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重阳节，和往年一样，我同二哥一起，回乡下看望年逾九旬的养母。到家后，发现养母已病倒在床上。此前，养母患老年痴呆症已有多年，尽管已叫不上我们的名字，但总还能哭着说一些相对完整的话，如“我享我娃的福了，我没白抱我娃”等等，而这次，连张口都很困难了。于是，我们将老人抱上车，直奔城区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这是脑萎缩引起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好住在家中，边用药，边调养。我说，那就住我那儿吧。二哥同意了。
为了照顾起来方便些，我们在客厅为养母支了一张床，周围摆上兰花、海棠花。每天，当过护士长的姐姐坐车过来给养母打点滴；大哥专程从西安回来看望；二哥二嫂也常来陪养母；同学朋友闻讯，纷纷送来营养补品。我每天给养母梳头洗脸，喂水喂饭，擦身洗脚，翻身按摩，抱起来大小便……养母有时还有一点意识，老人家干净了一辈子，总怕自己尿在床上，稍有感觉就啊啊地叫，往往是将她抱起来后，却没有尿，如此这般，得反复多次；因机能衰退，老人大便密结，每次都得用手掏好长时间。人说老小老小，人老了，有时真跟小娃一样。我就常常像抱小娃一样，把养母抱在怀中，也像对小孩说话那样，说一些鼓励老人家的话。这时候，养母也往往会费力地睁开眼睛，慈祥地望着我，并吃力地伸出手来，颤悠悠地替我捋捋头发，拽拽衣角。每每这时候，我会将老人的手拿起来放在自己的手中，轻轻地抚摸，抚摸——望着老人瘦弱不堪的面容和稀疏的白发，眼泪禁不住地流淌下来……
在那粮食紧张的年代里，为了让我们能吃好，养母用一双巧手将杂粮野菜做成了美味佳肴，养母打的包谷面搅团、漏的鱼鱼、做的餄络，熬的玉米糁稀饭，“窝”的酸菜，是现在在一些所谓的“食府”里是吃不到的。为了让我们穿好，养母用这双勤劳的手，白天干家活，做家务，晚上纺线织布，缝缝补补，直到深夜。我忘不了，1969年的麦黄时节，一场罕见的冰雹，将麦田打成一片平地。养母带着我，拿着扫炕的小笤帚，将地里残留的麦粒一把一把扫起。我忘不了，夏夜里，养父用竹箔支起一架简易的凉床，让我们躺在上面看星星，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养母则操起大蒲扇，整夜整地为我们扇扇子，扇去了蚊虫，也扇去了酷暑。我忘不了，深秋时节，养父从栽种在庄子周围的树上卸下又黄又大的鸡心黄柿子，养母在锅里烧了水，“暖”一夜，晚上起来照看几次，第二天早上拿给我们吃，咬一口，甜如蜜。我忘不了，寒冬腊月，养母抱着柴禾，跪在那里烧炕，浓烟熏得她眼泪直流，而我们则有了一个暖融融的热炕上的冬天……我们在养母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了，而养母却日渐衰老，以至于如此……
养母不识字，但掌握了一手“绝活”，即为人正骨，在方圆数十里有名气。哪位乡亲腰拧了、脖子落枕了，谁家小孩胳膊脱臼了、腿脚崴了，都来找养母。养母从不求回报，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服务乡邻，直到干不动为止。
养母的脚是缠过的，行走不很方便。但就是依凭这双脚，她随着养父从商洛逃荒到陕北，又从陕北逃难到关中；从民国走到新中国，从合作化、人民公社，走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养母一生没有亲生儿女。我的二哥是从小被养父母看大的，当他到了上学的年龄要离开时，养父母很伤心，流着泪舍不得让走。看到他们难分难舍的样子，我父亲对养父母说：“我的儿子也是你们的儿子。”随后，真的就将二哥的户口从城镇迁到了乡下养父母的名下。之后，我也随着二哥在养父母家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尽管户口没有迁转。
2006年元旦早晨，养母突然昏迷不醒，呼吸微弱，看来老人家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刻，按照“叶落归根”的惯例，我们赶快找车将她送回家。也许是因为对那块土地的眷恋，养母到家后又清醒了，而且，以顽强的毅力，奇迹般地度过了她92岁的生日。丙戌年春节，我们兄弟姐妹都赶回乡下看望养母，我再一次为老人家洗脸、洗脚、擦身、掏便……正月初五晚上，家里打来电话，说养母不行了，等我们赶回去，养母已安详地闭上了双目，把一生的勤劳、智慧和善良留给了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的儿女们。
养母过世后，亲友乡邻们都说，养父母是享了我们兄妹的福，说老人家从最后一次病重到去世这三个多月时间，若没有我们的悉心照顾，人早就不在了。于是在葬礼上，养母的侄儿侄女们流着热泪为我们“披红”，到处传扬我们的“孝行”。可我觉得，在养母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也是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能够守候在老人家的身边，尽一个女儿的责任，是我一生求之不得的幸福。 （2006年5月10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