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只为一座山而专造一字可谓凤毛麟角,“峱”(Náo古山名,在今山东临淄一带)字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深层意义?其文化内涵与外延到底如何?近日,青州市组织有关人员先后赶赴南京、济南、临淄、潍坊等地,进行现场勘查、综合调研、图书馆查阅资料等系列工作。随着系列工作的进行,“峱”之释义、文化源流与内涵等初现端倪。
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并驱从两牡兮,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阳兮。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
———诗经?齐风?还
明朝大学士张居正认为“两肩”、“两牡”、“两狼”都是巨兽,该诗描写了猎人们在峱山间狩猎,共同追赶猎物,捕获后彼此礼让并相互夸赞的场景,展现了齐国的尚猎风俗及友好的田猎场面。
峱,从造字学来看,会意字,从“犭”从“丑山”,意思当为山里钻出来的一只丑犬,查阅字典,“峱”只有一个词语:峱山。史传,此山本无名,齐桓公当年狩猎于此,见一龙首怪兽,铜铃大眼,四足粗壮、似虎非虎、似犬非犬、似狮非狮,貌甚威猛,奔走如飞,附近百姓上言,此兽虽貌似凶猛,却善良,不伤害百姓。桓公遂以“山里钻出的丑兽”为旨造“峱”字为此兽命名,此山也遂作峱山了。这口口传诵的民间文学就成为今日阐释峱山的理论渊源。
从史料来看,峱山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文学价值。
一、“峱”字探源
既然峱字别无释义与词语,我们首先从造字学角度去寻根探源。
《诗经?齐风?还》是目前能查阅到的关于“峱山”的最早记载,另《汉书?地理志》载:“临甾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嶩之间兮。’师古曰:‘《齐国风?营》诗之辞也。《毛诗》作《还》,《齐诗》作《营》。之,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左山旁),亦作巙。音皆乃高反,言往适营丘而相逢于嶩山也。”许慎的《说文解字?山部》:“峱,山在齐地,从山狃声。诗曰‘遭我乎峱之间兮’奴刀切。段玉裁注:‘《地理志》引作嶩。’师古云:‘亦作巙’。王国维所著《水经注校》对峱字亦做出同样的解释:“《汉?地理志》引《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嶩之间兮。’注云:‘《齐诗》也。嶩字亦作峱,亦作巙。’”《经籍纂诂》之《御览九百九》还将“峱”写作“猱”:遭我乎猱之阳兮。”《集韵》对猱注释为“猱,母猴也。”
由此可知,峱、峱(左山旁)、嶩、巙为异体字,四者互相释义。而峱与猱相通之说,难以考据,因为猱即母猴,属于定论,如果是母猴就没有必要以山中的丑犬为旨造一峱字出来。嶩,从山从農(农),可知峱山属于植被繁盛之地。巙,从山从夔,意为山里有夔,夔也应是山里的那只丑犬吧?这夔又是什么动物呢?
夔为龙之一族。关于夔,争议不多,共识为:龙之一族,能兴风雨。
许慎《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史载“夔”的注释、掌故作出了详细解释:“卽魖也。(卽铉作神。疑神是。鬼部曰:‘魖,耗鬼也。神魖,谓鬼之神者也。’《甘泉赋》曰:‘捎夔魖而抶獝狂。’《东京赋》曰:‘残夔魖与罔象。’皆夔魖连文,可证。《国语》:‘木石之怪夔罔两。’韦注:‘或云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缫。或作(左犭右操右边)。富阳有之。人面猴身。能言。’《广韵》曰:‘山魈出汀州,独足鬼也。神魖,谓山缫之尤灵异者。’若《大荒?东经》云:‘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名曰夔。黄帝得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此兽也。非鬼也。薛注二京合而一之。恐非是。’)如龙。一足。从夊。(孟康曰:‘夔神如龙。有角。人面。’薛综曰:‘木石之怪。如龙有角。’按:从夊者、象其一足。)象有角、手、人面之形。云如龙则有角可知。故卝象有角。又止巳象其似人手。页象其似人面。渠追切。十五部。古假归作夔。乐纬云:‘昔归典协律,即夔典乐也。’《地理志》:‘归子国’,即夔子国也。”
从这段详尽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有人认为夔是山鬼,有人认为夔是龙首怪兽,有人认为夔是龙形人面,有人认为夔是乐政,但它与龙的渊源是无法割舍的,这点从夔字的造型上也可见一斑。
看来,峱与龙是难脱干系了,那么,这亦龙亦犬的丑兽长成什么样子呢?具有怎样的特质?如果该动物丑陋且没有寓意,如果峱山不具有某种神秘感。那么,“峱”这个字是没有必要专山专用的。当代文明中是否还留有峱的痕迹呢?如果有,对文化和文明的延续与呈递起了怎样的作用?
二、“峱”与“貔貅”关系考
《诗经?齐风》总共记载有关齐国风尚的诗11篇,峱山能被提及,可见当时颇有名气。对《诗经?齐风?还》的创作年代,齐鲁文化研究会王志民教授主编的《<诗经?齐风>研究》一书指出:《还》《著》《东方之日》《东方未明》4首诗,在既没有外证,又没有内证证实证否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其创作年代。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齐风》编入《诗三百首》的时间确定其时间下限。马银琴在《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一书中指出,齐桓公时代,周王朝进行了一次诗文编辑活动,在这次编辑活动中,《国风》中的大部分作品得到了采集和编定。由此推断,《还》《著》《东方之日》《东方未明》4首诗,包括其他7首诗,创作成功时间最晚不超过齐桓公称霸时期。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峱山之名得于桓公称霸以前,那么,“桓公见峱”的传说也非虚妄之语。众所周知,龙是原始崇拜的产物,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经不断演绎产生出众多版本,而且有“龙生九子”之说,“龙文化”已成为研究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峱与夔同属于龙之一族,它属于龙的哪一子呢?它的原型是什么呢?它的出现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齐桓公为什么对这状貌丑陋的怪物情有独钟呢?笔者多方考证,认为峱与传闻中的貔貅在外在状貌和内在精神上都具有诸多一致性。
(一)“貔貅”略考
貔貅是古代传说中一种瑞兽,是氏族图腾崇拜的产物,具有骁勇善战、勇往直前的性格特征,可称为祥瑞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利用貔貅与炎帝作战的故事:“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尚书?牧誓》记载了武王于牧野举行誓师大会的盛况:“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晋书?熊远传》则记载了熊远引兵作战之事:“今顺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大军后至”。由此记载可知,貔貅寄寓着积极进取、祛凶辟邪、武勇有力的美好期待。
随着时代演进,貔貅又被赋予了众多的文化内涵,成为龙崇拜的典范。南京市学者将其列为龙之第九子,南京市貔貅宫内墙壁上书:“貔貅在风水上用来辟邪、挡煞、镇宅,其威力是毋庸置疑的,相传貔貅喜欢金银财宝的味道,常咬回金银财宝来讨主人的欢心,故有言此乃招财之物。因此,貔貅具有极强的旺财功用。那么,峱与貔貅有哪些共性呢?
(二)峱与貔貅共性
1、峱与貔貅同为龙图腾崇拜的产物
伴随着人类最初自觉意识的产生,人类将支配自己所有生产与生活的自然力与自然物人格化,把它们变成超自然的神灵,作为崇拜对象顶礼膜拜。图腾崇拜就源于这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自然崇拜,即对某种自然物或现象固定化、格式化、形象化,在中国古代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龙作为图腾在中国有近万年的历史,如在辽宁阜新发现的距今8000年的红山文化堆塑龙、在河南濮阳发现的距今6400年的仰韶文化贝壳龙虎摆塑都是最好的证明。《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广雅》云:“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人们还将各类美德与优秀品质集中到龙身上。今日的女娲、伏羲等形象身上就很明显的留有龙崇拜的影子,诸多与龙有关的出土文物也宣告了龙文化的源远流长。
古青州,禹分古九州之一,因位属东方,以五行说东方属木,木色为青而得名。自远古混沌初开,这里就留下了先民们的足迹。诸多考古发掘也证实,这里是东夷文化的中心,留下了东夷首领活动的足迹,而东夷时代对原始图腾的崇拜与敬畏也在这里扎根。齐国,属古青州疆域内。郭墨兰先生在《齐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太昊(东夷部族首领之一),风姓,‘风’(風),从虫,虫在卜辞里与‘己’是一个字,是龙蛇象形。故太昊伏羲氏又以龙蛇为图腾。”由此观之,齐地也早有龙蛇崇拜的历史渊源。
青州苏埠屯出土商代夔纹青铜器上细腻的夔纹印证了关于龙的崇拜。另有西周初期折觥,觥体呈长方形,前有流,后有鋬,分为盖与器身两部分。盖的头端呈昂起的兽形,高鼻鼓目,两齿外露,长有两只巨大曲角,两角之间夹饰一个兽面,从头顶处开始在盖脊正中延伸一条扉棱直到尾部,颈部这段的扉棱做龙形,两侧各饰一条卷尾顾首的龙。盖的颈部以下装饰有一个饕餮纹面,在饕餮的头端加铸了两只立体的兽耳。纹饰通体分为三层,以兽面纹、夔纹为主纹,云雷纹为地纹。觥体后部有一鋬手,上部做成龙角兽首,中部为鷙鸟,下为垂卷的象鼻,圈足扉棱间饰回顾式龙纹。这龙角兽首含有峱的造型特征,是西周时期龙崇拜现象产生的重要造型。而1982年春从青州市谭坊镇马家冢子东汉古墓中出土、现珍藏于青州博物馆内的“宜子孙玉璧”,环与外廓间交互浅浮雕夔龙与乳丁共8组。出廓部分由透雕夔龙纹组成,纹中间透雕“宜子孙”三字,为国家一级文物。从上面雕刻的夔龙纹来看,古青州龙崇拜的传统一直延续着。
2、峱与貔貅外在形状上极为相似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引用郭璞注解:“貔,执夷,虎属也。按: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清稗类钞?动物?貔貅》则曰:“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辽东人谓之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故古人多连举之。”这意味着貔貅熊或虎身、状貌威猛。
后随时代演绎,貔貅被列为龙之第九子。关于龙之九子,说法不一,共识是,九应该是一个概数,是众多吉祥之意。南京学者在诸多文物原型基础上,找到了它的样子:龙首兽身,体型庞大,突眼獠牙。南京貔貅宫内墙上有其余诸子的介绍:“老大,囚牛。喜音乐,常被立于琴头。老二,睚眦。性好杀,所以立于宝剑、刀环、刀柄。老三,嘲风。好险,建筑殿角上的走兽是其形状。老四,蒲牢。形状似龙,性好鸣,即今钟提梁兽纽。老五,狻猊(suan平声ni上声)。形状似狮,喜烟火且好坐,所以坐于香炉器足上和佛座上。老六,椒(shu平声)图。形状似螺蚌,性好闭,铺首衔环装饰是其形象。老七,螭(chi平声)吻。好望好吞,即今之建筑屋梁上的兽头,又作鸱吻,可压火灾。”
承前所说,峱是山中钻出来一只丑犬,既然能独占一字,必应状貌威武,与山中龙虎等猛兽颇为相似,同时,又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也就与现流行的貔貅造型极为相似了。而时过千年,我们也终于能给桓公意念中的峱意象做一个定位了:龙头、狮虎身、麟脚、突眼,长獠牙、卷尾、额下有长须,鬃须常与前胸或背脊连在一起。倘从生态学上来看,应该是今天的狮虎兽、或者虎豹兽吧。
3、峱与貔貅具有相同的文化寓意
貔貅是祥瑞文化的产物已无需赘述。它集熊、犬、狮、虎形象于一身,又加上了龙的神圣内涵,是勇力与霸权的象征,青州历史上也流传了貔貅崇拜的习俗。明朝曾任工部尚书的钟羽正的《赠邢素庵》诗云:“昌镇貔貅盈万灶,蜀江雨露挹双旌。”钟羽正与邢素庵(邢玠)是土生土长的青州人,从该诗可见,明朝时期,貔貅如同今日灶王爷一样,被千家万户供奉,有着被别人顶礼膜拜的地位。而峱亦为祥瑞文化的一份子,它的出现当为齐国国运昌盛的征兆,也寄予了桓公的美好愿望。
远古时代,伴随着图腾崇拜的产生,掌握了部分先进科学知识的各氏族部落首领利用普通人对自然现象的懵懂无知,创造出各种形象来为自己的首领权威服务,以更好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便产生了祥瑞之物的政治寓意。李浩先生将人们对祥瑞进行政治文化上的诠释追朔到黄帝时代。他用《淮南子?览冥训》中一段话来为佐证:昔者,黄帝治天下,……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熟,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
这意味着,祥瑞之物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形象特质,具有某种神化的效力,即便是黄帝,也需要用这些瑞兆、瑞兽的出现为自己做政治支撑。到了奴隶社会,祥瑞文化更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政治手段。《尚书?中侯》曰:“汤率白狼,握禹篆。”意思是白狼是因商汤的贤明而现世的。《尚书?帝命验》记述了文王诞生时出现的圣瑞情形:“春秋之月甲子,赤爵衔丹书于丰,止于昌户。”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齐国的由来:“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逄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姜太公为东夷人,封于齐,建都营丘(今临淄,与青州比邻)。周成王对他十分信任,授权于他: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这一范围与《周礼》划定的古青州范围基本一致。这样,周王室就把统治和管理整个古青州地域的任务交给了姜太公。而齐国,便传承了东夷习俗,自创建之初,便具有“尚武好战”风习。“齐”字的金文。大小篆的写法“应是三枚无箭或有箭的镞头之形,为远射兵具的摹画”。专家王树明先生考证:“齐地之所以以‘齐’为名,原因在于齐地先民有尚箭崇武的这一风习。”
姜太公“举贤尚功”,“因俗简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通过这些举措,齐国实力大增,先后征服、灭掉了周边方国部落,地域扩大一倍以上。延至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主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此,齐国军事、经济实力突飞猛进,临淄城商贾成群,时称“益邑”的今青州境域便是钱币制造中心。
清代学者牟庭说:“东方之国齐为大,录齐诗而东方风俗可概见矣。”通过王志民教授对《诗经?齐风》分析可见,桓公时期,峱山周围可谓树木葱茏、猎物众多,据《当代中国的山东》统计数字显示,齐地陆地野生动物,有脊椎动物400多种,其中兽类50余种,鸟类360余种,爬行动物20余种,两栖类8种。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为建立霸权,使君王专制统治合理化和秩序化,齐桓公开始寻求合理的理由与途径,于是基于“在我们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祥瑞灾异思想则是被那个历史时代视为最正统、最合理、最普遍的知识与思想”的考虑,齐桓公一方面以灵异怪兽“峱”的出现作为上天对自己善政的肯定,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上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寻求政治上的合理性。于是,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亲自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8国军队大举伐楚,这是华夏诸国在齐国带领下第一次联合抗楚,齐国由此也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霸。
至于齐桓公为何要造一个“峱”出来而不是用已有的动物来作祥瑞之征。有关专家认为原因在于:1、貔貅形象本身便是诸兽综合体,现实中确乎难以看到,倘明言桓公狩猎遇貔貅不足信,而遇到与貔貅同一族的峱则更加祥瑞；2、给这种灵兽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更能营造一种舆论氛围；3、意欲昭示天下,不明祥兽的出现,到了齐国成就霸业的最佳时机。
这几个原因不是凭空猜测的,历史证明,桓公以后,帝王们常常利用祥瑞之兆来改元或称帝,可看出两者联系。《钦定三国志?吴书》载:(孙权嘉禾七年)诏日:“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者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册载述最祥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晋书?载记》二十二《吕光》载:“是时,麟见金泽县,百兽从之,光以为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内,年号麟嘉。”唐代因祥瑞出现而改元的例证颇多,如唐高宗显庆、龙朔、麟德、通乾、开耀,武则天天授等年号。
其实,何谓赤乌?何谓麒麟?何谓貔貅?何谓真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们是否真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们已经内化为华夏民族深层次的文化积淀,从这个意义上说,谈论这些文化,以貔貅来论证峱,是有着民俗学、美学、社会学的多重意义的。
三、峱山再定位
既然峱是祥瑞之物,它也确乎为齐国的称霸带来了好运,那么,峱山又是怎样一座山呢?今日的峱山是否就是桓公狩猎时的峱山呢?历史上有不少诗人对峱山加以礼赞,如明朝黄卿《观猎》云:长风吹林原野阔,浅雪出草晴漠漠。峱山射手纷较猎,双弧飞鞚携缯缴。清王士祯的《临淄道中》:峱山云壑回,逶迤朝气鲜。晴雪眩阳景,明灭开曾峦。我行感遗迹,为咏遭峱篇。绵邈几千载,雄风仍飒然。
今日峱山,距离青州城约20里,四周都是山,北面是杏木山和稷山(因稷下学宫而得名),东面是康山和象山,南面是黑山和柏山,西面是寨山和常家山,八座山围绕着峱山,但峱山和周围哪一座山也不相连,相距较近者当属黑山和稷山,三山南北为伍,各距二三里,与其余诸山则相去甚远。笔者认为,桓公时期的峱山应不仅仅指今日的峱山,而是包括峱山在内的一系列山脉,原因如下:
(一)黑山,古名墨龙山。这个“龙”字应和传闻此山出现过“峱”这龙首兽身巨兽有关。
(二)《齐风?还》《齐诗》都称“遭我乎峱之间兮。”,倘是一座小山谈何“间”?王士祯《临淄道中》称峱山“逶迤”,如是一山何以“逶迤”?此所谓逶迤,应是黑山、峱山、稷山三山连沓。
(三)从王志民先生对《诗经?齐风》的分析可知,齐国具有尚武善射的习俗,而现在的峱山既没有深邃的洞穴,也没有险峻的峰峦,应不会成为野兽成群出没之地,也不会成为帝王乐于狩猎之所,更不会让猎人们吟诵。同时,桓公喜欢狩猎的地方,断不应该是一座孤立的山,而应该是绵延不绝的山脉,更应该是汇集天地灵气、吐纳自然精华的所在。黑山具有悠久的历史,现黑山脚下有一村庄,名叫“王辇”,传得名于齐国君王来游黑山停辇于此,至今还存有古代的村落遗址。较之周边诸山,黑山具有不可比拟的人文优势,齐桓公前因史料缺乏,难以考据。诸朝以来,形成黑山十景:巍巍山门立山坡,红丝砚石任雕琢。白衣大士隐深洞,玉皇文昌居高阁。仰读宋槐忆先圣,默念巨字南无佛。聚仙棚下摆棋式,参门壁上望飞鸽。鸳鸯双窟不见底,月观西峰景最多。而且,黑山诸峰连绵,多有洞穴,适合野兽活动,黑山顶峰的结构,完全是名山风范,日观峰、极顶、齐观峰、月观峰自东而西,依次摆开,各具情态。这样的环境也易成为帝王狩猎之处。而且,现黑山和峱山上均存在有大量的红丝石,可以想见,在桓公时代,这两山应是一个整体。
(四)黑山具有雄霸四方的地理优势。南望沂蒙群山,波涛浩瀚；远望齐国古城,高楼林立,阡陌纵横。古有两水从双翼流出,于峱山前汇入淄水。诚如孙敬明先生所说:“古都傍水而居,齐处海岱间,而立都淄水旁,亦正是顺乎自然与传统。因建都于淄水之上,故曰临淄。西有系水、画水、乌水,北依平畴广野,南望群山逶迤,此正谓襟带山水,坐生雄风者也。”黑山正具备“襟带山水,坐生雄风”的战略优势。
(五)古代有以群山命名的习惯。《咸丰青州府志》指出:“今云门虽与劈山异名,冈峦合沓,实一山也。”“古人言山,所概甚大,不第一峰、一壑之目也。后人剖析日多,因所见而氏焉。沿袭既久,古名遂不复可考,天下所以多古有今无之山也。然既易其名,今遽以云门诸山称为逢山,且滋惑焉。故各以今名而附论以正之。”意思是说古人本来命名的山峰所包括的范围极广,只是随着岁月变迁,后人分别给周边诸峰命名,山名有了差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昔日峱山,应不是专指今峱山。而是包括峱山、黑山甚至稷山及周边诸多山脉。我们论及的峱文化,也应囊括在齐文化圈内。
四、峱文化的现代阐释
通过上述文字阐释可知,龙、峱、貔貅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诸多学者将其定义为“祥瑞文化”。顾名思义,吉祥、福瑞是其典型特点,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峱又传递出怎样的文化信息呢?
(一)峱的造型体现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理念与追求。
关于龙的起源,有诸多说法,如神异动物说、图腾合并说、天象树神说、恐龙遗记说、外邦传入说、模糊集合说等。其中,以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的观点为代表的图腾合并说较为流行。闻氏认为龙“是一种图腾,而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龙的形象是鳄鱼、蛇、鹰的聚合体,它体现了古代人民对勇力、尊贵、灵活、进取等优秀品质的追求和敬畏,而将其传统造型蕴涵的祥瑞文化理念进行现代诠释,对于实现社会和谐是有积极意义的。戚序、袁平两位教授指出,当代中国祥瑞文化的精神实质仍然是“多元共生”与“同构”、“创造”与“协调”、“共赢”与“和谐”的统一。峱与貔貅被异化为龙、狮、虎、飞鸟等综合,虽然是帝王为成就其霸业臆想出的招牌,但也是自然万物异质同构、万物一体、合作多赢的最佳表达。
(二)峱为祥瑞之物,祈福纳祥、趋凶避邪是其基本特质。
董仲舒是祥瑞文化的较系统研究者,天人感应学说是董仲舒哲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祥瑞的出现是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所发布政策的赞成或表彰。“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见；……《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他还指出了若干祥瑞的政治文化寓意。如“景星见,黄龙下”,是“王正”的结果,“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是对帝王“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鳌,猛兽不搏,抵虫不触”的肯定。他总结出祥瑞之兆出现一般都具有三个特点:一、都出现在事实发生之前,带有一定的前瞻性；二、都必须寄托于特定的标志物,如天瑞、妖孽之类；三、标志物的出现肯定代表着天意,是纯粹的“受命之符”。
《宋书?符瑞志》记载了诸多祥瑞之象,说明祥瑞文化是谶纬观念和天人感应说的融合。如“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欢若亲戚,芬若椒兰,……见圣人利天下,谓天下可以为利,见万物之归圣人,谓之利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则之。’符瑞之义大矣。”由此辨之,祥瑞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它涉及如何维持君主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特别将其与权力更迭、朝代兴衰相联系,以此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由今天来看,诸多学者将祥瑞之物分为两类,一类吉祥物是虽为客观存在,但是本身属性和人们的吉祥观与信仰没有相似之处,人们采用比附类推和附会假借手法来创造出此类吉祥物。如“鹿”谐音“禄”,一类主要是龙、凤、麒麟等传说中的生灵,其神性和德行都以传说为媒介,在人们的观念中时代流传,反复渲染,进入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如麒麟送子、龙凤呈祥、貔貅纳财等世俗文化,它充满宏厚的现实生活气息,其象征意义非常深刻,表现出中华民族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幸福、和平、长寿等文化心理。
郭墨兰教授指出,齐文化的发展繁荣,以至时代的高峰,绝不是偶然的。一是有民族(夷夏)融合、人文同化的基础,一是改革开放的传统,一是文化交流的推动。
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时代性,而它的复兴,则是遇到了重生的沃土。古青州时代,桓公的峱成为美谈,今日青州,峱文化也会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留下可供后人评说的一笔。（刘德燕 刘序勤）
(本文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