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6年12月4日《新闻晨报》消息：中国形象标志将来可能不再是“龙”，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吴友富教授领衔，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这一重要课题已被正式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据悉，一些专家建议政府撤掉“龙”作为国家形象标志的图案，因为“龙”的英文译名

“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是一种恶兽。吴友富指出，中国人向来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并以此为骄傲，但西方不一定这么看，这个标志容易招致别有用心的曲解。其实，人们对于一个国家形象的解读往往是多义的，例如美国被称为“世界警察”，中国人一般会认为这是个贬义词，象征着强权，而美国政治家则认为是褒义词，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意思。可见词义并不存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使用者的心中。单纯改变“龙”的译名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来自不同视角的偏见，重要的是剖析产生这些解读偏差的深层次原因，并从中获得关于文化传播的一些启示。

龙文化的传播与误读

在中国本土，龙的形象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漫长演义过程，代表着多元文化融合的愿望。龙作为国家和民族符号重新被正视是近现代的事情，龙的传人的理念和认同其实缘于当时的民族情绪，这一提法能够在短期内被广泛接受并认同，恰恰说明其形象和传统内涵本身具有认同优势。中国龙文化在漫长的传播路径和时段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传播内容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多因为误读而起，这种误读又可分为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

首先，文化传播与再传播的时空影响着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中国龙的形象是经由伊斯兰教的发端区域传播到西方的，在波斯绘画中龙的形象与中国本土的龙的形象惊人的相似。《魏书·西域传·波知》云：“[波知国]有三池，传云大池有龙王，次者有龙妇，小者有龙子。”龙的形象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非常广泛，在中国周边国家龙的形象都很接近，形象也更接近中国龙的本原形象。

其次，大多数民族尤其是有着宗教信仰的民族往往将自己信仰的人神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建立自信又常会将别的民族的人神作为反面邪恶的象征，在其信仰的神话中加以征服。龙在古波斯文化中、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形象的扭曲和刻意误读大多缘于此因。

再者，“Dragon“作为翻译的词汇与其原辞的关系只是相似关系而不是真实关系,这一点在跨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播交流中属于常见现象。对于龙这种在别的民族文化中没有对应物的事物,翻译本身会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受翻译者的主观影响非常大。

在最新出版的2007年“Petit Robert”法语字典中，Dragon[龙]一词的基本释义是“虚构的动物，通常有翅膀、爪子、和蛇尾”。在这最基本的第一释义下，有一个单独的释义——“象征中国文化的动物。”

维基百科法文版对龙的解释，第一条是“大自然的权力和统治的象征”，其中首先解释的是“龙”在中国象征“天的力量”。

德国《时代周刊》出版社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对龙的解释是：Dragon代表争吵和黑暗力量，也代表暴风雨等恶劣的天气状况，在欧洲一些国家的童话中扮演邪恶角色。在东亚，它是一种瑞兽，也代表阳性。

TK-Logo 德文网站的百科全书对Dragon的释义更全面和均衡：几乎在各种文明的传说中都能找到Dragon这种神秘的动物。Dragon主要有两种不同形象：一种是西方的Dragon，一种是东方的Dragon。西方的Dragon外形像蜥蜴、巨蜥，只不过它比这些爬行动物更大，一般超过20米长。西方的Dragon通常被看作宝藏的守门人或者考验骑士和斗士勇气的怪兽。东方的Dragon则是多种动物形象的复合体。在中国、泰国等亚洲国家，[龙]Dragon经常被等同于自然力，是强大力量的象征。可见，西方人对龙的理解只是源于翻译者的心态而已，其实与中国龙的本土文化并无太大的关联。就犹如西方国家图腾中广泛使用的狮子形象，你可以认为其象征着王权、武力、征服，而译制动画片中的狮子王也可能在中国孩子心目中被赋予仁爱的象征意义。

最后，各个国家和民族习惯将别的民族的图腾作为邪恶和可征服者的象征，以显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图腾是正义、强盛的象征，其实这不能代表当下外国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更多源于其日渐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和睦邻富邻的国家政治理念，源于与世界各国家间的利害关系。如果因此而去改变自己的民族图腾，多少有自虐和可笑的嫌疑。

龙的舶来和传播异化

在中国，龙的文化并非全部创造于本土，其中也有舶来的内容，如佛教文化中的龙的形象就属于这一种情况——舶来加同化变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只有同化才能真正被接纳，于是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称谓也力求中国化，如将佛教中的水神翻译成龙王，这种偷换内涵的方法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直接导致了我们对本土龙内涵的失忆。

黄帝文化兴盛阶段人们习惯于将各种神力加诸于黄帝及其子孙，而当龙的形象被认同，民间又将江河湖海的生灵皆归于龙,甚至井泉亦有龙王。自南北朝起由于佛教兴起，尤其是统治者的弘扬使佛教文化逐渐侵蚀本土文化的内涵。受佛经的影响，人们将龙简单理解为水神，就连权威的词典也做此解，正统的中华文化中的龙反而多不传，而在民间只呼海神为龙王爷，并不知其为舶来品，以其为本土之神。这是一种文化传播中的奇妙现象，先是由舶来文化替代了本土文化，接着在民间又逐渐遗忘了舶来文化的内涵，而重新将其归入本土文化。外来文化的传入显然直接或间接地破坏和打乱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信息传播体系，而西方世界对龙的理解也间接受到佛教的误导。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翻译也借鉴了佛教传播和翻译的成功经验。在孔子之前可称圣人的人很多，在孔子之后便成了孔子的专有敬称，孟子也只敢称亚圣了，“圣诞”在中国本来就是指孔子诞生日。最先使用“圣诞”之称的是本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它们都看好了这块金字招牌，开始在教义中将领袖的生日称作圣诞，但影响并不大。基督教的“圣诞”之所以暗渡陈仓成功，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魅力，而是因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舆论最终改变了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使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个本土圣人的“圣诞”。圣诞节在港台多被称为耶诞节也就是耶稣诞生日，这其实是一个正确的称呼。

我们发现佛教和基督教的翻译源于传教者，他们对宗教的译传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原教旨主义传播阶段，第二阶段为本土化传播阶段，且第二阶段的翻译者均是学贯中外的人，他们对宗教教义中的核心词汇的翻译拿捏得非常老道精彩，因而大大增加了异域文化的亲和力和融合力。而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译传基本处于被动传播状态，因此受翻译者的文化素养和情感因素影响较大。要改变这种被动状态，就必须加大我国文化传播的力度和精度，在有些核心词汇的翻译上可以举办世界范围的学术研讨，由各国的汉学家、词典编撰专家和出版家等共同研讨，以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学术及情感上的认同。

2007年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负责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欧美人对全球化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但仍有近六成欧美人将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视为威胁。”可见，国外对中国的负面反响主要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强国优越感的失落是中国威胁论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对中国龙内涵的解读不过是西方人士的一种舆论工具，当他们批评中国时就使用西方Dragon的外延，而当他们认同和赞美中国时就回归中国龙的本来内涵。对此，我们应当报以平常心，明确“Dragon”并不是中国龙，中国龙在西方世界还是一个未曾读懂的信仰。

（作者单位　江苏省淮海工学院）
来源：人民网——《传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