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为影响颇大的“中国风俗丛书”撰写了《龙的习俗》一书。从此一脚踏入龙文化研究领域。这一踏入就再没有脱身——恐怕这一生也难得脱身。一位朋友曾这样说我：你和“龙”的缘分是天意，你看你所姓的“庞”字中，不就藏了一个“龙”吗？我一想也是，此后尽管散文也写小说也写，但无论何时，无论到何地，总有一根神经，对龙保持着足够的敏感。
《龙的习俗》于戊辰龙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又随着整套丛书漂越海峡，在台湾和读者见了面。此后，我又尽自己的能力，广泛搜求，仔细考究，编著了一本近50万字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两本书在海内外都有不错的反响，消息和评介文章见于各种媒体。书也很快卖完了，获了奖，我本人还被陕西省社科院聘为特约研究员。但是，随着到手的资料越来越多，研究的越来越深化，这两本书的不尽人意之处就显露出来了。前者虽提出了“模糊集合说”，但由于占有材料少，论证不充分，一些提法也欠确当。后者虽林林总总、浩浩瀚瀚地相当于一部龙文化的大辞书，但现在看来，依然挂角漏尾，得骊遗珠，许多重要的资料和观点都没有收进去。于是就想，如果有机会，当弥补上两部书的不足，搞一部“更上一层楼”的“龙书”来。于是，便有了这本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
感谢“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仁湘先生的信任，使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王先生希望我能高质量地交给读者一部好书。“在书名和章节标题上，请尽可能文学化一些”；“能将轻松、活泼的笔调融入字里行间，让读者爱读，读后不要很快忘却”。王先生特别指出，“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象征，“描述龙还应把握一种特有的激情，或者直接插入作者自身的情感，把自己放进去，把读者引入到文字里去。”王先生的要求很对我的味口，或者说正是我想做到的。于是，每每在微机前坐下，我都尽力使自己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两只翅膀同时扇动起来，注意将严谨枯糙的学术考据用文学化语言描述出来。然而，撰写专著毕竟不同于写散文随笔，加之中国龙从远古走来，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身上秉附的沉重的东西太多，要写得特别轻松，的确不是件容易事。
本书在前两部龙书的基础上，又吸取和考察了大量的新鲜材料，对龙的起源、家族、习俗、艺术等做了进一步的尽可能全面的阐述，重点分析了龙的基本神性——总结概括为“八性十六字”，即“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着力探讨了龙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提出了龙是四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对应、外化、体现和释放，即“畏惧”、“飞离”、“合和”、“悖逆”。这两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对本人提出的龙的“模糊集合说”的深化。
李炎煌先生是深圳一家公司的董事长。1996年春节期间，他飞抵西安来找我，说深圳要上一个以龙为主题的大型工程，我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为工程的决策定位提供了帮助。由此他还邀我发起成立一个中国龙文化研究会。我说这两件事都是好事情，前者是将精神状态的龙，物化为可观赏可参与可带来效益可留传于后世的龙；后者将给海内外有志于、热心于龙文化研究、传播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以广结龙缘的机会，其“研究龙的文化，弘扬龙的精神，团结龙的传人，振兴龙的故乡”的宗旨也是很好很好的。
交谈中，李先生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而你却提出了“八千年中国龙文化”，这不就意味着“五千”要变“八千”吗？如果你的说法成立且被公认，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不就要再向前推三千年吗？我说，从出土文物提供的证据和宗教发生学、神话起源学的观点来考察，“八千年龙文化”的说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但是，能说龙文化八千年，就是“中华文明八千年”吗？
这里有一个文化和文明的区别问题。目前世界上界说文化的定义大概有几百种，而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还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文化是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能力与习惯的复合整体”。而文明则是一种“先进文化”，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一个文化一旦达到了文字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使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制度已经发展到至少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的某些问题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文化就应当可以称为文明。”（《世界文明史》）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判断“文化”上升为“文明”的标准主要有三条：真文字的出现和大范围的运用；代表自然科学进步程度的冶金术的发明、青铜器的出现；比较完整的国家制度的建立。根据这样的尺度，在属于八千年前的，可以和龙文化相参照、相配合的，有关语言文字、青铜器、国家制度等“先进文化”即“文明”发现之前，我们只说“八千年中国龙文化”，而不好说“八千年中华龙文明”。
涉足文化研究领域，使我收益良多。我发现，对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东西，选一个切入点钻一钻，往往能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好比打一口井，钻得越深，地下水越丰富，而地层深处的水都是相通的。在民族文化的诸多谜团中，“龙”是个大谜。开解这个大谜，使我对一种文化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对一种文明、一个民族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人活在世上，衣食之外，不就是为了多些“认识”吗？
我感受到了欣慰和快乐。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在打到三四万字的时候，软盘突然坏了，一打开，光标闪几下，就停在那里不动了。后来连累得存在硬盘上的文件也坏了，一打开就死机。无奈中，我展开了“抢救运动”：利用死机前光标闪几下的时间差，快速地设定打印，这样可以每次抢印出一张。于是，不停地开机关机几十次，总算救出了大部分稿子。还有几张大概坏得厉害，实在救不出来，我只好叹口气，打算重写了。这时，赵晨宇同志伸出了援助之手，以其聪慧和灵巧，竟然很快地修复了那张连电脑公司都一筹莫展的磁盘！于是，我不需要做重复劳动了，心情也像云开日出般明亮起来。这是需要打心眼里感激的。
最后，我要特别写到的，是我的年近古稀的母亲，是她老人家不辞劳苦地为我做饭、洗衣、料理家务，使我能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每天都能抽出些时间来坐在微机前。这本书尽管算不上宏篇巨制，也肯定会有错漏不足之处，但它依然是心血之作，凝聚着我的悠悠情思，也凝聚着亲人们的浓浓情意。因此，我想，当我收到第一批样书的时候，我将郑重地将它献给——
我的白发苍苍的老母，
我的魂绕梦牵的亲人！

（原载1998年12月18日《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