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88年是戊辰龙年，这年我应邀为中国风俗丛书撰写《龙的习俗》。没黑没明地干了半年多，说是当年年底出版，可见样书的时间已到了翌年的开春。这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有关龙文化的资料、文献——发表在龙年大小报刊上的各种“龙”的文章可说是俯拾即是随时可见。就想：为何不可将这些零散、纷乱的资料文献荟萃成一部类似于龙文化辞典之类的东西呢?
说干就干。立即开始了这项既辛苦又快乐的劳作：剪贴、摘抄；立纲、分目；考索、译改……有人大概以为我是搞文学创作的，说这种事你弄不成。我心里说，作家不应当画个圈将自己圈起来，干自己没有干过而又特别想干的事本身就是创：还偏把它弄成不可！还有人分不清“著”、“编著”、“编”之间的区别，说:“抄哩嘛，谁不会!”我心想，你倒也给咱“抄”一本看看?
不吃梨不知梨滋味。“编著”并不比“著”轻松多少，尤其是你要干的不是那种一把剪刀就可完成的七拼八凑的大杂烩，而是一部填补空白、质量上乘的好书。一条资料，几本书载的不一；同一个字，简体、繁体、异体、通假……你得翻来覆去地搬“砖头”，几摞“砖头”搬下来，你不头晕眼花，也得腰酸臂困。
于是就想到了古今中外的那些编纂大家，如中国古代的欧阳询、李昉、司马光；现当代的王利器、马非百、袁珂诸公，以及国外的阿德勒、卡耐基等人，没有他们孜孜矻矻、呕心沥血、复年累月地搜寻稽索、钩沉淘漉，我们今天要对前人的思想成果艺术精华进行学习研究、批判发展，该有多么的不方便!
纲目体例是编著一部书碰到的首要问题，编著者的思想倾向艺术匠心通过纲目体例即见端倪。其形成，有赖于对资料素材的占有量和思想的渊博与敏锐，且需要一个过程。比如龙的“神性”一章，开始并没有想着细分，后来是越编越细，逐渐形成了“升天”、“变化”、“灵异”、“司水”、“布雨”、“帝兆”、“人瑞”六节。全书的定义、形相、分类、家庭、起源、图腾、神性、节日祭祀、音乐歌舞、竞技游艺、武术健身、药物香料、起居用具、服装面饰、饮食瓜果、工艺美术、书画票币、著述文章、树木花草、建筑名胜、龙在国外、龙联集锦等二十三大章及数百个小节也都是这样形成的。
龙文化内容庞杂，头绪纷繁，同一个问题往往看法相异，观点众多。我没有采取一般的条目下加按加注的方法，而是兼收并蓄，将自己的观点仅作为一家之言忝列其中。比如龙的“起源”，有从鳄、从蛇、从蜥蜴、从鱼、从马、从牛、从云、从闪电等等说法，我的“模糊集合说”只算一种，即认为“龙是古人对一些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以及某些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并指出，“龙从鳄、从蛇、从蜥蜴说，虽然解决了龙的‘生物性存在’的问题，却难以解决龙何以腾空升天，兴云布雨的问题；龙从闪电、从云说，虽然解决了龙的上天入水、行雨放霁的，却又难以解决龙作为‘鳞虫’行走于地面的问题。”读者通过比较，即可作出“模糊集合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判断。
祖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你研讨任何一个细支，都不可回避地牵涉到一个巨大厚重的背景，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龙”从来就没有“独来独往”过，它生长于江河流聚的大地，飞翔于风云际会的星空，如果没有神话传说、民俗宗教、历史考古、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等学科领域的交融互渗，也就没有文化意义上的“龙”。因而，你要舀一碗水，就必须具备一桶水、一井水、或一湖水、一海水，否则你那一碗水就舀不起、舀不满——这算是我编著此书得到的一个深切体会。
还是在初步有一个提纲的时候，我就和文友秦海通了信。秦先生当时任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他看了信后，甚为赞赏，认为这是一部弘扬祖国文化的很有价值的好书，让我搞成后尽快寄去，争取1989年底或1990年初出书。我如期完成了书稿。可好事总归多磨，由于出版社经费吃紧，1990年未能出版，1991年虽列入出版计划，并以《龙文化大观》的书名在《社科新书目》上发了书讯，然而还是未能付梓。1992年春天，秦先生调任，出版社便付给我一些赔偿费，将稿子退了。
人民日报出版社接纳了此书。责任编辑吴晔先生仔细地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见地精当的意见。于是，十几斤重的书稿或人捎或邮寄，西安北京往返数次，修订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多月前，我奉“诏”进京，在一个招待所里窝了好几天，将五十多万字的清样又细细地过了一遍。那几天北京刮大风，好冷。不过，我呆的那地儿叫东半壁街，倒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名字。
作文著书是苦差事，发不了大财，成不了大款——眼见着许多人都不在这方面费心下苦了，然而，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得有人去做，而任何一个事情也都有别的任何事情代替不了的意味。这便是我现在写这篇文章时，心里特别充实也很快活的缘故。

（原载1993年5月26日《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