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消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上午，兰州小西湖公园里鼓乐喧天，歌声悠扬，格外热闹。胡锦涛和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在甘肃省委书记陆浩、省长徐守盛等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同市民们一起游园。几十个孩子正兴高采烈地在一幅长卷上作画，胡锦涛走到他们面前欣赏起来。在12岁的杨雅童热情邀请下，胡锦涛拿起画笔，同她一起画了一条腾飞的龙，祝愿祖国蒸蒸日上。一阵阵欢声笑语，一声声祝福问好，美丽的小西湖公园成了欢乐的海洋。
胡总书记挥毫画龙，祝福祖国如巨龙腾飞，爱国爱民之心跃然纸上，重文重德之情令人动容。此举必将极大地振奋人心，鼓舞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本文尝试就此联系民族复兴展开论述。
龙文化是中国标志性的基因文化，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人文特质之一，应当作为根文化遗产善加保护
1、龙的取象缘起神灵崇拜，并非空凭无据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距今约10000多年的洪荒年代，先民们就对龙顶礼膜拜。龙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甲骨文中有36个不同写法的龙字。甲骨文和金文上的“龙”字都属于象形文字。罗振玉释作“龏”，郭沫若释作“龚”，该字呈双手奉龙之象，具有崇拜龙的含义，明确地表明龙的形象与含义。《说文》：“龙为长麟虫，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春秋时代楚国宋玉对楚王进言说：“神龙朝发昆仑墟，暮宿孟诸。超腾云汉表，婉转四渎里。夫尺泽之鲵，岂能料江海之大。”《楚辞》：“神龙失水陆居，裁蝼蚁。”可以看出古人对“龙”敬畏。
老子曰：“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在三黄五帝时代以前，龙的信息就广为存在。人文始祖伏羲氏称“龙师”，在传说中，伏羲是还一位“龙子”。《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山海经·海外东经》云：“雷泽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起腹，在吴西”，都传说伏羲为雷神之子，是其母与神感应而生，与龙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伏羲氏系族本身就是“龙族”，有所谓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以及黄龙氏等，都以龙为图腾，在渊源上各氏族皆自认由龙所“生”，由此开龙“传人”的纪元。
对于龙图腾的来历，有多种说法。一是综合取象和模糊集成。认为龙是中国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动物组合与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二是凭空想象和艺术加工。认为古人基于丰富而夸张的想象经过审美加工而成；三是取之九系和法其尊者。这种说法认为，“无论如何，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阎云翔）“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它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博雅》说，有鳞的叫蛟龙；有翼的叫应龙；有角的叫虬龙；无角的叫螭龙。《述异记》说：蛟千年化龙，龙五百年化角龙，千年化应龙。《瑞应记》说，黄龙是神精，是四龙之长。这些记载和传说说明，龙的种类繁多，不一而足；龙的层次有落差，品有高下。所以有人认为龙有“六大区系，九种原龙”，这个认识比较有见地。历史上有关不同种类的龙的出现不乏记载，龙的原型应该是有实物依据的，龙因为品类多而被误解为“集成说”、“想象说”。对龙图腾、龙文化的研究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既不要一概否定，也不能只取其一。
2、龙因瑞祥而无所不在，成为各民族颂扬和祭祀的对象
传说中，龙有司水布雨、利益农桑的功能，有镇邪伏魔、保境按民的职责，有滋养地灵、孕育人杰的本领，所以古人把龙看作是人类生产、生存的恩赐者、护佑者。人们以龙为瑞符、吉祥，于是龙成为千古吟诵歌咏、膜拜祭祀的主要题材。《九歌》中对龙的赞颂令人景仰，《云中君》的“龙驾兮帝服”，《湘君》的“驾飞龙兮北征”、“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大司命》的“乘龙兮辚辚”，以及《河伯》的“驾两龙兮骖螭”等等，把人们引入龙的世界；唐宋时期的赋中有“龙赋”，如白居易的《黑龙饮渭水赋》，王安石的《龙赋》，宋欧阳修的《百子坑赛龙诗》，陆游的《龙挂》等，都着力描写龙的神奇与威武；明代神魔小说更离不开龙，龙蛇起陆、龙盘虎踞，龙的神话与龙的神圣深入人心；在戏曲中，以龙为名的戏目比比皆是，如《锁五龙》、《困龙床》、《龙虎斗》、《打龙袍》、《双龙会》、《龙凤呈祥》、《游龙戏凤》等，一些专业术语行话往往与龙有关，如龙套、九龙口、合龙、二龙出水、小龙吟、回龙等。京剧的脸谱有龙纹的成份，京剧的服装（俗称行头）更离不开龙纹。
在浓郁的民风与民俗及民族节日中，处处可见龙的踪迹：
正月十五元宵节有龙的祝福， “烛龙神物传山海，浪说红云露爪牙” （清《龙灯斗》）描写的正是元宵舞龙，舞龙也称“龙舞”、“耍龙”、“闹龙灯”、“玩龙灯”、“龙灯会”，元宵夜舞龙灯可谓盛况空前。
二月初二为“龙抬头”，此时正值惊蛰、春分时节，大地逐渐转暖，民俗认为蛰伏一冬的龙正是在这一天抬头活动的，以后雨水也就多了起来。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有“二月引龙，熏百虫”的记载：“宛人呼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蜿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用面摊煎饼。熏床炕令百虫不生。”还有“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北方一些人家在这一天还用彩纸、草节、细秫稭等穿成串悬于房梁之上，称“穿龙尾”，也是留龙在家之意。民俗认为这一天人们的食物都为龙身上之物，如：面条是龙须、烙饼是龙鳞、饺子是龙耳等等。于是人们在二月二多吃面条、烙饼，因食龙之须、鳞对龙无多大伤害；最忌的是吃米饭，因为米饭是龙子。闺中妇女还忌用针线，以免不小心扎伤龙目。小童在这一天开始入书房读书，称为“占鳌头”。读书人在这一天要理发，以取龙抬头的吉祥之意。
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更是龙声鼎沸，龙影热闹。今天的龙舟竟渡不仅成为我国南方水乡端午节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而且已走向世界，成了海内外龙的传人和谐奋进、振兴中华的精神标志。
据有关考证，龙文化为少数民族所敬仰，龙的庆典与祭祀别具一格。
正月初五，云南瑶族要祭祀龙王过“龙头节”。
农历二月，哀牢山区的哈尼族要过“祭龙”节,哈尼族语为“昂玛突”(意为祭寨神),举行盛大的“街心酒宴”，历时三天的“祭龙”是该族宗教气息浓烈的节日。农历七月的第一个龙日,红河一带的哈尼族有“吃新谷”的习俗。
二月初二，贵州侗族要“接龙”，杀牛分食，称为“吃龙肉”，并唱“五龙归位”的酒歌。
农历五月初五，湘、黔交界地区的苗族要过“龙船节”，清水江上龙舟竞发。
云南河口的瑶族有农历八月二十日的“龙公上天节”和农历七月二十日的“龙母上天节”。
农历六月初六，鄂西土家族要过为“晒龙袍节”，家家都要将新衣物放在太阳下曝晒，同时还要有祭祀活动，并依据这一天的阴晴来判断下半年的雨水情况。
云南普米族有祭祀“龙潭”的习俗，到祭潭之时，每家都要到自己的龙潭边上住三日，用木棍、木板搭成高台称“龙塔”，龙塔前树百尺标竿，上挂7个用鸡毛麻线拴成的七角斗架，为龙神住处；然后以酒、牛奶、酥油、乳饼、茶叶、鸡蛋等食物祭于龙塔之上；请巫师登坛祭祀，求龙神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祷毕，将涂有酥油的50个面偶投入龙潭。
我国各民族与龙有关的节日及风俗各有不同，各有特色，但又都是建立在对龙的共同崇拜与祭祀上，寄托民族的精神信仰与美好祈祷，反映了龙文化善良和谐、神圣吉祥的基本元素。
3、龙是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并深刻影响了世界
中国首都北京市，是明清两代的帝都，龙的形象无处不在，龙的影响无孔不入。据说，十三陵水库是龙脉丰沛的宝地，明朝十三名皇帝驾崩之后以此为墓，十三陵成了名扬海外的皇帝陵墓。北京的紫禁城是个名符其实的“龙宫”，从房顶到地面，雕龙、铸龙、画龙……大大小小不下万条，是国内外龙聚集最多地方。北京这座具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带龙的名字不胜枚举，冠以龙字的地名有：龙须沟、龙潭、龙庆峡、龙头井等名胜古迹达300多个；带龙字的食品，如龙须面、龙凤饼、龙虎斗、龙虾大菜等不下50种；带龙的活动有舞龙、舞龙灯、划龙舟等，不胜枚举……
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自古及今，龙一直作为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龙是中国标志性的的符号，在世界文化里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中国龙文化，沉积万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深入人心。龙根绵长，龙迹清晰，经过代代相传，龙文化不断被赋予丰富的道德与和谐的内涵，汇聚成精微广大的中国龙文化。龙的美好形象以及龙所积累的人文力量已经影响中国文化思想的方方面面，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和行为的各个领域，渗透到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里。凡是有华人居住生存的任何角落，就有龙的身影、龙的影响。“龙马精神”、“龙跃凤鸣”、“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章凤姿”等成语朗朗上口。“赛龙舟”、“划龙船”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传到了日本及东南亚诸国。“龙的传人”的称呼广为接受，“巨龙腾飞”成为华夏儿女内心不息的信念，中国龙已经成为神圣的民族符号和精神因素，其他任何标志都不能完全涵盖和代替中国龙。
中国龙和中国文化一起，早在汉代就已经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在高松冢古坟中有一幅七世纪的壁画《青龙图》，其形态与中国龙相差无几。日本农民和渔民有祭祀和崇拜龙的历史。
中国龙传入东南亚要比日本更早。有学者考证，越南、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龙凤艺术，明显具有中国长江文化系的特征。东南亚的铜鼓艺术源于中国。滇系和粤系铜鼓艺术的差别也见之于东南亚，成为长江龙凤文化的地方变体。从古代文化史的角度看，东南亚龙文化是长江文化系，特别是苗蛮文化向南的伸延。
有学者认为，美洲古印地安人接受中国龙，甚至比东南亚还要久远。考古学家发现，早在7000年以前到哥伦布时期，中国龙艺术就传入美洲，和当地土著人文化结合，成为奥尔梅克、玛雅、阿斯特克、印加等部落龙文化的基干。兴起于公元前1000年(相当中国历史的商末周初)的奥尔梅克文化被认为是印地安文化的摇篮。奥尔梅克文化中有两种原始龙：鼍龙和螭龙，也就是中国人俗称的大龙和小龙。与商周时期中国龙的本源相似。在一些古印地安人文化遗址中看到的龙的形象，几乎是中国扬子鳄的写生。印地安人神话传说中，火龙和水龙分别代表南北二神，与中国古代神话中不谋而合。印加文化的龙几乎是华南文化和巴蜀文化龙的翻版。在美洲的金字塔和其它祭坛庙宇上饰有的龙的形象，说明古印地安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龙文化。
龙腾四海，中国龙文化在美洲的传播，雄辩地说明中国龙的基本元素为世界人民所接受，龙文化对世界人们产生深渊影响，并对当地的文化和文明的兴起起推动作用。
4、“去龙化”是洋奴愚哲的产物，是对本民族图腾的自戕
在西方，龙（Dragon）传说中龙是一种类似巨型爬行动物的、身上有翅口中喷火的恶兽，作为西方神话里的财富守护者和和平破坏者的形象而存在，是邪恶和暴力的标志，也是战争的象征。圣经《启示录》中的龙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在英语国家文化里具有恐怖和富有恶性攻击的涵义。
著名国学家熊春锦先生指出：“西方传说中的龙与东方的龙种不同,西方的龙口腔中都有两颗大而长尖的犬牙，而东方龙的口腔中一般都没有此犬牙，这说明西方的是食肉类的恶龙，而东方的则是食素类的善龙，不能因西方人恶其自己传说中的凶龙而弃我民族之祥龙。”熊先生的见解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西洋龙不仅在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精神实质上都无法与中国龙所具有的悠久、祥瑞、和谐、尊贵和繁荣等因素媲美，中国龙无论从其基本概念、历史渊源，文化效应、民族心理影响都与西洋龙差别甚大，它们是神性与邪性、吉祥与灾殃、和平与暴力、进步与倒退等的区别。在对一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方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西方人以“Dragon”称呼中国龙，这是他们的傲慢和偏见，是他们有意地歪曲与贬低、矮化和妖魔化；而我们自己却随声附和西方的强名，只能说是我们一些学者的愚昧和浅薄，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戕和践踏。国内甚嚣尘上的“去龙化”、“去中医化”等行经，正体现了“奴性愚哲”思潮在道德沦丧土壤中的恶性发酵，令人无限感慨！
最近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龙的国家”，设计的图案得到了政府颁发的专利保护，这个现象足已引起我们的警戒。遗憾的是，在我们一再的自我否定和文化摧残下，别人争夺龙文化已经成为挖祖坟、盗神器、毁庙堂的公然行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龙文化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作为中华精神家园的龙图腾就是我们的心灵的社稷和宗庙，不容侵扰、不容亵渎，不容虚无，坚决不容妖魔化！
美国把极具霸气和攻击性而且极为贪婪的食肉动物秃鹰作为图腾，有谁质疑美国的图腾是威胁呢？又有哪个美国人产生民族自卑呢?俄罗斯以北极熊为国家形象，有谁嘲笑俄罗斯的选择呢?印度以大象为国家形象，有谁否定其和谐又吉祥的象征呢？老子说：“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我们真是迷失得太久了，所以忘记了自己是“龙的传人”，所以数典忘祖而不知道羞耻。试想,为了迎合西方的口味,我们是否要把民族复兴的步伐停下来,一博得西方的放心和微笑呢?是否可以放弃大国崛起的努力,沦落为劣等民族呢?我们是否应当把象征吉祥和谐、尊贵神圣、进步活力的龙置换成温顺的熊猫，而平息西方的质疑与猜忌呢？历史上古埃及曾以温顺的猫为吉祥物，非洲的阿波美王国以弱小的松鼠为象征，但他们的敌人罗马和法国并未因此而施舍他们的“友善”，可谓殷鉴不远。
龙文化的全新诠释传播，应当是实施我们大国崛起战略一部分，20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没有龙的图腾何其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洋为中用”方面，我们一直来的积极性是无庸质疑的，全盘西化的声音还很有市场，这个“洋用”有时候已经泛滥成“惟洋是用”了，造就了一批“文化洋奴”性的所谓专家学者。他们不是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有效解读与传播，而是以西方的苛刻特有的、因中而设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人文科学、历史积淀，批驳、虚无自己的根文化不遗余力，比西方人还要积极，也做了西方人想做而做不成的勾当。
在“古为中用”方面，我们的确要深刻反思，我们做得很不够。中国的“去龙化”、“去中医化”等苗头再次暴露了中国根文化迷失的危机，凸显道德文化断层的忧患。任由这种非道德趋势继续蔓延下去，失去心中的真信，根文化、龙文化将被日益边缘化，善德的土壤将日益贫瘠。伴随龙根道德的下岗，“信仰雪崩”不是危言耸听。而没有信土的承载，文化复兴、民族复兴只能是空中楼阁。
老子曰：“道之尊，德之貴也，夫莫之爵而恆自祭也”。没有对本民族龙根道德的“道尊德贵”是可悲的，没有对本民族龙根道德遗产的敬畏和珍惜是可叹的。自绝人文者无疑自掘坟墓，自弃身份者不配为龙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