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向周建顺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他写出了一本引人思考的书！

拿到《关陇风情》后，我抽时间认真地读了。这本书不是那种看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的书，而是拿起来就想读下去的书。看得出来，作者对描写的对象是熟悉的，写作过程是用了心劲、倾注了感情的，当然，文笔也是老道的、优美的。

全书以串糖葫芦的形式，写了二十个故事，而特别让我看好的，是第四个故事。这篇名为《上元赋》的小说，结构巧妙，故事曲折，语言幽默，人物鲜活，尤其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国社会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一个中华文化必须反思、中华民族必须解决的问题，即人的尊严、公民的尊严问题。

《上元赋》写的是生活在陕西西府陇州山区的，因水土和遗传问题而未能长到正常高度的九位村民，为实现梦想、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叫高存，高存的梦想是成立一个矮人协会。为此，他向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竟然收到了批复，言可以“来县相商”。于是，高存就率领着八名矮人，由九头大眼驴驮着，兴冲冲地踏上了奔县城之路。我们注意到：是县委书记的批复，使高存的使命感骤然升温、自信心悠然增强。途中，是县委书记的批复，让兽医站站长对高存刮目相看，从而化解了一场因驴而起的民事纠纷；是县委书记的批复，让曾经占过矮人女花便宜的粮站站长，瞬间由耍泼皮转换为送笑脸……

这仅仅是发生在陇州山区高存们身上的故事吗？非也！从古到今，中国出了多少上访者？这些上访者不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县委书记批复”之类的东西，从而解决自己遭遇到的不公，讨回一份起码的尊严吗？也不仅仅是那些上访者，生活中，有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得到权势显赫的“贵人”对自己事业的提携、扶助、关照呢？

高存的结局是悲剧的：他见到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却对所谓的“批复”矢口否认——原来是秘书误以为书记会同意而代了一回笔。书记不仅否认了“批复”，还气哼哼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不是鱼鳖泛潭！”这话让高存傻眼、晕倒，回村后一病不起，终以生命相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位县委书记承认这个“批复”，对高存们以关心、以支持，使其梦想得以实现，那么，对高存们而言，可能就开启了人生的光亮之门；而对书记，又会有什么不好呢？然而，可惜，在完全可以举手之劳的时候，这位书记选择了放弃，放弃也就罢了，还恶言贬损。显然，在这位书记眼里，高存们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是一群“泛潭”的“鱼鳖”！可以判断，在书记的下意识里，只有他这个书记，以及与他同级别的、高于他的官们才是有尊严的，而官职比他低的人是没有或少有尊严的，至于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矮子高存们，那当然是谈不上尊严的，或者说是不配有尊严的。

近年来，我到处讲“尊、爱、利、成”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我研究龙道文明提出的核心理念。与这四个字相对应的是四句话：“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成己成人”。我将“尊”排在第一位，是觉得中国社会最缺乏、最需要，却也是最难实现的，就是这个“尊”。我讲的“尊”，是对每一位公民生命和人格的最基本、最起码的尊重。

媒体报道过，在国内让观众笑得前仰后翻的赵本山，在美国演出却不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对那些拿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找乐的段子很反感。他们要求赵本山向残疾人道歉，并从此杜绝再拿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人找乐，同时号召中国的艺人们不要再上演对残疾人不尊重的节目。

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尊”字上。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后，大家共同面对一个上帝，即所谓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总统和平民站在一个地平线上。他们的问题是往往将个体“尊”得过了头。我们的文化是伦理文化。伦理文化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它使社会秩序而稳定，使我们大家生活在亲情的环绕和抚慰中。然而，伦理文化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有效地防止“伦理过度”，它促成并维护着宝塔式的等级。于是，多见下对上、民对官尊，不见或少见上对下、官对民尊。这是中国人普遍缺乏尊严感、幸福感的根本原因。

建设精神文明，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年，如今，到了必须重视“尊”的时候了，什么时候公民们都觉得活得有尊严了，我们的文化就与世界文明接轨了，我们的民族就真正的强大了。

这个会，我本来是要出席的，却因要参加河南鹿邑老子故里的一项活动，时间冲突了，只好奉上这个书面发言。祝研讨会成功！祝各位快活！

2014年5月16日于西安龙凤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