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出版的《熊图腾》一书中，我看重的是舒宪兄力图拓展和探究的两个问题，一是“在汉语书写文本的非常有限的记录之外去寻求新的直观材料，试图重构出一个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传统的线索”；一是“要在整个欧亚美三大洲的广阔背景中探讨熊图腾文化的所以然，即解说为什么人类先民会普遍地、不约而同地赋予熊这种动物以神圣品性”（见作者“自序”）。
在这些问题后面，最值得追问的是在先民社会存在久远的“熊神崇拜”如何失落、如今对它的寻找又为何要到“汉语书写的文本”之外？舒宪的解答鲜明了当。他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的一部文明史，就是对农业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狩猎生活及信仰的遗忘史”；因此，“神圣的熊”也就早已随之远去。
“文明”（或文化）的含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大都与城市、农耕以及文字的产生等相连。如今看来，这些事物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逃避和背离。受到这种演变的影响，在华夏世界，除了少量道家、仙家和民间“野史”的非主流篇章、口传以外，汉字书写的文本便不断肯定、记录和传承着动物的远离和信仰的遗忘。于是类似于“熊神崇拜”这样的先民传统也就逐渐被强调帝王中心的人世伦理所排斥，非但“有熊氏”等传说中的部族成员渐无行踪，“轩辕氏”这样的神话形象被书写为皇脉相传的五帝之首，直至在最后干脆让既非动物又不是人类的“龙”取代早期的所有物象，充当为一个群体的国族象征……这样的“文明”路径，当然就把人们引向了对“熊神崇拜”的遗忘。与此对应，如今的反思和追寻，出路也便在于跳出汉文本的主流定势和制约，在其之外，去发掘、拓展和复兴。
于是，舒宪走出书斋，离开京城，去到华夏传统中地理和思维中心以外的四方边地，实地考察：走访、见证，借助实物、图像、遗址等物存，实录和梳理了了文字以外的诸多事例，力图重现远在农业和“文明”之前的先民风貌。其中，作为最为突出的核心物象——“熊”，与其说仅仅是某一时代和地方人群的图腾标志，毋宁视为对我们来说连接自然和人以及夏和夷、古与今的重要象征。
在该书的第二章，作者叙述了在林西考察石熊的经历和结论。：

“林西石熊的存在，默默无言地见证着中国八千年神圣的熊造形艺术传统。与欧洲洞穴壁画的三万年前熊形象相比，虽然在我们的石熊在年代上尚不足其三成，但是已经非同小可了。”（《林西石熊再发现》）

林西是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附近的一个小县。在中华“多元一体”的版图内，其只能是遥远的边地，在《史记》以来的正史体系里也找不到多少踪影。然而通过林西及其古代石熊的重现，或许能使读者得到一种提醒：正是因为深受汉语文本的书写熏染，使若干自以为“文明”的后人不知遭到了多少华夏“大一统”主流的遮蔽，以及丧失了多少对更为广阔、久远并且与自然神性更为紧密之世界的掌握和追忆；并且，在人类对待动物日益残忍的今日世界，如若跳出王权政治和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世俗伦理，我们还能否理解并唤起远古先民那种对动物的敬畏和关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动物解放》等一系列论著中，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教授已在不断呼吁世人反省，反省人类社会长久以来在对待地球其他生命时所表现出的道德缺陷。于是我想，《熊图腾》面世的益处，至少能促使人们面对中华世界，也当反思农耕和“文明”的局限、警觉“龙传人”的模糊和变异、认清包括《史记》、《论语》在内整个后世汉文的“述而不作”性，从而追忆并发掘先民信仰传统中真正原创的起点和精神。

（2007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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