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道百问之八:怎样看待龙与帝王的关系?

庞进  2016年4月9日

 

题记:必须认识到,一个世纪以来,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随着龙道信仰的提出,龙的更重要的作为“无限”的象征和代表、作为“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介的使命得以突显,“比帝”的神性已是“过去时”了。

龙与帝王的关系是需要认真清理,从而说清楚的问题。
中国的历代帝王,多有“梦龙”“见龙”之兆、“称龙”、“比龙”之说。
帝王们为什么要将自己和龙联系在一起呢?
龙产生于属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帝王出现的时代,已发展了几千年。经过几千年的容合、演进,龙的形象已趋于成熟,龙身上所具备的种种神性已经强大且彰显,这些神性和“帝王性”多有吻合之处:龙潜飞自如,无挂无碍,自由来去于昊天潢池,自然而然地就充当起天地间的信使:既可直达天廷,向天帝报告人间的情况;又可以从天廷下来,传达天帝的旨意。帝王称“受命于天”,是天的儿子,代天帝而管理人间。于是,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帝王们代天牧民的帝王品格在这儿扣合在一起。于是,帝王们都成了“真龙天子”。龙有征瑞的神性,是能够给天下人带来好处的神物。帝王们也都认为自己的君权是神授的,自己是人民的大救星,肩负着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使命,具备着布德于四方,施惠于万民的神力。因此,帝王们差不多都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的王道德政,和龙的吉祥嘉瑞是一致的,同功同能的。龙还具备着善变、显灵、示威的神性,它时而怪诞,时而灵异,潜显无时,变化莫测,也有发威迁怒、张牙舞爪、凶恶狞厉的一面:这一切都是帝王们所需要的。还有,做帝王是需要条件的,龙是神物,是自然界的领袖,与龙结缘,能抬高地位,提升身份,可以籍凭神龙而向世界宣告:本人血统是高贵的,做帝王是合天意的、有神助的。
龙的比喻、象征帝王的神性,在《周易》中即见端倪。《周易》首卦《乾》中,有“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等卦辞。这些卦辞可以这样理解:“潜龙勿用”喻姬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时;“见龙在田”喻姬昌子姬发抓住各种机会,强化和扩大西周势力;“飞龙在天”喻姬发率周人伐纣灭商,登上天子之位。——后世遂以“龙潜”喻帝王未即位时,以“龙飞”喻帝王的兴起或即位。
龙与现实中王权的结合,见于文献者,是春秋时的晋文公。
据《吕氏春秋》、《史记·晋世家》等史籍记载,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晋国发生内乱,公子重耳逃向国外,介子推等五臣随之流亡十九年。期间,介子推曾割下自己臀部的肉供养落难中的重耳。后来,重耳返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在遍赏群臣之时,竟忘了介子推。于是,介子推就带着老母亲上绵山隐居去了。后来,晋文公派人去找、去请,未果;就放火烧山,介子推宁肯烧死也没有下山。
对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介子推不肯受赏,并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返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于中野。”一说是介子推的追随者为其抱不平,写了诗并张贴出来,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
这是一段公案了。让我们关注的是,两种说法,都将介子推等臣僚比作蛇,而将晋文公比成了龙。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被称作“龙”的帝王是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11年,秋天,有使者赶往咸阳,从华山脚下经过,突然有人挡住了他,将一块玉璧奉上,说:“请帮我把这个送给滈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正要问清来由,其人忽然不见。使者将璧带回咸阳,交给秦始皇,并转告了送璧人的话。秦始皇让御府鉴定此璧,原来是他八年前南巡时沉到长江中祭神的那块玉璧,于是“默然良久”。这里的“祖龙”,显然指的是秦始皇,因为“祖”是“始”的意思,“龙”是人君之象。
从此,秦始皇有了“祖龙”别称或者代称。后世人们在诗文中就往往用“祖龙”来指代秦始皇。如:“璧遗滈池君,明年祖龙死。”(李白《古风》)“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章碣《焚书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
接下来是汉高祖刘邦。《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
对这段话,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说法是刘媪与龙交合而孕生刘邦,一种说法是两条龙在刘媪身上交合,刘媪有感而孕生刘邦。不管哪种说法,都把龙与刘邦联系在一起。
从此,大凡想做帝王的人,都效法刘邦这位“开国皇帝”,编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帝王龙”神话。如汉文帝刘恒有“苍龙梦兆”,汉武帝刘彻有“赤龙梦兆”,汉光武帝有“梦乘赤龙上天”,隋文帝杨坚有“头上角出,遍体鳞起”、“为人龙颔”,南朝宋武帝有“五色龙章”,唐太宗有“龙凤之姿”,等等,直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还做了一回恢复帝制的“金龙”之梦。
公元前49年,汉宣帝刘询以“黄龙”为年号,这是龙与皇权正式结合,即龙文化成为制度文化、官方文化的起始标志。
皇帝对龙纹的垄断,是从元代开始的。至元七年(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明文规定市街商店不得织造或贩卖日月龙凤纹的缎匹。至元十年(1273年),又再次明令:“中书省咨照得,先为诸人织造销金日月龙凤缎匹纱罗,街下货卖号虽曾禁约,切恐各处官司禁治不严,今议得,若自今街市已有造下挑绣销金日月龙凤肩花并缎匹纱罗等,截日纳官,外实支价。已后诸人及各局人匠私下并不得再行织绣、挑销、货卖,如违,除买卖,物价没官,仍将犯人痛行治罪。”(《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蒙古族统治者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传衍民间几千年的龙文化,凭你一纸命令就能禁止?面对有令难禁的事实,元代统治者想出了只在民间禁“五爪大龙”的办法。《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载:“不花帖木儿奏:‘街市卖的缎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着卖,有奏啊。’暗都剌右丞道:尚书两个钦奉圣旨,胸背龙儿的缎子织啊不碍事;都织着似咱穿的缎子,织缠身上龙的,皇泽根底说了,各处遍行文书禁约休织者,钦此。”蒙古人的汉语不是很过关,简单的意思讲得疙里疙瘩的,但我们还是能看明白:御用大龙是五爪龙,为皇家专用,民间禁用,民间可用四爪、三爪龙。之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和延祐六年(1319年),又两次下诏,严禁民间使用五爪龙纹,违者严加惩办。
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元代统治者尽管三令五申,对龙纹,尤其是“五爪大龙”进行垄断(由元成宗时开始),但实际上,执行得并不严格。元代的龙纹陶瓷器皿,宫廷所用者,有五爪的,也有三爪、四爪的;民间所用者,三爪四爪之外,也有五爪的,只是数量比较少而已。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邹县清理出一座元代墓葬,墓主名叫李裕庵,官职是县学教谕,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吧。这位李教谕,是身穿六层长袍下葬的:第一层是“梅雀方补菱纹夹袍”,属于和其身份一致的官服;第二层就是龙袍了,称作“深绛色盘龙回纹暗花绸窄袖夹袍”。这位李教谕及家人如此胆大,竟敢违禁穿龙袍——大概是想“福荫子孙”吧,不过也说明,元人对龙纹的禁令可以阳奉阴违。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于乡野,可称之为“草蟒”。经过南征北战,一介“草蟒”变成了坐天下的“真龙”,这就有了一个身份认可的问题。于是,在自卑和自尊之间“蹦极”的朱元璋就对龙特别敏感,生怕有人对他这条“龙”不认可、不敬重。于是,明文规定:“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纹,违者罪及织造之人。”老百姓取名,也不能出现“龙孙”字样。
洪武年间,画家盛著奉旨为南京天界寺影壁作画,他精心画了一幅《水母乘龙图》,本想邀赏,不料朱元璋看到后大怒,认为此画是以“龙被女人所乘”来奚落、讽刺他这位“真龙天子”,遂以“不称旨”罪名,将盛著“弃市”,即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处以斩首之刑,并将其首高悬于市。也是在洪武年间,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建住宅——张士诚曾与朱元璋打仗争天下,邀请“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为其写了一篇《上梁文》。文中有“龙蟠虎踞”句,朱元璋闻报,大怒,下令将魏观当众斩首,将高启腰斩八段。据说高启被腰斩后,用手蘸自己的血连写三个“惨”字才咽气,朱元璋得知后,夜夜噩梦不已。
朱元璋结束战乱,统一全国,恢复经济,兴修水利,减免赋税,整顿吏治,惩处贪官,为中华民族的统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从这个角度讲,朱元璋称得上是一条有功的“善龙”。然而,他又屡兴大狱,滥杀无辜,许多功臣勋将、文人墨客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从这个角度讲,朱元璋又是一条残暴的“恶龙”。
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有了皇帝向有功的大臣赏赐蟒衣之举。“蟒纹”比“龙纹”少一爪,不仔细看还分辨不来。蟒衣一多,就影响到了“龙”的尊严。于是,到了明英宗时期,朝廷又下令禁止私自织绣蟒纹。就这样,一会儿放,一会儿禁,终归是有禁无止。
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南苑苇子坑发掘、清理了一座明代墓葬。据考证,墓主人可能是正德年间的荣禄大夫柱国、庆阳伯夏儒及其夫人。有意味的是,在其随葬品中,发现了一件“缎地绣云龙”女式上衣。该衣的前身两龙相对而翔,龙尾过肩;后身一龙头向左,两袖处绣行龙各一条。衣上的龙纹为典型的五爪龙,圆眼长睫,龙发成束前倾,其态雄健凶猛。大臣用这样的龙衣,显然是违犯制度。然而,用了也就用了。这说明,明代中后期对龙纹的禁令,执行得并不严格。
清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对汉文化持全面接受的态度,而对龙文化尤其重视。
乾隆皇帝就是一位对自己的“帝王龙”身份特别敏感的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乾隆年间,京城清廷观天象的人忽然发现天上的紫微星暗淡了——这是有人要篡夺皇位的征兆。巫师们紧张地卜算了一番,算出此人在东南方向,即山东曲阜一带。最后经过确认,定在孔子的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涑身上。乾隆皇帝立即派人赴曲阜查抄孔继涑的家。查抄者发现其家堂屋屋脊九间连在一起,像条龙,即令立刻拆断。接着又去挖孔继涑的祖坟,发现其父母墓室左右各埋着一条像龙的大虫子,每条都缺一只爪。巫师解释说,只待龙爪生长齐全,孔继涑就要篡夺帝位作“真龙天子”。于是,孔继涑一下子变成罪人,孔氏家族也赶快将其开除出族籍。孔继涑后来发愤研究书法,曾有法帖行世,晚年病死在北京。这位圣人后裔死后身上还背着山一样重的罪名,棺材朝家乡运的时候,也要锁一道铁链,再锁一道铁链,再再锁一道铁链,而且不准埋进孔林。
这件事当然是很荒唐的。凭什么说人家孔继涑要篡夺皇位?就凭人家堂屋屋脊九间连在一起,像条龙?就凭人家父母墓室里各有一条像龙的大虫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实,拿龙来说事,不过是借口而已。是乾隆皇帝想给孔门后裔一点颜色看,借以威慑普天下的读书人而已。
龙被专制帝王拿去,为其独裁专制效力。这是龙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理应持严肃的态度,对其做认真的清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事实:
1.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至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比帝王皇权要早得多。
2.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神物、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
3.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属龙相,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龙既是帝王的象征,也是水利神、农业神、祖先神、民族神和吉祥神。这样的神物,古往今来一直承受着老百姓的敬祀,当然不会随着帝王的消亡而消亡,也不能因帝王用过就不能再用。
4.帝王对龙的垄断,仅限于元、明、清三朝,之前的岁月里,帝王可以称龙、用龙,有才能的人,甚至一般老百姓也都可以称龙、用龙,如三国时的诸葛亮、魏晋时的嵇康比称“卧龙”,宋时的李公麟别号“龙眠居士”,江南胡某将自己的儿子依次取名为“元龙”、“跃龙”、“虬龙”、“见龙”等。
5.元、明、清三朝对龙纹的垄断,也只是垄断了五爪龙纹,其他四爪、三爪龙纹并没有垄断;而对五爪龙纹的垄断,执行得也不严格,民间照样有五爪龙流行;事实上,真正因龙纹冒犯帝王,从而被杀头者只有数例,并不普遍。
6.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一些帝王龙也做了许多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事好事,不能一概否定。如有“祖龙”之称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应“赤龙”之兆的汉武帝的开通丝绸之路;有“龙凤之姿”的唐太宗的和蕃之举;对龙情有独钟的康熙皇帝奠定了现在的中国版图,等。
由于曾经象征皇权,龙便有了象征权威、尊贵、富足等衍生义。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历史地客观地具体地分析,有扬有弃,既不能简单、粗率、偏激地揪住已经认识清楚的负面的内容不放,也不能将与帝王皇权沾边的事物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抛弃。
而且,必须认识到,一个世纪以来,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
随着龙道信仰的提出,龙的更重要的作为“无限”的象征和代表、作为“无限”与“有限”之间的中介的使命得以突显,“比帝”的神性已是“过去时”了。

2016年4月9日于龙凤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