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地栎阳镇属临潼地面，于是我常说我是临潼人。已过世多年的历史学家武伯纶先生也是临潼人，武先生曾将临潼人的性格概括为“质直正义，爱好劳动，富于反抗精神”。新编《临潼县志》也说“临潼人民性纯厚、刚直、重乡情，崇尚义气，勤劳俭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县居古都长安近郊，地处三秦要道，文化较为发达，人民博闻广见，举止言谈文明大方，风俗古雅，具有浓郁的北方色彩和秦民遗风”。

说到临潼人的性格，我想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仕会，临潼铁炉乡硷杨村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临潼县文化局创作组工作的时候，见过此人一面。他当时已六十多岁，印象中穿一身黑色的土布棉衣，个头不高，腰还有点弯，背着一个粗布袋子，里面装着锅、碗、筷子、馍和面，铺盖卷也随身带着。他是来县上找书记县长告状的，已经来过好多次了，我碰到的只是其中的一次。在县政府门口，他向我诉说了几十分钟，使我大体上了解了他告状的因由——

上世纪50年代中叶，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场合作化运动森林大火一般燎原开来。硷杨村也先后办起了初级社和高级社。村里人都随潮流入社了，杨仕会却不入。他认为各家种各家的地最好，“合到一搭里，牛曳马不曳，肯定弄不好！”再说，他因父亲亡故、前妻去世、为女儿治病，借了一笔外债，他要靠地里的收入还债。当然，他也舍不得祖上辛辛苦苦治下的十八亩水浇地啊！“那地好呵，”杨仕会说，“平展展的一整块，种啥长啥，长啥成啥！”“地是庄稼人的命啊，在我爷、我大手里，即就是遇到大年馑，宁愿借人家一石粮，来年还一石七、一石八，也不愿卖掉这块地。”还有一头大犍牛。杨仕会说，“那牛可真没说的，长得门扇一样高，一晌能犁二亩地，磨四斗麦，快得跟马一样，还从来不让你用鞭子！”

由于杨仕会态度坚决，便成了一杆孤独的“白旗”。这杆白旗，在初、高级社时还能逆风而立，到了人民公社化时，就立不住了。人民公社是要“拔白旗”的。1958年，麦熟口里，社队干部一声令下，深更半夜，杨家的大犍牛就被拉到生产队的槽头去了，十八亩麦子也被抢收到集体的大场里。杨仕会当然要抗争了：“不是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吗？为啥强拉我的牛，强收我的麦？”谁听你讲道理？一顿拳打脚踢就是道理。杨仕会不服，抗争，于是被冠以破坏“三面红旗”的罪名，重重地勒了一绳，押送到位于关中西府某地的劳改农场砸石头去了。

四年后，始终不低头的杨仕会被放了回来。一回来，他就找人写诉状，准备行装干粮，踏上了上访告状之路。跑县城，跑省城，跑北京，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跑到1963年，有了结果，在国务院信访局的干预下，十八亩地又回到了杨仕会的手中。上级有关部门还批了三千六百块钱作为补偿。然而，这笔钱根本未到老杨的手中，生产队把它给截用了，买牛盖饲养室了。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暴发了。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杨仕会的境况可想而知。不但再一次失去土地，还遭到残酷的打击。也曾头戴高罐罐帽子，跪在高高的凳子上接受批斗，从太阳出一直跪到太阳落，最后一头栽倒在尘土里；也曾脖子上挂个大牌子，被人反剪手押着，去游四街八乡，罪名是：“自发单干，调皮捣蛋二流子；死狗牛黄，刘少奇孝子贤孙”……总之，罪没少受。自己受罪不说，还波及到家人，妻子小产在陪他游街的路上，养子被从外县抓回来陪斗。为了活下去，房子拆了卖了，几个孩子，要饭的要饭，出走的出走，该上学的时候上不了学，该找媳妇的时候迟迟找不到媳妇……

然而，杨仕会并没有就此罢休。时局稍一松缓，他的上访便再度开始。铁炉位处临潼最东边，从硷杨村到县城有50多华里路。那年月不通车，上县城全凭两条腿。杨仕会常常是后半夜起身，吭哧吭哧地走到县城已快中午。在临潼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工作过的老同志都有记忆，不识字的杨仕会是一个从不“胡来”的、很文明的告状者。他去找领导，领导忙了就在外面等着，等你不忙了才敲门进去说他的事。饿了，啃一口干馍，冲一碗炒面，或者借你办公室的炉子，将自带的小锅架上，熬一锅包谷面糊糊吃。晚上，搭一个地铺，睡在房檐下、过道里。第二天天不明就爬起来，把睡过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帮着传达室的同志洒水、扫院子。

接触过老杨的书记县长都承认，这个杨仕会是讲道理的，他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毛主席说过话，共产党有文件，入社凭自愿，我不愿意入社嘛！”他的要求也很简单：“把我的地还给我，把我的牛还给我。”然而，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一年一年、一任一任地拖着。那些年，书记县长们的脑子里都紧紧地绷着一根“政治”弦，谁能给他解决？谁敢给他解决？他们能做到的，是通过民政部门，给这个告状的老汉提供一点粮呀钱呀的困难补助。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以杨仕会上访事件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晶莹的石子》。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缘于我设计的一个情节：主人公“常明理”因50年代被强迫入社而告了二十多年状。每一次告状归来，他都要在家乡的小河里捡一枚青色的石子，扔进家藏的一个古陶罐里，以示纪念。在实行责任制、分到责任田之后，他背了一麻袋萝卜去县城感谢有关领导。回来后，他将捡得的一枚特别晶莹的石子扔进瓦罐，说：“这怕是最后一颗了。”

小说以主人公得到了责任田为结局，而实际情况是我想得简单了，这还不是结局。1984年，村上给杨仕会分了几亩责任田，杨仕会压根就不接受，那地就一直撂荒在那里，草长得有半人高，野兔出没其间。他坚持要他家原来的那十八亩水浇地，还要赔他的那头早就累病而死，且被剥了皮、分了肉的大犍牛。于是继续上访，又跑了六年多，直到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1991年秋天，县上有关部门会同社、村干部，利用“变地”即调整责任田的机会，在给村组以适当补偿的前提下，将合作化以前属于杨仕会的那十八亩地一分不少地还给了的老杨，并一次性地赔他九千块钱的粮食钱、耕牛钱、饲料钱。老杨的高兴可想而知。要知道，为了要回这十八亩地，他奔波了三十多年！从一头黑告到满头白。其间，吃的苦，受的罪，跑的冤枉路之多，付出的精力之大，都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而老汉身上所显示出来的那种“认死理”、“一根筋”的精神、那种坚韧不拔、奋斗到底的毅力，也使许多人感叹莫及。不说别的，在临潼、在陕西、在整个中国，当年不愿意入社的人绝不止杨仕会一个，但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杨仕会吗？

不过，退地前，县上干部对老杨的子女是这样讲的：土地是国家的，现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划给老汉，由老汉长期耕种，等老汉去世之后，这地要还收回来，给你们另行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老杨的子女们表现出了一种通情达理的灵活性：先把老人的梦圆了再说，“我大为这事跑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啊，人一生有几个三十多年呢？！”

杨仕会当然不知道这个“约定”了，他用赔款的一部分，高高兴兴地从集市上牵回一头毛色光亮的秦川牛，又跑东奔西地为牛割青草、买麸皮，当乡亲们谁家需要用牛时，老杨会亮声说：“拉去！拉去！”或者说：“我来帮你犁！”在那十八亩地上，老杨除种麦、种包谷外，还栽了些苹果树。那地里的庄稼连续两年都获得了丰收，家院里高高地竖起几排包谷桩子。以这些金黄色的果实为背景，杨仕会老汉照了一张相。照片上的老杨，头戴新帽，身穿新衣新裤，面呈微笑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那灰黑色的对襟衫上的暗花图案，正是去年到今年流行的唐装图案。

1993年，也就是要回地的第三个年头，患食道癌的杨仕会一病不起，腊月下旬，年关将近的时候，老汉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老人的墓地是生前就选好了的，就在那十八亩地中间，栽有苹果树的地方。2002年2月1日，我们来到铁炉乡，来到了硷杨村，在村人的指点下，找到了那十八亩地，平展展的土地上长生着冬小麦，绿油油的。老人的坟前已竖起一个高高的碑子，我注意到那碑文中有“秉性耿直，为人忠厚，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的话。那天，我们还见到了老人的大女儿杨淑侠。这位大女儿有文化，是父亲告状事业的支持者和参与人。她的叙述，使我们对杨仕会其人其事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那么，老人去世快十年了，村上没有按‘约定’，将地收了再行划分吗？”我问。“没有。他们要是来，我们就有话说：你们赔的是我大的损失，我们做儿女的也跟着受了三十多年的罪，将这些算清白了咱再说。”杨淑侠道。我说如果处理不好，第二轮告状怕就又要启动了。杨淑侠笼了笼已经花白了的头发，一笑。

“一篇好文章啊！”回程的路上，陪同我采访的朋友感慨地说。

我说是啊，文章的题目可以叫作《中国出了个杨仕会》。

（原载《美文》2002年第8期；收入《大悟骊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2002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