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庞进都在致于力龙凤文化研究。这个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源，他顺着这条河一直朝上游走。他要寻找中华文化的源头、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和“干细胞”。历史上，中华文化屡屡受到侵入和侵害，但受伤处屡屡能够自愈，断绝处屡屡能够再生，以致五千年延绵不绝，还屡屡把入侵者化成自己的营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庞进的答复是：因为有龙。龙是一个凝聚力特强的精神结，这个结紧紧地抱合着中华文化始祖的精神内核，形成一个魅力无穷的形上图式，又具有充分开放的吸纳力，这是一个新新不已的巨系统，是涵纳、宽容、忍耐、合和等等诸种文明的全色图谱，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全时态象征。由于有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能源，所以每当民族灾难袭来时，大中华之树虽叶落枝折而树桩坚挺不倒，原因盖出于此。
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文化精神却屡屡遭人垢病，国家不发展，人民受欺负，说是责任在文化，这个观点庞进是不服气的。前几年，讨论西安经济为何不如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得快，有一些“学人”说是怪西安的历史包袱太重，城墙的封闭性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对此，陈忠实气愤地说，你朝城墙吐唾沫管什么用？你就是把城墙拆了西安经济就发展了吗？这是言说者在扰乱人们的视线，也是为当政者开脱。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发展，首要的责任也是最终的责任在主事当局，怎么能嫁祸于城墙或它所象征的历史文化呢？比如满清，国势衰弱，首先的责任在朝廷。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精英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结果也没有救民于水火，更没有把列强赶出中国。事情过了近一百年，历史转过了几圈螺旋线，问题总算看清楚了，原来精英们要打倒的、包括鲁迅先生呐喊的几个“蹋倒”，其实正是我们要捡回来的，正是我们应该宏扬和强化的，且在当今之世，惟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百多年来，对中华文化众说纷纭，主流的观点是批判的，是否定的，是弃大于扬的，他们仰头渴望和要接纳的是西方文化。有人反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五四西文化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负面影响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比如中医，以１８４６年上海仁济医院及１８６６年广州博济医学校的设立为起点，在中华大地上，１５０多年来，中医受到西医的压制越来越严重。自1917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一书为发端，中华大地上出现第一波否定中医的浪潮；到了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开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17人中没有一位中医，就在这次没有中医参加的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这不是暗箭杀人么？有学者认为，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所以，真正的中华学人，应该由此而警觉起来！后来，“废止中医案”导致了南京中医界的游行抗议，这个“废止案”也就不了了之。这一年，全国的中医从业者约８０万人。１９２５年，孙中山肝病严重，西医无奈，孙中山又拒绝中医，他的身边人将中药混入饭中，他服下曾一度使病情减轻，但孙中山得知后坚决拒绝中药一直到死。还有一个受害于西医的大人物就是梁启超，１９２６年梁启超因血尿住进洛克菲勒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经过西医的一系列检查和诊断，院方认定他患有右肾肿瘤，并据此于当年的３月１６日由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执刀切除了他的右肾，但术后对该器官进行病理检查时，发现右肾完全健康，一时舆论大哗。但梁启超的态度却十分宽容，病治错了，他身上没有了一个重要器官，九个月后五十五岁的文化大师也就死了，而那位执刀的刘博士却堂而皇之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这是国民党政府对西医杀人的态度。还有鲁迅，因为他父亲死于庸医之手，他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而他自己1936年10月死于肺结核，事后其家人对他的日本朋友须藤采用的西医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起谋杀。西医就这么在中华大地上风行且首先拿我们的文化精英试刀。与时同时，中医在萎缩，至解放初，与二十年前“废止案”时相比，全国中医减少了30万。
令人悲哀的是，到了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南京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的主要人物余云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支持他废止中医的观点。这样，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以围剿中医、并形成一整套行政措施以消灭中医为主题的会议。这个消灭中医的政策在执行了三年之后，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五十万中医难以公开行医，由此北京出现了“八老上书”事件，从而引起毛主席的关注。同时，当时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做法并行文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谴责民族虚无主义，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人民日报》在1954和1955年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44年后，到了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出台了《执业医师法》，这一年，虽然余云岫逝世已45年，但仍然要求中医取得行医执照必须考西医知识，这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50年前检讨中所说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2004年被取缔的无证医生5万余人；2005年7月前被取缔的无证医生又有3.4万人。这8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庸医，但其中大多数是未得到中医师执业证的民间医师。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报》刘磊撰文《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列举出来，文中所提及的“游医”，还是未得到执业证的民间医生。到了２００６年，取得行医资格的中医师仅有２７万人，而这２７万中医走的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路子，如果按中医基本要求，能开出中药方的只有３万人了，再如果按中医辩证施治的理论来要求，能开出真正药方的不足３０００千人。２００３年，“非典”流行，西医无能为力，中医却大显身手，据广州中医学院统计，中医治疗“非典”与美国用西医治疗成功率的比例是２４６：１；百多年来，中西医争斗的腥风血雨，贯穿着中西文化的流变史，在这个流变史中，中华民族文化被打压被削弱被欺凌，遭受了与我们民族曾经饱受列强凌辱一样的命运！那么，在这一场场的自我作贱中，不难看出，我们的文化精英们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历史终于有揭开迷雾的一天。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西方财团策划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文中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就开始对中医做手脚了。张绪通博士说：“美国人坦白地说，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为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美国人还写道：“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西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
文化摧毁的背后是经济侵略。如果鲁迅、胡适、梁启超们了解了这卑鄙的一幕，他们还会那么迈力地传播西方文化吗？
还有，“五四”时代，有人大声叫喊：汉字不除，中国必亡！取消汉字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的。要不是王永民发明了“五笔字型输入法”，汉字可能真的就被消灭了！因为“五笔字型”，汉字在联合国的电脑输入中速度较快，输出的文本最薄，原来古老的汉字也可以与国际接轨啊！有人说，是王永民救了汉字，王永民是真正热爱中国的科学家！后来，“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这其中的微妙使多少民族文化工作者悲喜交加！
但是在其它领域，包括我们的民间社会，全盘西化的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看看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吃什么穿什么、说什么话唱什么歌、过什么节信什么教，就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特别在“知识界”，一些人狠不能换了自己的骨头！一个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还有多少生存空间呢？
其实，在对中华文化的自我消解中，有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人，有把中华文化的源与流搞混了的人，当然更多的是西方培养出来的一些以“接轨”和“国际化”为借口的“学人”。什么是中国文化？一些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又一轮“打倒孔店”的思潮潜在运行着。当年，被称为民初大儒的康圣人康有为，到西洋转了一圈回来也曾一时昏过头，他说中国要发展，男人必须三个月换一次老婆！“五四西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为了张扬他的西化观点，一会儿说《尚书》是假的，一会儿说《孟子》是真的，可他没有仔细看一看，正是《孟子》中大量引用了《尚书》，那么到底谁真谁假呢？胡博士的学术口号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那么对待严肃的中华元典，他为什么就不小心求证一下呢？中华元典《礼记》里说：“爱天下人先爱妻子”，是民初大儒康圣人没读过《礼记》吗？所有理由都难于解释，惟一可解释的理由是：中国知识界的浮躁从“五四”就开始了！
中华文化之源，或者中华文化元典里，《尚书》、《内经》、《诗经》、《周易》、《老子》等等，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是“道法自然”、“敬天法地”。道、天、地——人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就是在人际关系上，元典里也讲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这是互为因果，双向负责，共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孟子》给“忠”的定义是“教人以善谓之忠”，郭店楚简里说，“忠”就是“恒称其君之恶者”，敢于批评皇帝、领导、上级，这就是“忠”！“孝”是什么？《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所以，中华元典文化里就没有“愚忠”、“愚孝”这一说，而“打倒孔家店”时把这算到儒家的账上，实在是栽赃陷害！其实，“忠”和“孝”的变质是在西汉“三纲”之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从“阳为阴纲”演变而来，变成了单向度的，这是中华元文化的异化、退化、变质，消极意义上升为主流观念，结果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思维一代不如一代，到今天成了一些人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根据。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民族文化一旦消失，民族还会存在多久？
西方的逻辑思惟探寻世界，是单向的，它一直向物质细部解析；可中国的“道”思惟，它是综合的、辨证的，矛盾双方互为依存。比如中药里边，巴豆致人腹泻，但巴豆壳却能止泻；甜瓜蒂使人呕吐，但瓜肉却解除呕吐；蓝蛇的头能毒死人，但它的尾巴却能解毒；还有杜仲皮，血压高的人服了能降血压，血压低的人服了能升血压……这些中药及其验方，里边包涵了丰富的辨证思想，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粹，而西方的形式逻辑主义对此却难于解释。“降压灵”和“升压药”矛盾而相反，统一是不可能的，而中医却偏偏将矛盾的双方合谐为统一体，那么在哲学思想上谁高谁低？
中医的经络学说也给西方的高科技出了难题，他们从解剖上找不到经络实体，但可以测量到，而且经络疗法治病又是眼见着的事实。对此，西方人接受了针灸，但对针灸的理论他却失语，到底谁高明呢？
承认西方科技可以使人致富，从开矿技术到制造业、从改良遗传到高速列车、从空间技术到超级航母，但我们不能无视这把剑的另一面利刃，它疯狂制造财富的同时也残害着人类自身，也在破坏着人们的生态环境。其负面效应，来自西方的大量报导使人们欲哭无泪。请看：当今环境下，全球雄性动物快速雌化，美国鳄鱼生殖功能退化，其阴茎变得弯曲而不能性交；非洲雄豹睾丸滞留腹腔发育不全；北极熊出现雌雄同体现象；五十年来，全球男性的排精量减少了一半，发达国家百分之二十的妇女失去怀孕功能；更可怕的是臭氧层出现空洞，空气中过剩的二氧化物成倍地在生物体内复制雌激素……到了如今，西方的高科技头脑才想起了一位中国老者的“天人合一”理论，可我们自己却在加倍地重复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悲剧，那么，问题到底出在那里？
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淡忘甚至抛弃了中华元始经典。而中华元典曾指示我们的先祖，脚踏实地的走着一条“道器并重”、“力智同源”的道路，他们因此而“钻木取火”，而“构木为巢”，并发明了衣裳、车船、弓矢、栽桑育蚕、培育五谷，于是，有了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一段时间里引领着人类文明史的前行。
在这里，有良知的“学人”，都可以看清楚：中华民族之火，不是谁从天神以那里偷来的，他们住的房子不是上帝造的伊甸园，他们的身体更不是上帝所造而是生于泥土，他们认为“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先有万物而后有男女”。那么，在东西方的元文化里，谁给人类文明史的解释更客观真实呢？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我之所以崇敬庞进先生，他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其志存高远，而他主持的龙凤研究是切切实实地做着寻根探源的工作。他先后出版了八部有关龙凤研究的专著，他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和文化标志，是吉祥嘉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具象化的一个代表。他把龙的基本神性概括为“八性十六字”，即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并由此而提出了与龙相对应的六种文化心理：敬畏、飞离、合和、悖逆、彰力、求吉；他赞美凤凰，称其有秉德、兆瑞、崇高、示美等神性，有造福众生而负责献身的品格。中国向来有以凤凰比喻、象征人间贤君良才的传统。由此可见，龙凤彰显着中华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使世界文化之林生动而多彩。庞进还说，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多样的，全球化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通吃，而是各种文明的多元集优。所以，庞进的学术意义绝不是对一个什么“图腾”的研究，他的着力点在中华文化的大底盘上。西北大学的炜评教授给庞进先生赠诗曰：“妙笔如弦奏国风，腾龙起凤自从容；春来信步层楼上，笑看桃花别样红。”这是学人对学人的鼓励，也是东方文化学者的自信和张扬，如果那些所谓的“学人”都能以良知和清醒对待祖国的元典文化，那么，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是自不待言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天地、阴阳、虚实的相互作用造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牛顿说的“上帝踢了地球一脚”的“第一次推动”，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是《周易》所言“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庞进的庞字是广厦里边一条龙，这条龙放在中华元典里它是热力四射的能量之源，放在“五四西文化运动”里边它就是一条死蛇。在这里，我要告诫的是，龙文化研究切忌西方的思维模式，不要解析它，而要圆融它，不要孤立它，而要综合它。以前，有些“学人”数典忘祖，现在有些“学人”是既不数典更不知其祖，有甚者甚至认异类为祖！其实，排精量减少一半只是初步的报应，再不警醒，人类也会上演美国雄鳄鱼一样的悲剧。
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历史考索的角度、文化持论的立场、文艺批评的理论甚至文学创作的方法，如果继续“去中国化”，非洲雄豹的命运必然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注：文中相关事例引自吕嘉戈编著的《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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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见喜 汉族，陕西商州市张村乡人。１９４６年生，１９６９年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１９７０年分配到豫西“三线厂”当工人、助理工程师，业余创作小说，１９８１年调西安某军工所任工程师，１９８４年调入省出版社做编辑，现任某出版社编审。出版有各类文学著作十多部，主要有：１９９１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贾平凹之谜》；１９９２年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望月婆罗门》；１９９３年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小河涨水》；１９９４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鬼才贾平凹、一二部》；１９９８年台湾金安出版社出版的《孙见喜散文精选》；１９９９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合集《亵渎偶像》；１９９９年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评论《〈浮躁〉评点本》；２０００年西安旅游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浔阳夜月》；２０００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中国文坛大地震》；２００１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传记《贾平凹前传》等；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山匪》，颇得各界好评。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理事，曾获省市及报刊文学奖二十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