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感谢上苍
当我在陕西师大出版社第一眼看到《大悟骊山》样书的时候，窗外正淅淅沥沥地下着本年度的又一场春雨。我看着起伏在封面上的山峦，看着山峦上方的一勾新月，看着新月旁装饰”作家地理丛书”一行字的黑三角，看着抬头望月的石青色的龙首，看着龙颈下一泓圆圈状的湖水，看着湖水上方”庞进著”三个宋体字，我久久地无语。后来，本书的责任编辑白晓群先生问我：”有何感受？是不是很高兴？”我说感受比较复杂，最突出的是：我看到这本书了！这句话当然是有潜台词的，也就是说有人已看不到这本书了，而我自己呢，也有看不到这本书的担心。

看不到这本书的人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在书中写到了他们，他们却无缘见书了。尤其是父亲，母亲已离世三年了，而父亲，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好好地活着。这本书的内容、写法、何时出版等等，我都给父亲讲过。就骊山方圆的山水风物、地理民俗、庞氏家族的历史、他在”文革”中落难挨整的情况等等，我曾屡次咨询于他。好几次，父亲就坐在我的身边，回答着我的提问，看着我把一个个汉字敲现在电脑屏幕上。我多么希望父亲看到这本书呀！我相信父亲看到这本书时会很高兴的，我甚至能想象到他老人家那慈善欣慰的笑容。然而，书出来了，父亲却看不到了，突然暴发的心肌梗塞，将父亲送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没有料到父亲会看不到这本书，就像三年前我没有料到母亲会患脑溢血突然离去。当我将样书拿回家，郑重地敬献在父母亲的遗像前，烧香、叩头，默默地告诉他们：儿子的又一部新作出版了……的时候，我的心窝里拥堵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楚。

是的，亲人的骤逝使我痛切地感到生命的无常和无奈。更明白无误，且无法抗拒的事实是：这样的无常和无奈，总有一天会在某时某刻某个地方以某种形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试想，如果我乘坐了5月7号北京至大连的那趟班机，或者乘坐了5月22号华航那趟班机，我还能看到这本书吗？再试想，如果我和凤凰台的刘海若以及台湾的那两位记者朋友一同坐在英国的那辆火车上，我还能看到这本书吗？更试想，如果去年9月11号的清晨，我正好登上了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的某个高层，那么，我怕是连撰写这本书的机会都没有了呢。

大学临毕业的时候，班上一位同学突然病逝了，当时他的妻子已怀有身孕，他走后，妻子生下来一个女儿，如今，那孩子该有二十岁了吧？人们把这种状况叫”冥生子”。就作家创作而言，这样的”冥生子”也不罕见，曹雪芹就没有看到《红楼梦》的出版，柳青《创业史》的第二卷，也是作家去世多年后才面世的。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能写多少部书，我也不知道我的哪一部书写出来了却不能看到它的出版。《大悟骊山》是我的第十七部书了，也是我从事写作二十多年以来出版的最精美的一部书：豪华型大开本，图片80多幅，独创的”肉夹馍”的编排方式……它真像一个可爱的孩子，多么漂亮的孩子啊！

感谢上苍！

2、人文地理

还是在蛇年晚秋之际，一天，小说家姚鸿文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策划一套”作家地理丛书”。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有关地理知识的读物，而是着重关照”作家个人精神构造中的地理”，它既是作家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作家的精神游历之地。我说这个策划不错呀！仔细想想，人其实都是地理的产物，作家更是地理的产物–古今中外，能找到不写及地理环境的名著吗？找不到的。那些特别成功的作家，如马尔克斯，如川端康成，如陈忠实，如贾平凹，无一例外地都是地理色彩鲜明的作家。显然，地理，不仅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不仅是水土的，还是人文的，是人与环境交融互动的。基于这样的理解，在和鸿文交谈时，我说，地理的人文化，或曰人文地理，在以往的写作中应该说是存在的，但未曾突出和强调。现在，你把它提显出来，做成一套书，这就是创新了，这样的书会因意味独到而富含魅力，因为好酒都是蒸馏出来的呀！

几天后，鸿文把我约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看过策划书后，说：”庞兄，你能否考虑也撰写一本？辋川怎么样？我读过你写辋川和王维的那组散文，挺好的。”我想了想，说：”我要写就写临潼，写骊山。辋川吧，去过两三次，了解得还说不上个透彻。临潼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比较熟悉。骊山上下的景物名胜、故事传说、风土人情，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于是，脑子一激灵，”大悟骊山”四个字便跳了出来–这显然是受了《大梦敦煌》的启发。是的，敦煌，伟大的东方艺术宝窟，不”大梦”若干次，是体会不到那奇妙魅力的。而骊山呢？”大梦”怕不能解决问题，它需要的是古今贯通、中外融会的”大悟”，因为它积淀的东西太多太多、蕴含的意韵太深太深了啊！

比如，中国历史的几个特别重要的转捩点就发生在骊山，它们是西周末年的”烽火台戏诸侯，一笑失江山”、楚汉相争时的鸿门宴、八世纪的唐明皇色溺华清池导致”安史之乱”，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张杨临潼兵谏。如果没有这几桩事件，中国的历史怕就是另一番模样了。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言：”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资源，使一个山水名胜成为政要名人游览休闲的好去处，和演绎风流韵事的好舞台，也成为突发事件爆发的一个天然’硬件’。这些能特别引起人们兴趣从而叙说不已的风流韵事，和足以导致一个王朝衰亡的突发事件，又使这山这水更加”名胜”。地理、天时和人文就这么绝妙地交融互渗在一起，使云蔚树缀的骊山别有了一番意趣。”而如骊山这样的情形在中外版图上还实在不多见。

所以，书稿完成、照片配齐、手绘地图画完后，鸿文让我按丛书的设计，想一句画龙点睛的话，以便印在书的扉面上，我想了想，说：就写这句话吧–

“读懂了骊山，就等于读懂了中国。”

3、恢复删除

《大悟骊山》原稿中的一些段落，在通过一些环节时被删掉了。这当然是很可惜的。现在借这个机会，我把它们再恢复如下：

写到秦始皇时–

焚书坑儒是此人干的一件很有名的罪恶之事。十年浩劫中，曾流传一句”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诗。诗中不但把焚书坑儒称为”事业”，而且还要”商量”–商量个什么？商量着制造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商量着把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都赶尽杀绝？商量着把天下人的舌头都割了，嘴都缝了，耳朵都塞了，眼睛都糊了？变成一群任其奴役、宰杀的牛马猪羊？

对专制独裁者而言，如果想整治持不同政见者，是无论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都可以进行的，至于方法嘛，哪可是多得很多得很了，何止活埋坑杀一种！比如，戴高帽子挨斗、挂大牌子游街，坐喷气式飞机，攻心战、车轮战，学习班、劳改队，跳楼、割腕、服毒、上吊、投湖……整得你家破人亡、九死一生、非人非鬼、如猪如狗，或猪狗不如，还要让你感恩戴德，感激涕零，山呼万岁，口服心服–那可是从精神上把几亿人都坑杀了！

我说朋友，这个暴君可不是一般的暴君啊！两千多年前，他用铁的意志、血的暴力，不仅打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还创立了一个顽强的体制。庞大的帝国因暴虐无度很快地垮台了，顽强的体制却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这个体制有成型机的功能，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绝对权威”；这个体制又有搅肉机的功能，搅得全民族血肉模糊，灾难不已。所以我说，秦始皇不仅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个大寿者，因为他一直活着，活了两千多年，至今还没有呜呼咽气呢。

写到金日成、里根参观秦俑馆时–

中方陪同参观的领导人是总书记胡耀邦先生。金先生的个头比我高一些，一米七左右吧。胡先生和我差不多高，一米六五的样子。和同排的金先生比，胡先生脸盘小一些，身子也瘦一些，但精神昂扬，活跃而干练。我看到他一个动作：抬手指向前边的铜车马展览馆；也听到他问导游：”前边还有吗？”此后过了几年，胡先生就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引发了人民群众一场特殊的悼念。胡先生是中国改革尤其是体制改革的先驱，他的功绩必将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怀念。

里根总统来的那次，我没有参与接待。但几十辆豪华轿车一溜烟驰过一个路口时，我看到了。也是到处都戒着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里根在秦俑馆曾有不少幽默的言行，如和武士俑比高低，要把自己的头给无头俑安上；抚摸陶马的屁股，先是慢慢地移动，后又故作紧张地突然将手抽回，说：”这马不会踢我吧？”等等。当然，最让我欣赏的，还是离开俑坑之时，面对肃立的秦俑兵阵，他大手一挥，喊的那两个字：”解散！”这两个字简直喊得太妙了！试想，面对秦俑，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能喊出这样的话吗？有人将此举归因于电影演员出身的里根擅长表演，我觉得有关系，但本质上不是表演的问题。若没有长期的以民主、自由、博爱的价值观为基石的文化浸淫，不说一个里根了，一千个、一万个里根，也喊不出这两个字来。

再思考深一步，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无非四种功能：对内维护和反维护，对外侵略和反侵略。所谓”维护”，乃维护一个统治也。如果一个统治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其更替不是民主的、有序的，那么它就需要用武装力量即暴力来维护，因为它担心另一部分人用暴力来推翻它。如果一个统治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其更替是民主的、有序的，那么它还需要用暴力来维护吗？这是对内。对外而言，”地球村”的概念已喊了多年了，也就是说全世界快成为一个村了。一个村子之间还有侵略和反侵略，那么一个家呢？如果有朝一日全世界成为一个和和睦睦的大家庭，还需要侵略和反侵略吗？所以，里根先生喊出的”解散”二字，是可以当作一个大预言来看的。或许多少多少年以后，中国解散了军队，美国也解散了军队，全世界都到处都没有军队了呢。

写到楚汉相争时–

显然，项羽粗鲁，却是讲信义的；刘邦谦和，却是不讲信义的。问题是不讲信义的刘邦最终打败了讲信义的项羽。我们不能说项羽的失败全是因为他讲了信义，但我们可以说导致刘邦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不讲信义。之后，我们看到了许多不讲信义的胜利，也看到了许多讲信义的失败。直到两千年后的二十世纪，还有一位政治家（此人很崇拜秦始皇、刘邦以及后来的朱元璋），号召人们”不可沽名学霸王”。不学霸王的什么呢？讲信义。不学霸王学谁呢？学刘邦。学刘邦的什么呢？学刘邦的不讲信义。于是，大张旗鼓的、堂而皇之地号召人民提意见，人民好心好意地提了，却被一闷棍打成”右派”，批斗、监禁、劳改、流放，几十万人家破人亡，数百万人受到株连–如此不讲信义，还美其名曰”阳谋”！

看来，政治是不讲什么信义的，政治家也是不讲什么信义的。按照孔老夫子的逻辑，人是应该讲信义的，不讲信义的人就是非人。那么，在圣人的眼里，政治家都是一些非人了。让非人来统治人、引导人、管理人，这世界还能说是”人的世界”吗？

有学者分析人们不讲信义的原因，说是大道迷失造成的，于是竭力地呼唤大道归来。也有科学家猜测是人们的生理基因发生了异变，即产生了恶劣的基因，一切假恶丑，都发源于这可憎、可怕的基因。认为只要将这恶劣的、可憎可怕的基因找出来，剔除掉，人类就变好了，就讲信义了，就真善美了。

我希望迷失已久的大道能归来，也希望科学家早点找到并剔除那让人变坏的基因。然而–朋友们，我们是不是过于天真？

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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