我和爱人双双毕业的时候，一岁半的女儿已会跑会说话了。此前，二姐的四个儿女也都是养父养母看管大的。

养母没有文化，却拥有一般妇女不具备的绝活：正骨，也就是农村人常说的“捏骨匠”手艺。养母的手艺，在方圆几十里有名气。家里经常有人来求治，有三四十岁的壮汉，有三四岁的娃娃，有拧了腰的，有崴了脚的。不管什么时候来，养母都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很快操作起来。对那些娃娃，养母总是一边捏着，一边说着：“我娃不怕，一会就好了，长痛不如短痛，别哭别哭！”末了，又给瓷碗里倒上白酒，放些砸烂的葱根，用火柴点着，撩着黄黄蓝蓝的酒火，擦洗着患处，嘴里念叨着：“热酒活血化淤，葱根通四稍，火着完了，给我娃趁热敷上，很快见效！”养母的这一招也真灵，在那些年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养母曾免费为数以千计的乡间患者解除了痛苦。养母在80多岁那几年还常常为人正骨，我为她拿回的“红花油”、“风湿油”，她都几乎没有用过，都用给了来求治的四邻乡亲。

养母的生命力很强。88岁“米寿”的时候，还头脑清醒，腿脚灵便，衣食起居自理。之后几年，身体就不如以前了，记忆力减退，认不清人，起床走路颤颤巍巍。我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养母洗脚、剪指甲，把好吃的喂到她的嘴里，走时她总是盼望着我啥时回来。90大寿以后，养母拿上了政府发给的每月50元的津贴。当我给她说这是国家给她的钱时，养母高兴得合不拢嘴。

养母与疾病斗争的精神令人钦佩。前两年曾因小病两度住院，我和姐夫、姐姐、妹妹轮换着守在她身边，稍有恢复，他就让我们扶她起来行走，催着要出院。养母的血色素化验为12克以上，超过了一般的年轻人，血压不高，脉搏正常。大夫对我说：“你妈强项多，没事的。”然而，去年秋季不慎摔了一跤，使养母失去了行走和生活自理的能力，服侍养母的二姐也累病了。于是，我们把养母接到了县上妹妹的家中。在县中医院做过护士长的姐姐买来了吊瓶，每天过来为养母打点滴；妹妹、妹夫侍候在床前，给养母喂水喂饭，洗脸擦身，端着大小便。经过三个月的精心照料，养母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年前，我们将养母送回了栎阳老家，苍天垂怜，她老人家顺利地度过了92岁生日。那天，女儿书写了内容为“一乡称寿母，九秩颂奇萱”的大红对联；躺在床上的她，看着妹妹送上的生日蛋糕，开心地笑了。接着，老人家又度过了丙戌春节，初一那天，我们兄弟姊妹都赶回兴隆村，看望老人家。初五傍晚，老人家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安详地合上了双目。

我的养父母双双活到了90多岁，家乡人说：这是老人一生行善助人的功德；还说：七八个姓凑一家，过得这么好，很少见哩！正月初七，我们依乡俗安葬老人。下午出殡时，灰蒙蒙的天空飘起了丝丝雪花。仪式完毕时，雪花骤然大了起来，呈纷扬铺盖之势，转眼间，广袤的秦川大地，穆然一片素白。

(原载2006年2月25日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