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帅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末代皇帝溥仪于1909年为表彰张作霖在剿灭蒙古叛匪中的英勇表现而御赐给他的盘金龙吉服袍。这件吉服袍长145厘米，腰宽75厘米，下摆宽110厘米，袖长70厘米，袖口宽26厘米。袍服成衣工序复杂，完全采用传统的手工方式，纳纱刺绣工量较大，工艺精湛，需要数经、纬格加以刺绣而成。吉服袍的式样属于标准的制式：圆领、右衽、大襟、下幅四开裾、窄袖笼、马蹄袖口，质地轻盈，面料透薄，是一件用于夏季穿着的外罩衣。制作者在青二经绞罗地儿上用金线纳纱绣有主体纹饰九条龙，其中前胸、后背、两肩各有一条正龙，前后襟有四条行龙，里襟一条行龙，龙形凶恶苍老，具有清代末期龙纹的典型特征；龙纹间用淡黄色丝线绣出祥云、仙鹤和暗八仙（扇、剑）纹；领圈前后用真金线绣有正龙各一条，左右行龙各一条，左右交襟上有行龙各一条，袖端正龙各一条；下幅绣八宝立水，立水纹斜线疏朗简单，所占面积是整个袍服的三分之一，与清代早中期袍服花团锦簇、豪华富丽的华美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清代晚期宫廷御制袍服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精品。

在中国传统理念中，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才有资格穿用具有龙饰图案的龙袍。那么，溥仪为什么会把这件绣有金龙图饰、至贵至尊的吉服袍赏赐给张作霖呢？事情首先还得从剿匪说起。

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废除将军制，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鉴于胡匪猖獗，危害社会治安，除调入和组建新军外，并着手整顿旧军，组织力量剿灭胡匪。时任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的张作霖，剿匪战绩非常显著。1908年，他奉徐世昌之命进驻辽源（郑家屯），追剿已被沙俄收买的蒙匪陶克陶胡，将其逐出内蒙古。不久，又进驻洮南，攻打并击毙了匪首白音大赉，生擒牙仟，使“积年巨患，歼除殆尽”，为清政府立下了大功。徐世昌称这次胜利“实非寻常剿匪之功可比”。捷报传到朝廷，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龙颜大悦，除了赏给张作霖顶戴花翎，以总兵记名，擢升洮南镇守使外，还特地赐予了他这件盘金龙吉服袍。

在得到朝廷的嘉奖之后，起初张作霖是满心欢喜，一时间，他觉得皇恩浩荡，受主隆恩，内心充满了要效忠朝廷的感激之情。他将这件皇帝御赐的吉服袍视为心爱之物，时不时地就要拿出来观赏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但随着清政府的垮台、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和几次帝制复辟的失败，张作霖内心对朝廷和皇帝的敬畏之意逐渐淡漠了许多。后来，张作霖干脆将此吉服袍转赠给了曾任日本关东军驻沈阳守备队的队长植田照猪少将。

植田照猪在1916——1923年任职期间，兼管满铁部分事务，由于满铁经常为张作霖运输军队、军械，张作霖和植田关系不错。为表示友好，张作霖将此龙袍送给了植田照猪。1945年日本战败后，植田回国，后因病去世，龙袍由其夫人保存并送给了日本高知县文化学者、汉诗翻译家——汤山愧平。

1929—1946年间，汤山愧平曾在北平王府井居住过17年，他笃爱汉学，孜孜不倦，翻译了许多中国古诗，对中国有浓厚的感情。在中国其间，其诗集曾赠送郭沫若先生，他的最后一册诗集在北京对外友好协会帮助下送给了江泽民主席。

植田夫人认为将龙袍交给汤山家这样研究汉文化，又和中国有渊源关系的人收藏最合适，因此于1955年将此龙袍送给了汤山愧平。汤山愧平一直想将此龙袍归还中国，并于1976年去世前夕嘱咐儿子汤山蓝一郎一定要办好此事。后经多方努力，1999年5月20日，汤山蓝一郎先生遵从父愿，将这件精心保存了四五十年的龙袍捐赠给了张氏帅府博物馆。

有资料表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张作霖生辰祝寿乃至嫁女时，溥仪还曾数次向张作霖赠送厚礼，所赠物品包括各种瓷器、寿画、寿屏、佛像、如意、砚墨、玉器等，但流传保存至今者寥寥无几。这件龙袍漂洋过海，几经沧桑，最终又回到了张氏帅府，殊为难得，经专家鉴定，现列为国家二级文物。

（2011年11月9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