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上看到一组照片，是当年省城各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镜头。钟鼓楼上下，横幅凌空，红旗飘展，大锣大鼓敲得喧天动地；一辆辆”解放”披红挂彩，浩浩荡荡地驶过宽阔的大街。两边，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师同学弟弟妹妹含笑带泪的目光；车上，簇拥着一副副青春的面容，有的光着头，有的戴着帽，但都把拳头举得高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上山下乡闹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

这场面是让人感慨的。作为一千四百多万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捧读这样的照片，回味当年的事情，心窝里就有了潮水拍岸般的涌动，尽管时光已晃过去了二三十年。

那么隆重的场面，那么多人夹道相送，这样的情景我没有领略过，想那一定是终生难忘了。我是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自己去的。我的父母在基层的地段医院工作，这使我从小吃到了一份商品粮。由于户口不在大城市，也不在县城，而是在一个名叫”栎阳”的镇上，这样，我的下乡就比城里的同龄人简单了。打了几次电话到县知青办，一得到我的插队地点是徐杨公社的确切消息，我就在家里呆不住了，赶快去镇上办了户口手续。母亲理解儿子的心情，帮我收拾了行装：一被一褥一盆一缸外加几本书而已，我朝车上一绑一挂，就出发了。这是1974年3月，我高中毕业两个月之后的事情，其间还过了一个农历年。

徐杨和栎阳毗邻，我的高中就是在属于县办的徐杨中学读的，因此路是很熟悉的了。出医院门向北，先走一段土路，然后上渠岸。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初升的太阳洒下金箔般的光芒，春风微微，渠岸两边的杨柳抖动着快乐的叶子，田野里的麦苗一片青翠，汪汪洋洋的像绿色的海。路面又光又平，我的身上满是阳光，我的眼里也满是阳光。大概是哼了一路的歌儿吧，十五华里的路程没怎么蹬就到了。

公社大院里正在开大队干部会，我向一位社领导报了到，这位领导就朝院子里喊：”老田，给你们大队分一个知青！”扎白布腰带，披着黑棉袄的老田，当时正蹲在房沿台上抽汉烟，听到喊声就快快地把烟锅磕了，站起身来，和走出房门的我握手，说”欢迎欢迎”。公社领导介绍说：”这是屯刘大队的大队长，你就跟着他走吧。”老田提前退了会，带着我出公社大门拐弯向南，骑了六七里路，到了。”把你安排在西刘吧。”老田说。于是，当天晚上，在吃了连锅面和炕馍片之后，我就睡在了西刘生产队邵大妈家东厦房的土炕上。两三个月后，其他知青才陆续到达。

我的插队生活就这么开始了。这样的开始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平淡无奇的，在我却是重要的，意义非凡的。它掀开了我生命篇章中崭新的，也是珍贵的一页。且不说后来的认识如何，当时的感觉是新鲜的，豪迈的，是壮志在胸激情满怀的。是啊，我们是在投身一个壮丽的事业，是在为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干一场革命。我相信，千千万万的知青战友，在奔赴白山黑水红土黄原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使我理解了当年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闯关过隘，千里迢迢地奔赴延安；理解了许许多多的热血男儿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救亡前线，理解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每种奔赴，都有理想在召唤，都有信念在支撑。而奔赴的行为本身，也总是要焕发出或豪壮或崇高的色彩来。想想看，今天我们读夸父追日，读精卫填海，读愚公移山，读西西弗推石头，所宝贵的怕早已不是他们所要达到的什么目的了，而是体现在这些行为中的精神和气概，一种勇于献身的精神，一种慷慨壮烈的气概。

1998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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