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多年对草原文化的研究，5月12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潘照东向记者提出了草原文化影响中国政治文化这一论题的最新观点，即自夏朝以来，在华夏诸族发展的历史中，建立中原王朝最多的、时间最长的并非是中原的汉族，而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草原民族也尊龙
史书曾记载，草原民族也是“黄帝子孙”、“龙的传人”，是形成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基石。对此，潘照东说，因为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未曾游离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而是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
潘照东举例道，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而龙文化的发祥地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匈奴单于的牙帐称为“龙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都城称为“黄龙府”，清军入关、定鼎中原打的也是“青龙旗”，足见马背民族也同是“龙的传人”。
不仅如此，匈奴人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谆维。”北狄也说自己是“黄帝之子始均所生”，东胡是北狄之别名，自然也将自己列入黄帝后人之列。拓跋鲜卑则自称是黄帝少子昌意的后代。
这些都传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草原民族从来没有将自己列于华夏之外，而是认为自己是正宗的华夏之属，甚至是正宗的黄帝传人。
推动中原王朝更替
在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王朝经历了草创——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北方游牧民族问鼎中原时，往往是中原王朝盛极而衰，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发展壮大起来之时。
一边是盛极而衰的泥足巨人，一边是迅速成长的金刚力士，力量消长的结果往往是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的草原民族战胜了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中原民族，以王朝更替的形式实行了社会政治的革命。如商代夏，周代商，秦统一六国，北魏、辽、金统一北方，元代宋，清代明，皆是如此。
潘照东表示，应当认识到，在中原王朝腐朽、衰落之际，新兴的草原民族将其推翻，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因此，不能以夷、夏之属来作为褒、毁的标准，而应以谁代表腐朽、没落的势力，谁代表新兴、前进的力量，作为肯定或否定的依据。
当然，草原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一旦步入腐朽、没落之途，毫无疑问也是要被新的进步力量取代的。
值得重视的是，草原民族建立中原王朝，极大地促进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至今，汉族人口在长江以北的属于蒙古人种，长江以南的属于马来人种，由此可见，长江以北的汉族人口中有相当比例的草原民族的血统成分。
由弱到强自强不息
“草原民族追求进步、奋发图强的历程，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宝贵财富。”潘照东说。
草原民族的发展历程，往往都有从弱小、贫困、落后的状态到追求进步、追求文明、追求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其间历经曲折、坎坷，甚至几起几落，然而仍矢志不渝，不屈不挠。
如拓跋鲜卑原来生活于大兴安岭北部的大鲜卑山，处于游猎社会。直到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牛川复国，随后改元“登国”，建立北魏王朝，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而蒙古族的发展与拓跋鲜卑颇有相似之处。成吉思汗诞生之时，蒙古各部内部纷争，攻战不止，外有强邻侵扰，又受到金朝“减丁”政策的摧残，人口减少，经济衰败。成古思汗奋袂而起，内合部众，外联友邻，将敌人各个击破，大大拓展了民族的生存空间。同时推进社会改革，创造法制社会，创制文字，引进各民族优秀人才，使积贫积弱的蒙古民族在40余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并且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基本奠定了今天亚洲、欧洲的政治版图，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
维护祖国统一
草原民族在历史上虽然建立过一些地方性的政权，如西夏国、渤海国、“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些地域性国家等，但主流是建立四海归一的统一国家。
出身西戎的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一次大统一。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人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晋朝以后北方地区的分裂局面，为隋、唐二朝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统—奠定了基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至元朝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大统一，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在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噶尔丹之乱，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东侵，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出现了裕谦、僧格林沁等为代表的浴血奋斗、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公元1900年，沙俄派兵17万侵略东北，从满洲里入侵的俄军受到呼伦贝尔各族军民的顽强抵抗，清军士兵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骑兵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在退守大兴安岭之后还曾奋勇反击，收复免渡河，进抵海拉尔。呼伦贝尔军民抗俄东侵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鼓励中华儿女为维护各族人民的团结而不懈地努力奋斗。而草原民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对祖国的感情极其浓厚。在面对异族欺凌、压迫之时，他们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回到祖国大家庭来。
本报记者 张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