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时地，就有人问我：“世界上真的有龙吗？”“会不会古时候有过，后来因某种原因消失了？”“龙到底是虚构的还是实有的？”
对这些问题，我一般这样回答：“世界上真的有龙。至于龙的虚与实，看你怎么来看。总的来说，龙既是虚的，也是实的。”
虚与实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范畴。实是虚的基础、根据和源泉，没有实，就不会有虚；虚是实的反映、概括和升华，没有虚，实就是原生态的，和人没有关系的，从而也是对人没有意义的。
龙既是虚的又是实的，是虚与实的统一。说它虚，是说它是虚拟的神物，古今中外，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生物意义上的活蹦乱跳的龙（一些人声称他看到了龙，其实他所看到的，都不过是龙的某种模特儿或者说容合对象而已）。说它实，一是说龙在自然界中有活生生的模特儿，即容合对象，如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以及雷电、云、虹、龙卷风、海潮、泥石流，以及树木花草、山脉河流等等；二是说还有作为文物、艺术品、标志物的龙，如辽宁内蒙古出土的石龙、玉龙，陕西甘肃出土的陶纹龙，河南湖北出土的摆砌龙，以及我们今天到处可见的各种材质的雕龙、塑龙、绣龙、画龙、写龙等等。这些容合对象和文物、艺术品、标志物，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可视可见的，甚至是可触可摸的。
显然，有了那些容合对象之实，才有了神物之虚；有了神物之虚，才有了文物、艺术品、标志物之实。神物之虚，反映、体现、凝炼、升华着容合对象之实；文物、艺术品、标志物之实，又反映、体现、承载、外化着神物之虚。这是一个逻辑的辩证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是滚动发展的，不断升华的。一代一代的龙都既是实的，又是虚的，是虚实相生、以虚显实、以实示虚的。
美国学者克鲁柯亨和凯利在《文化的概念》一书中指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性式样又包含隐性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这样的概括无疑是对的，但可以补充两句：即，既包含实在的式样，又包含虚拟的式样。实在的式样和虚拟的式样都可能既是显性的，又是隐性的。龙就是这样的式样。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崇拜物。
崇拜物行列中，有植物，有动物，有自然天象，其中以动物为多。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和自然天象崇拜，在中国民间也都有丰富多彩的存在和表现。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这些崇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神物崇拜，这便是对龙、凤、麒麟、貔貅等的崇拜。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多崇拜自然界中存在的即实有的东西，而中国人则是既崇拜自然界中存在的实有的东西，也崇拜或更崇拜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非实有的虚拟的东西，尽管这些不存在的非实有的虚拟的东西是以存在的实有的东西为基础、为发源、为模特、为参照、为化身的。
崇拜自然界中不存在的虚拟的东西，和崇拜自然界中存在的实有的东西，哪个好处更多呢？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们不妨看看和我们毗邻的印度、尼泊尔两国的牛崇拜——
在印度，牛被奉为神牛、圣牛。“圣雄”甘地在世时曾言他尊重母牛的圣洁，犹如尊重自己的母亲；还说他崇拜奶牛，并将捍卫这种崇拜。除两个邦外，印度其他二十三个邦都禁止杀牛，对待奶牛，则是全国禁杀。许多印度教徒认为牛尿可以净化人的肉体和灵魂、用母牛粪灰涂抹额头可以祛灾辟邪，并希望自己来生能投胎转世成为一头牛。而信奉印度教者，占了印度全国十多亿人口的85%。印度教的僧侣每年还要主持一次名为“波高”的敬牛仪式，要给牛戴花环、涂颜色、洒清水，还要四肢触地，在牛前睡下四次。在尼泊尔，牛的形象出现在国徽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尼泊尔人认为，牛是无比圣洁的，不得宰杀和拴缚，其肉不能食，其皮革不能用，甚至不准用牛耕田。加德满都一座古寺的门口，悬挂着醒目的警告牌，写着“身上有牛革制品的人不准入内”。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上述两国，随处可见大大小小、不同毛色的牛，它们既可以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吃草、交欢，也可以在街巷中优哉游哉地散步、追逐，甚至可以摇头摆尾地横穿马路、广场，或旁若无人地卧在通衢大道上，一边反刍食物一边晒太阳，车辆和行人碰到后也必须停下来或绕着走。由于牛的数量只增不减，生病的、年老体弱的牛往往被主人放生，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流浪牛。有报道称，印度全国目前有老牛两亿多头，占全球牛数量的近1／4，而仅在首都新德里城区就有四万多头牛，其中大部分是流浪牛。这些牛不但是疾病和垃圾的“制造源”，还给城市交通带来了麻烦和隐患，尤其在上下班时的高峰期——曾发生过“流浪牛大街上撒野，两行人被踩死”，和“流浪牛溜达到机场跑道上，把印度东北部的航空交通完全搅乱”的事件。
看来，“牛满为患”的问题，已成为当地政府大伤脑筋又难以找到良策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神牛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阻力。
这样的状况，在中国就不会出现。我们的龙永远不会“流浪”到交通要道上，给市政管理部门添乱。而且，作为容合起来的神物，龙从远古到当今，七八千年来，一直呈现着开放的胸襟和纳新的气魄，也就是说它可以与时俱进，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不断地增加着与时代前进的脚步相吻合的新鲜活泼的质素。
这就是神物的优势了，若是崇拜具体的动物，如印度、尼泊尔的牛，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无论外在形象还是文化内涵，人们似乎已不能给牛再增添多少新东西了。所以我说，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从龙身上，就已经显示了出来。
在有关龙文化的讨论中，一些人以龙是虚拟的为由，提出不应该将龙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这样观点反映了对虚与实的辩证关系理解得不到位；同时，也反映了该观点持有者对中国人的聪明没有抱欣赏、肯定的态度。

近年来，我在思考龙的虚与实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相比于浩渺无限的宇宙，人类只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有限。我们可以把人类之外的无限笼统地称为“宇宙力”，那么，对微小的有限的人类而言，宇宙力就是极巨的、神秘的，只能部分认识、掌控、利用，而不能全面认识、掌控、利用的。
那么，龙就有可能是宇宙力的一个代表、一种载体，是无限的宇宙力与有限的人类之间的一个中介。
从这个视域来看，龙就是实有的，只是作为宇宙力的代表和载体，人类的肉眼看不见而已，就像看不见宇宙中存在的暗物质那样。
那么，中国古人在容合多种动物和天象的基础上创造的龙，就可以理解为中华先民对宇宙力、对宇宙力与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关系的感知、体察、理解、想象和描摹。也就是说，中华先民创造的龙，其实是对那种能够作为宇宙力的代表和载体、能够承担无限的宇宙力和有限的人类之间中介的神秘力量的显明化、形象化。

2016年4月6日于龙凤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