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著名思想史家、教育家。1927年生于江苏南通，1950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1952年被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聘至西大从教。历任西大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现任西大名誉校长、西大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岂之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近50多年，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协助侯外庐整理《中国思想通史》，与侯外庐、邱汉生主编《宋明理学史》，主编、自著《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华人文精神》《春鸟集》《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陕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顾炎武》（合著）、《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九册），其中《宋明理学史》《中国历史》（六卷）分别荣获郭沫若历史学荣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最近在西安召开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记者就读者关心的文化热点问题采访了张岂之先生。
记者：张先生，您好！近两年，国内兴起“国学热”，以及争论不休的“于丹热”、“易中天热”，对这种现状，您如何评价？
答：“国学”原指西周时期由政府办的学校。春秋末期，大教育家孔子第一次办起私学，首倡“有教无类”，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教育文化遗产。当历史演进到19世纪末，西方文化与科技大量传入我国，称之为“西学”，与此相对的本土文化被称为“国学”或“中学”。我们现在称谓的“国学”，指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涵盖了哲学、历史、考古、文学等学术领域。
当前“国学热”表现在许多方面：有少数大学办国学院，许多综合大学开设“国学概论”选课，不少大学面向社会开办研修班，其中不乏“国学讲座”；媒体上纷纷开“讲坛”栏目，宣传中华文化，还有在假日为少年儿童开办的所谓国学少年班，这都是好事。
国学热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文化复兴、民族复兴的需要。中国有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择其优者使今人了解，适当加以宣传介绍，是必要的，人们文化生活有此需要，这正是“国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应当肯定。当前，不少人文学者在关注民族优秀文化的普及工作，这也是社会的需要，是文化繁荣的表现。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不同风格、不同方法的普及，应当并行而不悖，相互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才有可能使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做得更好。于丹、易中天等中年学者在央视宣讲国学，学术上的问题可以进行商榷，但他们的宣讲对普及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应该肯定。
关于“国学”的议论也不少见，所谓“国学热”的主流是好的，作为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调节紧张生活的一种方式，是非常必要的，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需要能真正充实我们心灵的东西。现在也有人讲“国学热”要降温，我认为不是降温、加温的问题，而是正确对待的问题，真正把优秀的东西吸取过来，就不需要降温；糟粕的东西，如宣传迷信、束缚人性、看相占卜等问题，就不是要降温，而是要曝光、消除的问题。
记者：历史上对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有过多次批判，大的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您对此如何评价？
答：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丧权辱国的危机时期爆发的，“五四”先驱者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他们主要是对“三纲”进行批判，这与反对封建主义有着密切关联。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全部否定，对儒家学说也不是全部否定，主要是批判“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实际上是人身依附，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思想。“五四”时期，思想要解放，首先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因此，在当时对“三纲”的批判是必要的。
记者：任何民族传统文化中均有精华和糟粕，对中华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该如何分辨？以使我们在学习中学会扬弃，发挥精华，弘扬传统文化？
答：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总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和“会通”精神。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产生和历史的演进是同步的，文史资料中就有记载，炎黄时期就产生人文精神的萌芽，经过夏、商、周至春秋末期，人文精神才以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形式出现，这要归功于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他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文精神，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了。
中华人文精神包括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辨证精神，天人关系的探索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
中华人文精神的特征是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有理想的人；重视家庭伦理在社会中的地位，希望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种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美德：积极进取，坚韧不拔，敬老养老，救济孤残，勤俭持家，修身齐家治国，这些美德至今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古代的人文精神，在某些方面也被引向片面化和绝对化，比如过分地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制度和法治，塑造所谓“圣人”，将其描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从而忽视社会整体对社会发展进步所作的贡献，等等。
“自然”精神，侧重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表现得很充分，“道法自然”就是基本出发点，追求“天人合一”的协调。
“奇偶”精神，要求人们从“奇”和“偶”中探索自然的奥秘，寻找和把握人与自然的规律，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中庸学说、宋儒的“一分为二”学说，等等，无不渗透了“奇偶”精神。
“会通”精神体现了文化的兼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它勇于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与本土文化融合贯通。如先秦诸子学说的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如儒、法、道的融合互补，如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如清末明初的西方文化的传入，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雍容博大。
传统文化里确有糟粕，确有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今天仍没有过时。区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仍然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很多人认为，精华和糟粕辨别起来很难，其实并不难，关键要认真开展学术研究。
传统文化流传至今，不可能没有负面的东西。传统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缺乏实证科学和民主传统。此外，还有在长期农业经济和专制主义下形成的“国民积习”乃至“封建迷信”，以庸俗价值观为核心的“处世之术”等。如果这些陈腐的东西清除不彻底，仍将是现代化的严重阻碍。因此，对于残渣泛起，以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冒充精华、为牟取私利而打着“国学”招牌的现象和行为，应当加以曝光，使之偃旗息鼓。人们在观察问题时，不可以此支流作为主流。
记者：儒家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轴心，请您谈谈儒家文化的价值何在？
答：儒家文化的价值核心在于孔子提出的道德理论，即孔子为“文明”制定了人们应当遵守的若干道德规范，认为人们经过学习，可以成为讲文明的君子，包括反对野蛮而赞赏文明的文野之分理论；主张人们内心和行为、内容和形式应当完美结合的文质彬彬理论；主张道德与行为“恰如其分”的中庸之道；主张胸怀宽阔、博采众家之长的和而不同理论；以及主张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教育的寓教于乐理论。这五个方面的原则，是中国道德伦理学说史上的伟大创造，在当前和未来的道德伦理教育中，只要用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发展，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孔子之后，孟子对中国古代道德心理学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将孔子所提倡的执著精神进一步发挥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个人伦理的最高境界。这样的道德心理学堪称中国道德伦理史的珍品，在任何时候都丢弃不得。
记者：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的高科技时代，请问传统国学在21世纪有哪些价值？
答：21世纪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在这个大势走向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成为全球文化的主体，必然使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我想文化多元化应是另一个表现特征。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不幸，比如人口增多、环境污染、现代病等种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只有一种良方，要靠全球的综合治理，人类需要更加健全的精神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如重视家庭伦理价值的观点、中庸之道、重视自身修养、和谐观念和返璞归真的思想，对于医治现代工业带来的弊病都有一定的作用，都能启发人们更加实事求是地展开理论分析和社会实践。这些，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长处将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吸收。对于中国人来讲，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优点，去掉其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充实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记者：如何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吸取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
答：中华人文精神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洪流中受到挑战和考验，人们在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奋斗中逐渐认识到，中国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之一，需要加以继承和发展，并与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科学精神相结合。
近代文化的先驱者们提出，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既有精粹也有糟粕，应当加以辨别，而其中精粹部分的发展，需要和世界先进的科学思想相结合。也就是说，不能仅仅看到自己国家的过去，还应当放眼世界，从世界的广阔视野去审视我国的古代文化，以中华文化的开放和“会通”精神，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使中华文化具有现代普世价值，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今天倡导发扬民族优秀文化，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有利于我国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那么，什么是现代公民意识？概括地说，这就是法律意识、文明意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这些意识的培养，是会有帮助的。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祝您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