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者正在欣赏、拍摄绿松石龙形器。“

绿松石龙形器的细节。

碳化稻米（右）。本报记者 薛珺 实习生 卢亚 摄

陶寺遗址早期的彩绘龙纹陶盘。

陶寺遗址早期的彩绘陶簋。

　　中国最早的陶器、最早的水稻、最早的小麦、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嵌绿松石铜牌饰……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陶俑、金银器，此次“考古中华”展不仅揭示了神话时代的史前文明，430余件珍贵文物讲述的更是一部1万年的悠久历史。

碳化水稻 最古老的稻种

在王巍看来，远古时代的回响绝对让此次展览与众不同。中国最早的瓷器、最早的水稻、最早的小麦……60年来考古的重大发现，放眼望去都是中华文明的各种起源。对此，王巍颇为自豪地说，保守点说，此次展出的三四十件文物创中国考古之最。

“考古最重大的三个问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其中农业起源是文明的基础，没有人口的增加就没有定居点。”王巍指出，此次展览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先民在农业发展上做出的各种努力。

展厅内摆放的文物标本表明，10000年以前长江中下游有了水稻，8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种植黍。这些碳化的水稻来自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而世界上已经发表出来的最早的黍（距今约7600年）则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考古研究人员还在陕西西安鱼化寨的古代遗址中还找到了糜子、栎果和谷子。

王巍指出，除了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的水稻之外，另一种被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小麦被国际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原产于西亚。不过，中国的考古研究人员在河南二里岗遗址内也发现了小麦，说明商代中晚期的时候，小麦在中国就已经普及了。“文明不是突然产生的，有胎儿到婴儿到儿童再到成熟的阶段，这次展览展示的距今10000年到5000年的时代就是婴儿阶段。”

遗物遗迹 直接触摸文明史

与此同时，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也有多项考古发现创下了中国及世界考古之最。陕西临潼白家遗址出土的最早彩陶距今约7000年。陶寺遗址出土的最早都邑，连同最早的玉圭和玉钺等仪仗用具、最早的铜铃和容器残片、最早的朱书文字、最早的可能与观测时令节气有关的特殊遗迹———“观象台”、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将一座距今4300年到4100年前后的可能为尧舜之都的真实面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此外，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宫城、最早的带中轴线理念宫殿群、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最早的青铜容器群和青铜武器、最早的仪仗用玉石器群、最早的用车痕迹———车辙；殷墟发现的中国迄今最早的马车；汉长安城和洛阳城发现的南郊礼制建筑是迄今最早的皇家祭祀建筑群……这些“考古之最”让我们对中国的文明史有了直接触摸。

绿松石龙形器 填补“龙文化”夏代空缺

在展示考古之最外，还有龙文化脉络的呈现。中国古代龙文化遗存，种类繁多。此次“考古中华”展便通过多项展品展示了龙文化的渊源。

事实上，早在距今7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龙”的形象出现。此次展出的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形器上的繁复的纹饰上，已出现长着獠牙的猪首龙身的图案。

随后，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很多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比如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的彩绘龙陶盘。而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商代至明清时期的龙文化遗存就更丰富了，比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蟠龙纹铜盘、西周井叔墓地出土的青铜牺尊上的龙铸件，一直到清代帝王穿戴的龙袍。

不过，这历时7000年的龙文化传承中缺了一环———商代之前、陶寺文化之后，相当于夏代时期的龙文化遗存。

此次“考古中华”展上不仅展出最早“龙”形象，而且有两件展品恰好填补了这一缺环。那就是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铜牌饰和绿松石龙形器。这些文物的发现使得中国龙文化遗存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至现今的连续发展演变的线索，得以清晰地揭示。

二里头遗址也被称为“夏都遗址”，曾出土有多件绿松石铜牌饰，其中以1981年发掘V区M4号墓时出土的一件最为精致。以往研究人员对这种绿松石铜牌饰的兽面纹含义存在争议，有的认为是犬纹，有的则认为是虎纹。

没想到，2004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竟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确认了绿松石龙形器。有了这件器物的参照，研究人员才知道，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方式与绿松石龙形器的使用方式基本相同，都要与铜铃配套使用，佩戴在墓主人身上。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兽面纹含义象征着龙，是龙纹的一种。对此，朱乃诚等专家指出，那次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以及辨认清楚的龙含义的绿松石铜牌饰，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对龙的各种记载以及商周以来考古发现的各种龙造型的器物，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并不是古代文人虚构的故事。

新知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本专题感谢：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