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 全国十佳诗人、人民文学诗歌大奖得主、著名女作家刘亚丽的散文随笔集《一地花影》（厚土文丛之一）新近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书里收集了作者七八年抒情散文及专栏文章的一部分，是其人生在世的生活痕迹和心灵素歌。

《一地花影》序言
李震
从识字以来，我阅读最多的恐怕是散文了，但我真正认识散文，却是在爱妻亚丽的文字中。
这样说，并不是在曲意歌颂自己的妻子，更不是在贬损其他人，特别是那些中外散文大家，而是我从亚丽的文字中才真正了解了一个人怎样以一种适合自己个性的话语，恰当地去叙述自己纷乱如麻而又平淡无奇的生存经验，并从这种叙述中抵达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一过程正是散文发生的真相。
其实，在人们的印象中，亚丽并不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散文作家，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认识了她的诗歌，并认定了她是一位诗人。的确，她写散文委实是闲来之笔，而且是本世纪以来才逐渐有了量的积累的。但诗文虽不同源，却也可以兼得，就像一个人既可以走，可以跑，也可以跳，甚至可以舞蹈一样，也就像一个人的嘴，有时候在说话，有时候又在唱歌一样，一个人在此时此境采用何种运动方式、何种言说方式，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不同的情景。记得多年前，我曾在亚丽参与编辑的《美文》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论诗文之辨的小文，其中谈到了诗为酒、文为饭；诗为宗教情景，文为日常状态；特别是谈到诗是情人，文是妻子云云，让亚丽在编辑部遭了好一番调侃。现在看来，这一组比喻仍然还是有些道理的。
诗之于亚丽，是一种舞蹈，或是一种歌唱，文则是她的行走方式，或者家长里短的言说。比之于舞蹈和歌唱，行走或说话，是一种日常化的，随心所欲的，具体而真切的状态。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一直都在唱歌跳舞，更多的时间是在行走和说话。写诗，对一个人来说，那是上帝的赏赐，是人的一生中一些不可多得的辉煌瞬间。而作文则是属于人自己的行为，是人自己在点点滴滴的生存经验中领会上帝的旨意。对于亚丽来说，作文，是她随时随地、俯拾即是的一种日常状态，就像她给自己这本散文集的命名一样，文让她感觉到是一地花影。
一般来说，一个会唱歌跳舞的人，是必定有说话和行走能力的，相反，一个有说话和行走能力的人，却未必会唱歌跳舞。而且，唱歌和跳舞的经验会使一个人的说话和行走富有更多的韵味，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这或许是古往今来文章写得好的人，往往是诗歌修养深厚的人，特别是有过诗歌写作经历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似乎人人都在写散文，但真正写得好的，却大多是过去写过诗的人。如舒婷、周涛、王小妮等等。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惟一的一位散文大家贾平凹也是从诗歌中走过来的。即使是十七=年出现的散文大家杨朔，其作文的功力也得自他的古典诗歌修养。这其中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见过上帝的人恐怕比没有见过上帝的人更能领会上帝的旨意吧。
当然，我无意拿亚丽与古往今来的散文大家去攀比，也无意认为作文就比写诗容易。事实上，在琐屑的日常经验中去寻找上帝，用家常话来言说上帝的旨意似乎更难。而亚丽的这一组文章仅仅是她的一些努力和尝试。在这些努力和尝试中，我感到欣慰的地方，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她对习见事物和日常经验的感知能力。这组文章几乎没有涉及到多么重大的事物或者带有普遍意义的生存经验，大多是一些属于她个人的、对点点滴滴的习见之物和日常经验，特别是她自己作为一个生长自文革的陕北的女性的记忆。譬如“棉花”这样一种既算不上是什么“花”，也在诗文史上从来无人问津，甚至从未被人大声读出来过，却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习见之物，还有“手帕”、“纸巾”、“回形针”、“厨房”之类，这些东西人们几乎天天都在接触，却从来视而不见，人的感知在这类事物上已经完全钝化了，萎缩了，更谈不上将这些事物与人的心灵联系在一起了。而亚丽正是从这些事物上开始了自己的言说，并感知到了这些早已“死掉”了的事物与自己生命的联系。这种情形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科洛夫斯基所谈论的“让石头成为石头”的陌生化理论，陌生化理论所致力的正是恢复人对日常事物的感知。一般来说，人要感知到特异的事物是非常容易的，而要感知到习见的、惯常的、凡俗的事物则是困难的，需要相当艺术功力的。
亚丽这组文章让我感觉到欣慰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作为一个男性，即使是她的丈夫，都无法企及的一个领域，那就是她作为女性特有的细致、绵密、灵异的感知方式。譬如她对自己家族中四代女性在生育、劳作、尊严、幸福等方面的不同感受的描述和感知。这些年，我读过不少关于对男权的批判文章，但大多是一些女性用比男权还男权的口吻在批判男权，其实真正能够“批判”男权的是女性独特的感知系统和感知方式，这是任何男权无法到达的地方，也是女性发挥自己的优势，确立自己权力的基础，而那种连自己作为女性的感知系统和感知方式都没有建立起来的女性，是没有能力和权力批判男权的。中国道家的刚柔之论，其实是实现阴阳平衡，男女平等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在独特的感知能力和方式基础上，亚丽的散文最值得称道的，是她的文字。这一点可能得益于她长期的诗歌写作经验。我一直认为亚丽在语言文字上是有洁癖的。她对废话、多余的字，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她甚至很少用连词，很少用带有标志词的复句。如果一篇文章中不小心混进了不恰当的字句，她会寝食难安的。有时候她为了一句话，或者一个字的使用会琢磨好几天，或者翻阅大量书籍，甚至字典。她在写作中，尽管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类型，但字字句句都必须符合她自己的感知和语气，不一定非的去“惊人”，但必须浑然一体。
作为她的丈夫，我自认为对她的作诗为文，乃至为人，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她是一个专心写作的人，在与她20多年的相处中，我明显感觉到她最感兴趣的是写作和家庭，除此之外很少有让她着迷的地方。她爱写作，就爱写作本身，而与写作相关的功名利禄她几乎没有问津，她甚至懒得去参加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文学会议，也没有想到过包装、推销自己的作品。曾经出版过两部诗集，也都是在朋友的催促下，匆忙出版的，这样一种姿态，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自然是不太合时宜的，也是极易被人们遗忘的，但她似乎不怎么在乎。我想，这也许正是她能够写作，并且能够写出比较纯粹的作品的根本原因。

李震 : 陕西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书　边　小　语
刘亚丽
我出了新书,叫《一地花影》。
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里面收集了我七八年来此类作品的一部分。
我是个写诗的，又是编散文的，在爱好和职业的空隙里就生出这些杂七杂八的不分行文字。何况现今是散文随笔时代，报刊编辑向我约稿，明确提出不要诗歌，只要散文随笔，因此，就不知不觉地写了一些。
将这些东西分成廖廖五辑，并非仅仅是编排形式所致，实在是因为它们在写法上有些微区别的，“流年素笔”比较朴素晓白，叙事的成份多一些；“一地花影”是我在各大报刊上的专栏文章，有些花哨，有些香艳，这类体裁的文字看似容易，实则难写，是对一个写手文思多寡，才情深浅，知识面宽窄的检测；“暗香浮动”是对我诗歌写作的自然延续，比较内敛，隐秘，曲径通幽；“风流云散”是有关当下生活的记录，它们看上去有一点点幽默洒脱的意思，这也是我品质的一部分。我一直以为幽默不仅仅是写作风格，是一个人品质里美好的东西。以“风流云散”命名，还因为，我莫名其妙地喜欢这个词，非常喜欢，我曾以此为首戏拟了两句诗：“风流更婉转，云散任逍遥”，拿去让书法很棒的友人写成条幅，却一直没有挂出来，因我过后琢磨，觉着这两句诗太过做作，矫情，是现代人的做作矫情，如果让古人来写，他们会怎么写呢？他们大概会这么写—–“风流日影斜，云散月迹深”。古人要比我们朴素自然得多。“拣尽寒枝”一辑属杂碎汤，有书评，有给别人书写的序，还有别的东西。
编辑这本集子之际，正逢512汶川大地震刚刚过去不久，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之时。在这个天摇地动的春夏之交，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悲喜交加”、什么是“祸福相依”。《新约.哥林多后书》里写到：“……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话好象说的是2008年天灾面前的中国及中国人民。我将这段时间唯一一篇文章《幸存者的生命》收入书里，以此纪念这场在人类历史中难以忘怀的大灾难。
感谢我的先生在百忙中为此书做序。感谢他对我散漫的宽容和脾气的忍耐。
顺便为我的《一地花影》打一句广告语：不认真读此闲书，余生必劳碌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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