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鹤方壶是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出土。此壶原为一对，其造型和花纹装饰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样。现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另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壶为青铜制是盛酒或盛水器，通高118厘米，重64.28公斤。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此壶构图极为复杂，设计非常奇妙，铸作技艺卓越精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饰于器身上下及各种附加装饰上的龙纹。从最上面的壶盖来看，他是由10组两重并列的莲瓣形装饰组成，莲瓣上为镂空的龙纹。器盖口沿饰龙纹，每组两个，头各东西，尾姣结。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其腹部攀附着几条蜿蜓飞动的应龙，正缓缓向上移动。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虬屈蟠绕，布满壶体。壶颈部四面均有龙(兽)形耳，两正侧面作回首反顾的龙形构成铜壶的双耳，有花冠形角，体积较大较长，冠与身躯均有镂空的精美花纹。壶腹下部四角又有附饰的有翼小龙，兽角翻卷，角端如花朵形，作回首向上攀附之状。圈足下有两条勾首顾盼的龙，身作鳞纹，弓身卷尾，头转向外侧，咋舌，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龙和壶体上所有附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相互应合，共同在观者视觉上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

从布满壶身上下的龙纹来看，龙在人们心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人们对龙的崇敬是由来已久的。我们从神话传说、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是把龙作为神通广大的神灵，因它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是能驾驭一切动物的神人，作为人的化身，是人、龙混为一体的。另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龙的踪迹，如：
1971年春，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北山冈地下50～60厘米深处，出土了一件打磨得很光滑的墨绿色玉龙，高26厘米，体卷曲为C字形。其时代距今约5000年，为红山文化之遗物；1987年5月至1988年9月，在河南省濮阳县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用蚌壳摆塑而成的三组完整的蚌图。三组蚌图，一字排开，由南向北分别为：第一组，龙、虎和人骨架相组合；第二组，虎、龙、鹿相错并重叠而组成；第三组，虎、龙和人相组合。三组蚌图案相距20—25米，同处在遗址中心的一高地上，而且摆塑得如此之精，显然是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它反映了当时人的信仰和观念。尤其是龙的造型已接近了后代龙的形状，龙虎相配组合为一起，更是属首次发现。而且，所摆塑的形象生动自然，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是难得一见的。此蚌塑龙虎图案的时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被誉为“天下第一龙”。龙已成为中国原始社会的崇拜对象，当时人们对各种自然变化还无法充分认识，他们将自然界一切皆视为有灵。从天上日月星辰，空中风雨雷电，至地上生物、非生物…等，皆视为神灵。原始人对这些自然现象，意识到一股神秘力量，是崇敬，也是慑服，于是将天上与世间物象联系起来，企图用熟悉的动物来解释。就把龙作为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先民们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将自己对身外世界的畏惧、依赖、疑惑、想象、崇拜等等，都贯穿、投注、体现到龙的模糊集合中了。因此，把龙作为保护神，作为图腾。

龙作为中国传统纹样最古老的母题，应用的最为广泛。不同时期、不同质地的器皿上均有龙的踪迹。龙纹被铸在青铜器上。《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记载：“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所说窃曲，或称变形夔龙纹，或谓夔之涡转文。而铜器上的夔、虺、螭等纹，依《说文》解释，皆与龙有关，或是龙的别名，或是龙子。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各诸侯国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其龙纹有一部分继承了西周龙纹图案的型式，但从西周严谨雄浑的规范，变为活泼清新的风格。纹饰上神秘的色彩大大地减少了。已进入成熟期，龙纹极尽提炼取舍、夸张变形、抽象组合，约定俗成地简化到如符号般的，有所抽象的，但略存龙头形象的，可以从各个角度观赏的龙纹图案。有部分龙纹向较为写实的造型发展。并从以政治、宗教为目的演变为以阴阳交合为深层含义的吉祥图像。如莲鹤方壶的龙纹莲瓣向四周翻仰，有力地烘托出盖心一只展翅欲翔的鹤。鹤的形象生动真实，为早期青铜器艺术中所罕见，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时代风貌在艺术上的真实体现。郭沫若先生早在30年代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把他视为新时代开端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