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中学生参加高考的年龄，我下乡了。那是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谁能不响应呢？在我们“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时候，已有“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经“推荐”走进了大学校门。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是掠过一丝艳羡的，但很快就被“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豪言壮行冲淡了。当时的我是理想化的，也是下势干的，而且已有人向我提亲，也有“小芳”样的女孩子向我走来，我甚至都动了找一个健美的村姑成家的念头。
那是个风云突变的年代，忽然间伟大领袖就不在了，忽然间“四人帮”就倒台了，忽然间就招工了，忽然间我就告别了锄头铁锨，告别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成为一名生产催化剂的“三班倒”工人了。穿上蓝色工作服的前几个月，我的心情是谈不上愉快的，原因主要是头上曾有省级模范知青的光环，喊过“扎根”的话，觉得自己是一个说了假话的人。沉沉郁郁地过了些日子，忽然间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真是平地一声雷啊！全中国的年轻人，以及许多年纪已不算轻的人，都好像服了兴奋剂似的，我那笼在心头沉郁之云，也一扫而去。
和后来的应届生相比，我当时不算是下多大功夫的人，也就是把高中时的课本翻出来看了看，将能搞到的很有限的复习资料读了读。考试是在11月吧，天已经有些凉了，考场设在华清中学，记得是在上坡后的第一排最东边的那个教室。开始是坐满了的，可几分钟后就有人起身交卷朝出走了，当时我还诧异，这几位老兄可以呀，答得这么快。之后才意识到他们大概是“老虎吃天”。我的情形好一些，坚持答完每道题，而且没有觉得有多么难。这大概得益于高中时学得尚好，下乡时又喜欢读书看报吧。好像就考了一天，自己走去又走回。中午饭是在华清医院姐姐那儿吃的，当时姐姐刚生小孩不久，身体不好，她的婆婆我叫娘，帮她管孩子，也给我做了一顿饭。记得娘给我做的是棍棍面，临潼人叫“搓搓”，还泼了油，那碗面很好吃，至今回味，香味悠然。几十年后，高寿的娘病故，我赶去吊唁，面对灵堂上娘的遗像，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这当然是后话了。
若干天后，成绩出来了，贴在县城街道的高墙上，榜上有我名，且排在第三，据了解情况的人讲，我前边的两位都是“老三届”，而且都是正在教书的老师。接下来就是等待录取了。我所在的单位有十几个人参加高考，同车间的一位率先拿到了通知书，我的却迟迟不见。一些好心人来安慰我了，说别灰心，年龄还小，明年再考，我自然是唯唯了。快过春节的时候，一封薄薄的信终于来敲我的房门了，是陕西师大政教系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有点愕然，因为我没有报陕师大，也没有报政教系呀，后来才知道，第一届，几乎不看你的志愿，师范类院校是优先录生的，所以，全省各地的高分生，几乎都被师大网罗了。——人的一生，大概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关乎前途命运，却又不由自己决定的事情吧。当然，还是很高兴的，记得那天，在把喜讯告诉家人后，我兴致勃勃地爬了一回骊山，我爬得很快，几乎小跑似的，一鼓作气，直奔山巅，而那通知书呢，就揣在激动不已的胸前。

（原载《陕西日报》2003年6月6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