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匪》读完了。合上书，觉得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语言，二是民俗。
语言延续着孙先生的一贯风格：细致，精到，唯美。如写山里人炮制扁担，“眼见着它成了活物，红了，亮了，透出肉肉的红润”；写坡上的密林“一涌一涌地鼓着树梢子”。从“肉肉的红润”和“一涌一涌”这些富有特色的描写，你便能看出孙先生观察生活的细致和打磨语言的功夫。还有，“二人上轿，飘摇而去，西坠的日头在云中燃得正红。”按说写到“飘摇而去”就可以了，而孙先生却要加上后面一句。而恰恰这一句的增加，把读者带进了一幅画面，这画面当然是很美的。
也许与当了几十年编辑有关，我对语言讲究的作家持有敬意，我觉得从其语言上，不仅可以看出这个人文学修养的深浅，还能看出他对艺术、对事业钟爱的程度。而有些作家，就不大在语言上下功夫：粗糙，夹生，疙里疙瘩，读着读着，你就禁不住把他小看了：连起码的语言关都没过，还当什么作家？在陕西的作家里，孙先生对美文的崇尚和追求是以一贯之、风标高擎的，这一点值得我们“见贤思齐”。
民俗描写，在此书中占有不少的篇幅：人物的出场，情节的演进，性格的展现，都有赖于、渗透于民俗事象的描绘。此书中的民俗，具有多、全、细、绝的特点，如写扁担的炮制一节，就让人击掌而叹：精彩！还有黄豆榨油一节，也非未深入了解者不能写出。而书中不时出现的歌谣、花鼓曲儿、哭丧词……且不说对故事的起承转合作用之大小，至少能看出孙先生对故乡民俗之偏好，和在搜集、整理方面下的功夫。民俗有活化石之谓。它们既有物质层面的实物，也有仪轨层面的讲究，更有观念层面的蕴涵。从一地一时之民俗，大约可以看出其地其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所以，我认为，孙先生这部新著，不仅是一部凝注着作家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它还是一部民国时期商洛山区的民俗集成――对文学爱好者而言，它有欣赏的意义；对民俗研究者而言，它有资料的意义。

庞进2006，3，5 凌晨写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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