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精神家园、民族精神家园
何谓精神？《辞海·哲学分册》说：“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宗教信仰者和唯心主义者所讲的精神，就是对意识的神化。唯物主义者常把精神当作和意识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认为它是物质的最高产物。”[1]实际上人们往往把它与物质相对而称。
中国古代的“精神”是指天地万物的精气、活力，一种奇妙难言的作用，一种事物运动发展的精微不显的内在动力。《周易·说卦传》上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万事万物所显示出来的独特的具有灵性的状态，就是古人所谓的“精神”。
“精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概括、提炼出来。“精神”作为一个完整的词，始见于《庄子·天道篇》：“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又说：“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在古代中国哲学中，人的精神亦称为“神明”。《庄子·齐物论》还说：“劳神明为一”，《荀子·劝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王制》：“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以上神明都与精神基本同意，是指人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
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精神就是指人的信仰、理想、信念、伦理、道德、追求、憧憬等，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活着总需要一点精神”。一个人离开了精神就会意志不坚，缩手缩脚，畏葸不前，难以成就大事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离开了精神就会被人欺侮，受人凌辱，遭人侵略，积贫积弱，难以应对大灾大难，更很难得以强盛。
精神家园，是一个漫长而又古老的命题，自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在寻找，而现代人的精神困惑越来越严重，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精神家园为我们提供心灵慰藉、精神归属和终极关怀。作为个体来说，每一个人都要有精神家园，这大概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2]。苏轼有诗云：“此心安处是吾乡”。一颗心能安顿处处皆为故乡。“吾乡”，即人的精神家园。所谓人的精神家园，就是人的精神、心灵获得安宁、得以安顿的地方。有了精神家园，人就有了安顿感、温馨感和幸福感，人的生活才有意义；不然，他的生存就有可能是动物性的，他的生活可能就充满漂泊感、阴冷感和痛苦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必须有一个精神家园，不然，这个民族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就丧失了作为民族存在的精神依据，成为一个生理意义上的群体存在。因此，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生命的寄托和精神的依归，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所传承下来的特有的传统、习惯、精神、心理、情感等。精神家园是民族生命的精神母体、民族创造的精神源泉、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民族奋进的精神动力。
精神家园问题，核心就是人崇高的形而上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它关乎着做人的根本原则和基本道理，涉及到人的终极关怀或本体论追求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的精神就有了“支柱”，安身立命就有了“根据”，感情、心灵就有了“着落”，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家园问题就解决了。
精神家园主要包括精神生活、精神支柱、精神动力和精神信仰四个方面。
人不仅仅是动物，所以人不能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他还要追求精神生活。一般情况下，物质生活满足了，人或者去追求丰富而高尚的精神生活，或者沉湎于物欲而不能自拔，而绝大多数人也许就是满足现状，浑浑噩噩，并不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相反，宗教信仰者、苦行者则反感、厌倦了物质生活，放弃舒适的物质生活甚至是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去追求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我们传统的儒家比较走中道，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是人的精神。没有了对理想的追求，失去对明天的期望，抛弃对生命真谛的探索，这样的生活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生命就会委顿，甚至活不下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其需要弘扬民族精神，构筑精神支柱。
一个人要维持生命，不断工作，进行创造，没有物质的能量补充固然不行，但人之为人更在于精神动力，作为一个人要生活下去必须要有精神动力。没有精神动力的人可能精神委靡，浑浑噩噩，郁闷无聊；一个民族也是一样，需要有持续的精神动力。民族的精神动力来源于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通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的现实生存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往往不能满足于现状，于是有超越的追求，有精神信仰的需要。精神信仰，主要是指人的哲学意识和宗教意识状态，因为这两者是其它思想意识而言更具有宇宙观、世界观的指导作用。由于精神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客观物质，是头脑思想活动的产物，是建立在自然和社会认识基础上的思维状态，而信仰则是精神活动对理想的超现实价值的目标指向，所以，精神信仰就应该是人的意识稳定指向超现实价值的一种精神状态。简单地说，精神信仰就是作为自己行为准则的哲学观和宗教观。人的精神信仰可以是多元的，例如有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有人就是基督教徒，佛教徒。因此，精神信仰可以分成理性的信仰和宗教的信仰两大部分，当然这个划分只是相对的，理性的信仰当中往往也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如共产主义信仰；宗教的信仰当中也不乏理性的因素，如佛教等。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安身立命、灵魂安顿和精神归根的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向心力、亲和力的源头活水；是民族不畏艰险、团结奋进、科学创新的精神力量；是民族唯变所适、生生不息的动力[3]。
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当今中国人精神信仰问题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状况，正如有学人不无忧患地指出的那样：
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崩溃，中国人的生命不能通过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出现了现在中国人心灵飘荡无处归依的普遍现象，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普遍感到的中国人信仰空虚、价值虚无、生命荒谬、意义失落的现象，这一现象为中国的各种怪力乱神提供了温床，也是可能造成中国社会动乱的一个深深的隐忧[4]。
信仰的饥渴正在折磨着我们，一切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信仰的饥渴正在折磨着我们。正是这种饥渴感使得我们内心渐渐萌发了寻找信仰的愿望。……当然，更为严重的问题还是今日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无论是所谓的上层精英还是下层百姓，从整体而言，已经丧失了生活的总目标，丧失了生活的真正的理由；我们只有眼前最直接最功利的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目标，就是这些目标让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地奔波忙碌；我们没有了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没有了追求正义、真理和光明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确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内心生活，没有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精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出了毛病，出了真正的根本意义上的毛病[5]。
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中国人皈依各种宗教，甚至邪教。比如说法轮功，还有民间准法轮功，如农村传播非常厉害的“东方闪电”是20世纪90年代初从邪教组织“呼喊派”分化演变而来。教主赵维山自封“能力主”，歪解《圣经》中“闪电从东方发出，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等语句，编造“全能神是唯一真神，以东方女性的形象再次道成肉身显现”等邪说，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认为河南的一个女神是“道成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要在中国“做王掌权”。其教义宣扬现在是全能神的时代，一切要听从其旨意，才能避免灾难。以农村为主要活动地域，以农民和信教群众为主要对象，秘密传播，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河南由南向北传播，先后传到延安、榆林、内蒙古、山西一带，继续向新疆、宁夏、甘肃等地大肆渗透。另外，据笔者遇到的情形来看，在陕西农村有半秘密状态的“基督教旷野传教”，吸引了许多农民。他们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和传统礼仪有着冲突。在我们的大学校园，我也曾经碰见有大学生向我传基督教，一个清纯可爱的女孩真诚地邀请你加入他们的活动，一块儿读《圣经》，体验与基督沟通的感受，据说这在大学生、研究生当中相当普遍，只是没有办法有详尽准确的统计。传统的道教、佛教也越来越兴盛，而天主教、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外来宗教。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天主教在祖国大陆平均每三天建两间教堂，基督教在祖国大陆有一万五千间教堂、三万五千个传教点，洋教教徒已有一亿多人。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道佛为辅的模式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与思考。可以想见，如果几亿中国人的头脑都信了基督，不再讲传统礼仪，不讲人伦道德，不讲孝悌之道，我们还是中国人吗？正是基于精神信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所以近年来不少人对中国人的精神危机表示关切和忧虑，同时思考解决的办法，探索未来出路。
现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就关系到中华民族整体复兴在文化方面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提法，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的文化需求。这些都是高瞻远瞩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党中央提出通过弘扬中华文化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把它作为我国文化建设一项战略任务，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高度来提出弘扬中华文化，不仅是对中国文化本身的肯定，更是对中国文化功能的提升，使我们为之一振。如何对待中华文化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近代以来文化争论过程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近代以来，我们开始批判传统文化，特别是囿于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各种各样的先见、偏见，对传统文化否定多于肯定，造成了几代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无知和轻慢。如现在大家最头疼的是教育不好家里的小皇帝，这可能有许多原因，但是从爷爷奶奶到爸爸妈妈连《弟子规》都不知道，不懂得教育小孩的成长的基本规矩和做人处世的基本要求，能教育好孩子吗？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杨叔子教授在《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6]一文中说：“1982年我在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有几位华人教授跟我讲，内地教育有个缺陷，什么缺陷呢？内地的留学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也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请问这种学生毕业出去以后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我认为他们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动。”这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不能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转化为学生的基本精神素质。云南师大教育系曾小英教授在《世界性儒学复兴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7]中谈了她自己的亲身体验：“笔者从小在批判封建礼教、打倒孔老二的社会氛围中长大，从小养成了一种崇尚西方科学、鄙视传统文化的心态。直到本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大学从教10年之后，受到政府委派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思想才发生了变化。我在外国朋友家里，看到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重；从外国人写的书里，我了解了许多自己全然无知的东西。有一次聚会，外国朋友请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我的讲话言之无物却充满了自己的批判性意见，大家听了都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这些经历使我猛省：我横加批判的东西，是我真正了解的吗？流传了几千年，受到全世界最有知识的人尊崇乃至外国的普通人都愿意学习的东西，难道我这个炎黄子孙反而应该嗤之以鼻吗？我自以为传统文化是现代人应破除的封建迷信，根本不懂孔子学说却认定自己比孔子高明，这难道是科学的态度吗？这下我才发现了自己的迷信、无知和狂妄。于是我才虚下心来认真读古书，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几年的学习研究，我才发现，原来，中国传统文化象大海一样深广无边，而且其中埋藏着无尽的宝藏”。因此，我们不能把近代落后的责任全部推到祖先的头上，推到传统文化的建设者头上。用十七大报告的话说，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家园有密切的关系：“中华历久弥新的璀璨文化，是全民族文化认同、文化尊崇的基础，是民族生命智慧的源泉，是民族安身立命的支撑。否定和斩断中华文化，搞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那是民族衰亡之路。无文化认同和尊崇，共有精神家园就无文化根基和文化底蕴。文化认同和尊崇积淀愈深愈厚，文化认同感、尊崇感、就愈具有吸引力、聚合力、亲和力，中华共有精神家园就愈美满。”[8]
党中央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更是深切地体察到了当今中国所存在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具有历史性、整体性、现代性。就历史性来说，说短点是近代，说长点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了。在明清之际中国的思想家感受到了“天崩地裂”的变化，到了清末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千古奇变，礼仪崩溃，纲常堕毁，以西方为主流的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全方位的冲击。到了20世纪30年代，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几乎沦为撮尔小国的殖民地。但是，毕竟中国没有沦为殖民地，这就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蕴藏的无比伟大的精神力量，尽管后来又是残酷的内战，又是不断的天灾人祸，物质贫乏和生命的保障都成问题，很多情况下还顾不到精神问题。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那其实还只是民族肉体的挺立，精神并没有挺立起来，甚至可以说还匍匐在地上，不然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怎么会使十亿中国人把自己的头脑都寄托在毛泽东一个大脑上，把自己的精神信仰都维系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后来长期的政治运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为主，政治的盲目热情和思想的简单认同，幻想与理想的混淆，使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要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时间压缩必然使社会矛盾空前集中，物质生活的丰富，空闲时间的增多，还有大量社会不公正存在，人际关系的梳离，以及社会腐败、道德堕落、思想迷茫等，而所有这些，最后都要反映到人们的精神上来，形成内心的矛盾，使得人们的精神困惑越来越突现出来，甚至精神危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我们必须进行着重研究和回答的时代课题。
就整体性而言，这种精神危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与民族文化的危机密切相关的全民族的精神危机。在现阶段，中国已经出现了精神危机并且日益严重，一些专家警告说,精神危机或许要比经济危机更加可怕。而目前的中国恰恰是精神危机的重灾区。佛教在线北京讯 在2009年1月16日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心理危机干预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的老年人自杀问题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甚至有渐成常态之势。据华中科技大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位于江汉平原的湖北省京山县，原本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如今却是部分乡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达千分之一以上。有的村庄因自杀而死的老年人高达十分之三四。有些中青年人认为，老年人不给家庭创造财富，只是家庭的拖累，晚死不如早死，早死不仅自己解脱了，也给儿女们减轻了负担。京山县有位老人病重，其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儿媳回来准备为老人送终，但老人迟迟没有去世，这对夫妇就十分恼火，说怎么还不快死，耽搁事儿。有些老人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选择自杀作为结束生命的手段。而农药的广泛使用，则为老年人自杀提供了最方便的手段，这在当地被称做“喝老酒”。在一些村庄，人们普遍认为，“老人喝农药是必然要走的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很多老年人也都将自杀看做是正常的。研究者发现自杀的原因与没有信仰有很大关系。京山县农村上自80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孩，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鬼神的存在。当地人不过鬼节、不敬神、不拜祖先，将烧香拜佛、敬拜祖先视为“封建迷信”。当问及一般村民信仰什么时，他们的回答一半是信科学，一半是什么也不信，只信自己、信钱。这是比较落后的农村，也许最令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这几年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大学教授自杀也呈上升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因精神危机自杀，在他9月13日的最后一篇博客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中透露了自杀的动机：“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历史递交了一行一个知识分子与现世抗争的文字。因为无法找到精神家园，他便以唯一的尊严与勇气拒绝继续活着。看来，中国人的精神危机主要还是政治、文化等各种原因导致的。余虹教授的死不是个人的精神脆弱，而是整个民族精神危机的象征。他的文章中特别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反思：“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显然，他的精神危机是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失落以后整个国民精神危机的一个表征。对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深感忧虑和不安，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许多好东西我们都抛弃掉了，以至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精神发生了这么大的危机，连灵魂工程师的大学教授都活不下去了，这那么可怕！可悲！！
就现代性而言，精神危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现代人生活得极匆忙，如尼采所形容的，总是形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股票屏幕，不复有闲暇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现代人的娱乐也无非是寻求刺激和麻醉，沉溺于快速的节奏、喧嚣的声响和色彩的魔术，那种温馨宁静的古典趣味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人无论在财富的积累上还是在学术的攻求上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贪婪，现代文化不过是搜集无数以往文化碎片缝制而成的“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丧失信仰引起的内在焦虑和空虚，于是急于用外在的匆忙和喧嚣来麻痹内心的不安，用财产和知识的丰富来填补精神的贫困[9]。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政治体制的滞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精神信仰无法有效地说明现实；新的经济力量的生成，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受到了冷落；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风气的变化，思想及价值观念的裂变：这一切使人们的灵魂落入迷茫并在痛苦中挣扎和呼唤，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困惑。不说别的，就是被作为精神纯洁之地的大学，曾几何时也成为思想迷茫、学术浮躁、精神危机的地方。这几年在大学校园里开始流行起“郁闷”二字，在“郁闷”二字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着是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失落现实。有学者还揭示说：“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也走向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可靠，一切都可以放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二是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弊病。”[10]
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精神家园，因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已融汇成一派浩瀚的巨流，在世界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兼容诸子百家、融合道教、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家园。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曾经支撑整个民族领先世界达上千年之久，并使中华文明能够历经劫难一脉相承，延续下来而不中断。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把人类文化分为8种：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西欧文化。每一种文化最初都是青春的活力蓬勃兴起，在其根生土长的地方成长壮大，发荣繁茂，然后枯萎凋落，完成了它的生命周期。在他看来，这8种文化的7种都已经死亡了或僵化了，而西欧文化也是在劫难逃，它的衰亡乃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有中国文化存在至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了人类历史上从古至今的几个大的文明系统，提出了文明生态理论，认为文明正如生命体，它有自己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并且反复流转着。在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共出现了26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发展，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有的中衰，有的消亡，有的裂变，有的被征服而变异，至今只有8大文明仍然存在，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在这8大文明当中，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饱经磨难，没有中断、没有灭亡、没有转移，在艰难曲折中传承不缀，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的，成为至今为至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持久性的文明，并且各个时代都有新的成就。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充分肯定中国秦汉以后两千年“所建立的功绩”，赞扬“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11]值得说明的是汤因比的“文明”实际上是一种以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形态，或者说历史形态化了的文化。为什么会这么持久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着逐渐形成了许多文化精神，或者说核心价值，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仁者爱人、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患意识、与时携行、生生不息、诚信、民本等等。
在世界历史上，埃及文化曾被波斯帝国所灭，后又因亚历山大的占领而被希腊化，因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因阿拉伯人的移入而伊斯兰化，多次出现文化的中断和本质的变更。巴比伦文化也在屡遭中断之后走向毁灭。印度境内的哈拉巴也因中亚雅利安人的进攻而于公元前十八世纪突然衰毁。希腊文化在公元前二世纪被并入罗马版图。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上述情况，上自伏羲、炎、黄、唐虞及夏、商、周三代，下至唐、宋、元、明、清以至今日，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绵延了五千甚至七千年，而且在东亚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构成其要素的主要有汉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佛教、道教等几项，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极。近代以来，这个文化圈还在不断地扩展，从东南亚，到欧美。今天，由我们国家推动的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孔子学院就是儒家文化扩展的新行动。
三、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
对于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古代代表官方并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的民族主体价值，一是作为国教的华教，二是作为官学的六经(先秦时期)和儒学(汉代以后)。至于道、释两家，虽然曾在短暂的时期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总的来说，它们都属于民间的宗教和学术。不过，这没有妨碍它们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体价值，并与华教和儒学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12]。还有人从三教合一的角度，认为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主要包括儒释道三教，也有人概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诸如和谐观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唯变所适、忧患意识、内在超越、反省意识等等。这些表述各有一定的合理性，各自都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一些特点。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理应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象征。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中国上古以来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光辉，超越时空，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对人类精神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孔子对中华民族思想和精神的贡献与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对此我们应该由周公说起。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元圣”，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他上绍尧、舜、禹、文、武之绪，下启孔孟儒术之运，承前启后，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文化史上的主角。周公为政的主要政绩是制礼作乐，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子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是一个庞大、复杂但井然有序的社会制度体系，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后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几乎无不将其视为宝库，言必称周公。孔子的基本思想是承传尧、舜、禹、文、武、周公的业绩而来，也即对上古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把历史的经验加以理论化、体系化。生活礼崩乐坏的时代，面对礼乐越来越趋于形式化的局面，孔子一方面在行动上坚持遵守这些形式化的礼，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从理论上极力提倡充实礼的精神实质，力图给思想化的礼注入新的内容。他把礼乐作为一种复合性文化实体进行解析，使之观念化、理性化、人性化。这样，他就超越了当时一般的“儒”，成为儒家的创始人。现代大儒梁漱溟这样评述：“周公的制作是具体事物，而孔子则于其精神道理大有所领悟，以教之于人。‘礼崩乐坏’的话见之甚早，殆即指周公当初制作者而说。此具体的礼乐制度保持不了，其传于后者有限而由孔门的理性学风及其谆谆以情理教导于人者，却能使人头脑心思开明而少迷信固执，使人情风俗趋于敦厚礼让，好讲情理。两千年来中国对外居于世界各方之间，其文化显着异采，卓然不群，而就它如此广大社会内部说，其文化竞尔高度统一者，前两千五百年的孔子实开之。”[13]这就是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具体制度，而孔子则对其中的道理大有所领悟，致力于挖掘其内在精神，以之教人，成为大师。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促使孔子进行思想学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头脑，改变了社会的风气，以至于开辟了两千年来中国文化前进的道路，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现代新儒家的大师唐君毅比较孔子与耶稣和穆罕默德说：“孔子所传承，所开启的，是本身的民族文化，而耶稣之教﹐却传放外方﹐今日之犹太人﹐并不信基督﹐释迦亦然﹐这虽更有时代性﹐但他们所要求的宗教精神﹐与他们本身的民族精神，有一段距离。而孔子所要求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便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合一，为中国人所共同遵守。回教在这地方与孔子不同﹐但回教之所以能为阿拉伯人所信，因为穆罕穆德本人是军事的领袖之故﹐是凭着军政的力量﹐使阿拉伯人接受回教。孔子则纯粹靠他的文化思想，学术内容，以‘文’的传承﹐成就中国文化﹐而不是靠军政的力量，而使孔子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分不开。由以上之比较﹐便可见出孔子的特殊。”[14]也就是说，孔子的精神生命与中华民族的生命是息息相通的，这是孔子与世界上的宗教家、哲学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
但是，百年以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旧”，最后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其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从而成了一个没有民族文化自我的民族、没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民族、不能够知道自己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民族。在这种情形下，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不知道“我是谁”的民族，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民族，一个民族内聚力日益弱化的民族[15]。这样，在精神家园失落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人对孔子则失去了基本的敬意，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感。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所著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书的的封面上有一行红色的小字是这样说的：“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作者认为，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彷徨无奈，颠沛流离，就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真是毛泽东在《改造我的学习》一文中早就批评过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首先，精神家园与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一回事，精神家园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正是在那个礼崩乐坏，思想观念混乱，人们精神空虚，社会秩序失衡的时代，孔子以自己的救世热情，广博的知识和巨大的才能重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而且他试图让那些精神流离失所的统治者、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都能从不同的文化领域回归精神家园，过上人道的生活。所以，孔子是一个怀抱理想，但是又脚踏实际，并力争在现实中实现其理想的奋斗者。可惜，当时理解他的人不多，才使他周游列国，汲汲以求而没有效果，无可奈何之际他接受了别人“丧家狗”的嘲弄，实际上那些嘲弄他的人才是真正的“丧家狗”——丧失了精神家园、无可依归的人。孔子是现实中的失败者，而是精神家园的缔造者、拥有者。孔子的精神境界没有多少人能够达到，也就没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他，所以他有时有“浮海”、“入夷狄”的感叹。好在孔子有许多学生，不同程度地能够理解他，追随他，形成了儒家学派，把他的思想和人格传承了下来。
更为遗憾的是由于李零生长的具体环境，对道德的误解，对说教的厌倦，使他丧失了人之为人基本的道德感。他在《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16]中声称：
我讨厌道德说教，其实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态度。用一种说教代替另一种说教，在我看来，没必要。谁爱用谁用，我不需要。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在回答《新京报》记者提问时他说：
道德很抽象。抽象的东西，什么地方都能安，很好，但也最没用。
这可能是被过去假大空、高大全的道德楷模和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教条把头脑弄钝了，以至于对道德产生了错误的认知。例如在该书第56页，他这样发议论：“在道德问题上，与其‘高大全’，到处讲用，举国若狂，还不如劝大家尽职守责，少干点坏事。人为地拔高，适得其反，北京话叫矫情。”这话孤立地看起来，到也没有多大错误。问题是在对待儒家道德上，不能因为无知就大胆胡说。事实上，儒家讲的道德很高远，又很贴近，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天道心性与百姓日用水乳交融。只不过我们丧失儒家道德熏陶太久了，对其精义大都一知半解，不了了之，空洞的心灵就易生狂悖的念头。因为这些原因，也影响了他解释孔子思想的正确性，以至于常常出现明显的错误。如该书第68页他说：“孔子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对立起来”，事实上孔子不是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正好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关于“德”、“礼”与“政”、“刑”的关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和刑，是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德和礼，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朱熹注云，“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认为“刑”、“政”是实现“治”的辅助方式，而“德”、“礼”则是实现“治”的根本的，而“德”又是根本的根本。《汉书·礼乐志》引据说是孔子的话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王国维先生对此也有阐述：“礼乐用陶冶人心，而政刑则以法制禁令刑罚治民。前者为道德，在修人心；后者为政法，在律人身。虽此二者相合，然后成为政治，但其所最重者，则在礼乐。”[17]
对于孔子这样一位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我们的国人至今还不能给予肯认，例如著名的北京大学可以立许多外国哲学家、思想家的塑像，则不敢立我们的思想鼻祖的塑像，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北大以研究西方哲学成名的张祥龙教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一文中这样说：“北大校园的塑像渐多了。以前有一些现代中国人的像，和外国人的像，如文学家塞万提斯像。近日散步，发现静园草坪边的一院中立了西方古代哲人苏格拉底的半身像，让我这个搞东西方哲学比较的人受到触动。既然立新像是可以的，立哲学家的像也可以，那为何不立我中华民族第一圣哲孔夫子的像？……为什么要在北大立孔子像？首先，孔子是塑造中华文明的最伟大哲人和至圣先师，也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在一所力求体现中华人文精神的中国最高学府中，立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创立者和精神导师之像，可谓天经地义。”[18]这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在我们国家办的第一高等学府，我们利用给外国的文学家立一个塑像，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立一个塑像，岂不是妄自菲薄，自我贬低？
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
儒学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在“礼坏乐崩”的大动乱中，通过总结、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以来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地创立起儒家的思想学说体系。此后，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儒家学说日益兴盛。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更上升到官方哲学的地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到宋明理学更是经过许多大儒的持续努力，构建了庞大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存在于“四书五经”之中，而五经主要是由孔子依据古代文化典籍编纂而成，是华夏族经历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华夏民族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渊源可以上溯到炎帝、黄帝时代，被孔子作为古代圣王，是儒家道统的代表人物，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来源。孔子以超凡的智慧和胆识，将华夏族的集体智慧阐述出来，进行发挥，加以宣扬，形成了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集中表现。“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都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19]儒学是中国两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正统思想，承担着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表达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中国社会的安定和谐，养成中国人爱好和平与礼让美德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孔子为鼻祖，经过历代大儒不断阐发的儒家思想理所当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分离与混乱之中，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民丧失了孔子儒家思想这一精神轴心，从而造成民族灵魂的飘荡，民族精神的危机。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道佛是三股主要潮流，它们各有源头，互有流变，既有标新以求立异，又有自守以保特色，还有融通以得趋同，更有创新以图发展，最终造就了相辅相成，相反相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儒为主，居中制衡，佛道辅翼，安身立命，治国理民的独特结构。这一结构就是西学东渐以前中国思想观念层面的基本结构，其中儒学起着主体的地位。对此，当代学者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侯外庐先生从古代社会结构着眼来解释儒学构成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原因。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儒学适应了中国古代血缘家族的社会结构。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社会关系。世界各民族在原始社会时期都曾以血缘关系组成氏族组织，但是在欧洲，当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时，个人私产的独立性分解了氏族的血缘关系，国家代替了家族。而在中国，个人私产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从氏族直接发展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20]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就这个问题谈了六点：一、儒家崇尚“仁政”，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客观上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安定太平。二、儒家提倡“和”的精神，贴近人情，容易为一般百姓接受，既不像法家学说那样强硬，又不像道家学说那样玄远，更便于以此推行道德教化。三、儒家中庸学说，更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从中国人传统心理说，更容易认同。四、儒家“大一统”理论，更利于我国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有利于我国二千多年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罗国杰先生在《中国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一文将儒家的核心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一、仁爱思想。孔子把“仁”看成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品质，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否则社会就得不到安定。仁爱思想是对一切人的要求，这样社会和家庭便会安宁。二、强调整体思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民族利益和整体利益要放到首位。三、提倡人伦价值。即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地位及其所应有的义务和权利。四、追求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五、强调自我修养和实践的重要，儒家认为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上述这五点，使儒家思想在我国长治而不衰，因为它是治国安民、经世治用、稳定社会、协调关系、完善人格的至宝。[21]余英时先生曾经说：“儒家教义的实践性格及其对人生的全面涵盖使它很自然地形成中国大传统中的主流。”[22]总之，儒家的思想学说体系影响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科技、医药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了主体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
结论
总之，历史的趋势，现实的要求，使我们感觉到重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性、迫切性，我们可以从不同领域和方向的考虑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以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以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重建中华精神文明，重整道德标准，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民族的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辞海·哲学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2]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天地之间人为贵，用西方的说法人为万物之灵长。
[3]张立文：《弘扬中华和谐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008年4月22日《光明日报》。
[4]蒋庆：《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讲稿,未删节本，华夏复兴网。
[5]摩罗、余杰等：《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天涯之声www.tianya.com.cn
[6]《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9日。
[7]曾小英：《世界性儒学复兴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4期。
[8]张立文：《弘扬中华和谐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008年4月22日《光明日报》。
[9]周国平：《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中国青年》1988年第7期。
[10]钱理群：《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致青年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
[11]《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87页，旬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12]《华教与儒道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人民政协网 www.rmzxb.com.cn
[13]梁漱溟：《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中华孔子研究所编《孔子研究论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14]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的形成》，《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第33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蒋庆：《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讲稿,未删节本，华夏复兴网。
[16]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17]《王国维文集》，第15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18]《深圳商报》2008年4月15日。
[19]蒋庆：《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讲稿,未删节本，华夏复兴网。
[20]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修订本）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
[21]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2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