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
龙凤本来就是中国人为造福众生而创造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创造龙凤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有福于自己，而不是为了有害于、有祸于自己。事实上，古往今来，龙凤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造福众生的精神。龙作为水利神、农业神，是造福众生的；凤作为风神、太阳神，也是造福众生的；龙凤对应、配合，作为祖先神、人格神、爱情神，进而成为审美之神、民族之神，更是造福众生的。
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远古帝王几乎都有龙之名、龙之誉。为什么人们要将他们称龙、比龙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人文先祖秉赋着、体现着龙的“福生”的精神，干出了一番番兴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事业。伏羲画八卦、结网罟、造甲历；女娲炼石补天、抟黄土造人、始创嫁娶；炎帝肇始农业、发明医药；黄帝的制陶造车、分土建国；大禹为了根治泛滥天下的洪水，“尽力沟洫，导川夷岳”，三过家门而不入，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典范。
龙凤的福生，是人间福生思想的反映。
夏代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朝代。相传大禹将国家权力传给启，启传位给太康。太康只图安乐享受，不理朝政，沉迷于酒色，打猎百日不归，丧德失民，怨声四起。有穷国诸候王后羿，看到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就废了太康。太康的母亲和几个弟弟聚在一起，追述皇祖大禹的训诫，作《五子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祖父大禹早有训诫，对待人民只能亲敬，不可怠慢，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宁。这便是“民惟邦本”思想的由来。
西周时期，有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天的视听通过人民的视听来体现，上天的看法和听闻意见其实就是人民的听闻意见。——古人认为，天有意志和知觉，是可以视、可以听的。说得通俗些，就是按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喜好办事。
到了孔子那里，这种以民为本、重民、保民的思想，被精炼为一个字：“仁”。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百次以上，解释有许多种。但最基本的还是“仁者爱人”、“泛爱众”，即爱人、爱人民，也就是造福众生。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他明确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在国君、国家政权、民众三者的关系中，民众居于最重要、最根本的地位，其次是国家政权，再次才是国君。国君可以更换，政权也可以更替，惟有民众长存于世。他举例说，夏朝的桀和商朝的纣之所以丧失天下，就因为他们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失去了民心。要取得民心，就要造福于民。他认为一国之君应当与民同乐、与民同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他还提出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如国君选用或罢免官吏等，应当征询广大民众的意见，并以之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很显然，孟子提出民本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福生”。
以“福生”为目的而创建理论体系的还有墨家。
有这样一个故事，墨家学说的创立者墨子先生，有一天听到一个消息，楚国要攻打宋国，正请了著名工匠公输般（也就是木工行业的鼻祖鲁班）在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等器械。于是，他立即出发，赶往楚国。他走啊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一路上餐风宿露，辛苦备尝。终于来到楚国首都郢，见到了公输般，晓以利害，说：“你帮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楚国本来就地广人少，一打仗，人口又要减少许多；而宋国呢，也要因此而死伤很多的人，你是崇尚仁义之人，这样的行为能算是仁义吗？”公输般觉得墨子讲得有理，就停止了攻宋武器的制造。随后，墨子又在公输般的引荐下见到了楚王，他同样晓以利害，言楚国若攻打宋国，就是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这便丧失了道义；而且，宋国军民已采用了墨家制造的器械——足以战胜公输般制造的云梯，做好了守城迎敌的准备，正严阵以待呢，楚国若发动战争，是必败无疑的。一番话，使楚王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这便是有名的《墨翟陈辞·止楚攻宋》的典故。
墨子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兼爱”“非攻”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正是“为万民兴利除害”的造福众生的理论。
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儒家关学学派的创始人张载在其代表作《西铭》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他说“民，吾同胞；物，无与也”，意思是：天下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我的朋友。《横渠学案》一书，记录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张载为自己的哲学所确立的基本宗旨，表现了一代学人的宏大抱负，历来为人们所传颂不绝。“民胞物与”和“横渠四句”，体现的也是龙凤的福生的精神。
福生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先哲们的言谈著述中，也体现在一些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施政纲领中。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这本是荀子的名言，后来却成为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的口头禅。是啊，芸芸众生像大河之水流，一代王朝像水上之舟船，滔滔水流可以浮载起舟船，也可以颠覆舟船。造福众生者，长治久安；祸害众生者，衰败灭亡。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时为本。”（《贞观政要·务农篇》）唐太宗讲的这三个“为本”，其实质就是“民为邦本”，就是“福生”。唐太宗和他的臣僚们紧紧地抓住了“福生”这个根本，于是，才有了这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近代以来，秉承、凸显、践行龙的“福生”精神最努力的政治家。孙中山依据自己多年的海外经历和见识，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深切认识，提出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最关键、最具有突破性的一种指导思想，它给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国家建设的具体方案，理所当然地在人类的精神宝库中占有重要位置。
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高扬的战斗旗帜，其内容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设富强国家。在当时，主要是反满和反帝，即既要推翻满族贵族的腐朽统治，又要反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孙中山主张“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解除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不平等，以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其内容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君主独裁，主张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包括基本人权的保障、全民政治的参与、提高政治体系的效率，以及实现建国的程序等。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社会革命”的纲领，也是三民主义中离大众生活最贴近的部分。孙中山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的“社会问题”。其内容包括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以达公平的社会分配，同时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都市规划目标等。
在龙凤文化中，有许多造福众生的善龙祥凤，也有一些祸害人间的恶龙孽凤。善龙祥凤是人们褒赞颂扬的对象，是龙凤族中正面的、居主导地位的力量。恶龙孽凤一般都会受到善龙祥凤的惩处，其祸害人间的行径，反衬出了善龙祥凤造福众生的可贵。
把福生作为价值观，是说无论个人、团体、民族，还是政党、政府、国家，只有以福生为目的，其所作所为才是有价值的的，福生的事情做得越多，其价值越大。相反，如果以祸生、害生为目的，其所作所为就是负价值的。
福生具有永恒的、根本的性质。也就是说，对人类而言，你的任何行为，任何活动，其根本目的，都是福生。当然，福生的“生”，不光指人类，还指人类之外的所有生物，是“以人为本，兼顾众生”。
福生也为容合提供了规定。也就是说，容合是有原则和限定的，这个原则和限定的根本点，便是看这个对象是否符合福生的精神。如果这个对象的所言所行不是福生，而是祸生的，那么在容合之前、之时，就要做教育、规劝、等待、惩处等工作，总之要使其改邪归正，弃祸生为福生，然后容而合之。
相信将龙凤所蕴涵和体现的福生的精神，作为价值观和处世公理推向世界是有益的，也不会遇到什么阻力，因为幸福生活是人人之所求，何况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等等理念，与福生的精神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原载2007年10月3日环球华报）
相关链接：庞 进 1956年11月生，陕西西安人。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1988年起从事龙凤文化研究，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有专著《龙的习俗》（大陆版、台湾版）《创造论》《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龙子龙孙龙文化》《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及散文随笔集《兵马俑狂想》《慧雨潇然》《灵树婆娑》（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大悟骊山》等20余种。主持或出席相关论坛、研讨会30余次。在互联网上创建并主编有“中华龙凤文化”（www.loongfeng.com）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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