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某一天，一位老者来到办公室，说他是井勿幕的后人，对小南门的名称有意见，认为正确的称呼应是勿幕门。记得当时曾劝慰老人，说勿幕门的叫法听说过，但约定俗成的名称，要改怕也难，你看那些站牌子，不都写的是小南门吗？
之后看到一些资料，方知小南门是为了预防日寇空袭，便于疏散群众，于1939年开辟的。因为城南接近繁盛市区，警报一响，大家争出一个南门，人拥车塞，“紧急惨苦，情殊可恤”。门凿通后，官方初拟称其为西南门或震海门，未正式宣布，老百姓遂以小南门呼之。抗战胜利后，省市各界公葬陕西辛亥革命元勋井勿幕先生，因井先生曾在南四府街居住，于是公议将南北四府街及琉璃街更名为井上将街（井先生遇害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上将军衔），与此街相对的门，也就叫井上将门了。这个名称叫了有一年时间吧，到1947年春天，市政府又采纳一些议员的建议，将井上将街改名为勿幕街，理由是井上将街不够确切，井上将门随之改称勿幕门。勿幕门的名称后来被取消，时间大概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此后至今官方和民间均称小南门。
这样，小南门起码有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井勿幕先生两重意义。一位住在小南门内的老太太曾和我聊过当年“跑警报”的情景，说那时候不论干啥，耳朵都乍着，警报呜呜一响，大家都把手里的活放下，出门就朝城外跑，遗鞋掉帽子，娃哭娘叫唤……于是认为“小日本把人害咋了”。相比之下，井勿幕先生的事迹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其原因，一是井先生只活了三十一岁，在陕西“闹事”的时间不算长，几番外出又回来，加在一起也就四五年；二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大陆忙于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民国英雄不怎么宣扬了。任何时候，墙和门都是一对矛盾。城墙巍峨，挡住了城里的居民，挡不住小日本的飞机炸弹，于是需要开门。专制体制之悠久和封闭，恰如厚重的大墙，当然需要开门。民国先驱如井先生者，就是令后人敬仰的凿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门来纪念井先生是恰当的。尽管在此门凿通之前的1918年，正当年华的井先生就被人暗害了。
我曾好多次仔细地观摩小南门，那层层叠压的长而厚的青砖，已多见蚀损了；即使冬令时节，那生在砖缝中的几撮青草，还兀自绿着；几只麻雀会找地方，竟把窝儿筑在高处的墙窟里；雀巢旁边，就是长方形的两边对称的门联状的贴饰，已经发黑了，却能看到白色的底子，当年上面是写着什么大幅标语的，无奈已看不出一点字痕。券洞中分两半，北高南低，那是为了方便安装门扇。门扇早已拆除了，券顶留着一通粗壮的门框。两边墙上各有一尺见方的黑窟窿，显然是用来插门杠的。
小南门宽容而无声，尽管已经满面沧桑。它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春夏秋冬，日复日、月叠月、年累年地接纳、迎送着各种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车，以及那些花花鸟鸟、猫猫狗狗。论规模，小南门在西安城的十几个门中，大概是最小的一个吧，但对生活在此门内外的居民来说，却是最便捷的一个。我在这块地面已生活了二十个年头，期间从小南门出出入入，那可真像眼睛打眨一样，不知有多少次了。当然，肯定是有一个定数的，也肯定会有那么一天，出去后就再也进不来了。而小南门，我想，应该是一位寿星佬吧，它已经活了六十多岁了，还不定要活多少个六十岁呢，它与墙同在。

（发表于2003年12月16日《西安晚报》、2004年2月7日《海南日报》；2004年7·8期《西部发展论坛》转载；获2003年度陕西新闻奖·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选二等奖；收入《2004年我最喜爱的散文1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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