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向黄伟兴表示祝贺。认识伟兴有三十年了，看过、编过他的不少作品，一直期待着有一个这样的研讨会，今天终于实现了。这里，要向主办这个研讨会的邢德朝先生点一赞。德朝既是诗人、作家，又是文化活动家。作为临潼人，他关注家乡的文化建设，关心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体现出温暖的桑梓情怀和可贵的担当意识，很难得。
黄伟兴是一个具备优秀资质，有潜力、有张力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月亮夜 明晃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分析价值的文本。这个文本有让人一口气读完的魅力。篇幅不算长，结构不复杂，人物也不多，但语言是优美精到的，一些细节处理得别致精巧，耐人琢磨品味。对这篇小说，不能轻易地按一般的阅读习惯，依题材将其归类，如匪患小说、爱情小说、复仇小说、阶级斗争小说，等等。主人公王彦章是盘踞在穆柯寨的土匪，但这个土匪除了抢人妻为己妻之外，似乎再无大恶迹，算不上恶贯满盈；虽然砍了一个犯了错的小土匪的手，却给他养好了伤，还送上一百块现大洋，让其下山。写到男女，两对：王彦章和马龙母亲、马凤和小六子，前者很难用爱情来定义，后者尚未展开就告终止。写到复仇，一个是马五，其复仇的动机是王彦章抢了他的老婆，一个是马龙，其复仇的动机是王彦章像母猪一样拱他的母亲，但这两人，一个只给解放军带一趟路，并未亲自报仇；一个是其生身之父。写到了共产党解放军，但共产党解放军并未与王彦章发生多么大的纠葛，甚至未花费一枪一弹……总之，这篇小说若按以往的阅读习惯去读，就会发现许多空白之处。这些空白之处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给读者以进一步想像的空间；二是为下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提供了丰富情节、拓展内容的可能性。
据了解，伟兴在创作上还有想法，还想拿出一部更有份量的长篇。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大思想与大作品的问题。我发现，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作品，无不有某种大的思想体系支撑着，都是大思想的艺术化。《红楼梦》体现的是佛教“空”的哲学。《白鹿原》的灵魂是由朱先生（即现实中的牛兆濂）所表现出来的儒道文化。面对发生在白鹿原上事情，朱先生用儒家的“中和”、道家的“无为”等思想来观照，这才有了超越党派之争的经典的“翻鏊子”之说。电影《白鹿原》砍掉了朱先生这个人物，没有了朱先生，没有了儒道文化，《白鹿原》就失去了精神之柱。失去了精神之柱的作品必然是失败的作品。莫言为什么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其重要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是莫言通过《蛙》等作品，透露出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路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关键在于《人生》《平凡的世界》中渗透着强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为主义，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鱼化龙”意识。还有秉持人道主义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坚持存在主义的法国作家萨特，等等。所以，我建议，要写长篇小说的伟兴，在做生活、艺术各种准备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思想的准备、大思想的准备。
我这样讲，有朋友可能会说，你是不是主张作家都成为思想家？作家成为思想家当然好了，如鲁迅，既是作家，也是思想家。思想家成为作家往往也很出色，如思想家毛泽东成就了诗人毛泽东。成不了思想家，可以学习大思想、认知大思想，接受大思想。让大思想成为太阳、成为月亮、成为原子核，成为激光源，成为空气，成为粮食，成为水。
大思想之所以是成就大作品的必要条件甚至是根本条件，是因为大思想探讨、回答的是宇宙人生最根本的诸如“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样的存在更有意义”等问题。一部作品，如果没有对宇宙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有独到的、深刻的，当然也是艺术的、审美的反映，要成为大作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2008年，伟兴的散文小说合集《怦然心动》出版的时候，我曾为之作序，题为《情之美抒与思之妙达》。“情之美抒思之妙达”适合各种形式、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今天，我讲大思想，大思想也需要美妙地表达，或者说更需要美妙地表达。可以这样说，只有艺术地美妙地表达大思想的作品才能够称得上伟大的作品。所以，来之前，我将这八个字书写了一下，现在送给伟兴，作为祝福。
2015年5月9日

庞 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凤文化网站主编，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老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1979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发表作品逾800万字，著作有《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兵马俑狂想》《灵树婆娑》（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秦人家事》等3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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