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是作为乔盛的老同事，来向乔盛《治国论》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和乔盛曾经一起在《中国人事报》专刊部工作。1995年8月，我从《文艺报》调到国家人事部，参与筹办《中国人事报》。1996年，中国人事报创刊后不久，乔盛就来到报社，我们很有缘份，同在一个部门共事。在报社员工中，乔盛是来得比较早的一位。

同乔盛接触，我感到乔盛有着陕北汉子特有的气质，为人纯朴厚道，待人热情真诚，做事认真执著。每次出差回来，乔盛总要张罗着请部室的同事坐一坐，吃顿饭。吃的也不是很高档豪华，大部分是在报社附近一家小店吃涮羊肉。一边吃，大家还经常一边唱几首卡拉OK。乔盛平时不唱，我们一度以为他不爱唱歌。但有一次，喝了点酒之后，他借着酒兴，唱了首陕北民歌信天游，嗓音高亢蜿转，别有一番磁力，听得我们如醉如痴。那时我们感到，乔盛内敛的外表之下，有他豪放的一面，有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乔盛在《中国人事报》工作那些年，正是报纸处于草创时期，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但因为有他这么一位老大哥坐镇，我们部室同事关系非常和谐，尽管物质贫乏，但精神上非常快乐。

乔盛非常勤奋。周末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写作。等到下周一上班的时候，我们说起周末的收获，只是一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琐事，但乔盛则常常是像像样样地拿出一篇散文或者报告文学、通讯作品。

在《中国人事报》工作几年间，乔盛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长篇小说《黄沙窝》等作品。

但是，正当我们预计乔盛在文学创作方面会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乔盛却悄然转型，向理论研究的方向进军，出版了两本学术专著，一本是《一个记者与作家看世界》、另一本是《西部大开发》。在这两本专著中，乔盛以一个记者的眼光去审视、思考西部大开发等政治经济问题，这些文章已经完全超越了文学创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新闻报道，而是具有比较高的理论高度。也就是这两本书，已经可以看出，他爱思考问题，思考得往往比较深刻，已经具备了学者的潜质。

近几年，乔盛接连出版了《人才论》《干部论》《领导论》以及眼下的《治国论》四本人才研究专著，在理论研究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作家出身的乔盛，忽然间竟然在人才研究方面取得这么大的成果？

在我看来，这一点也不奇怪。乔盛今天的成果，很可能与他多年前在《中国人事报》工作的那段经历有关。乔盛是个爱思考、爱钻研的人，作为人事报的记者编辑，他接触了人才培养、人才开发、干部工作、领导艺术的大量案例，引发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但报纸毕竟有它的局限性，承载不了这些思考和研究，于是他就著书立说。

目前，在我们报刊社的编辑记者之中，对人才问题研究能够如此深入，取得如此厚重成果的，可以说没有。相比之下，我们更加感到乔盛探索精神、钻研精神的可贵。

阅读这《四论》，我有两点体会：

一是从《人才论》到《治国论》，观察问题的角度非常独特。这四本书是理论专著，但它们绝对不是学院派、学究式的理论专著。它也是官员式的、官气十足的理论读本。他们更具有普通百姓的视角，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待人才问题、干部问题、领导问题、治国方略。这四本专著，没有一般理论著作那样的矫揉造作、虚张声势，相反他们写得非常朴实，具有陕西黄土地的风范。读这四本书，我常常想到一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乔盛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家、学者，但他在书中的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我感到，乔盛瘦弱的身躯后面，有着一种作为一位普通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普通公民的强烈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这一点，非常令我感动。这四本书没有学究的造作，没有官员的官气，写得十分洒脱。官员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学究不敢说的话他也敢说，读起来十分过瘾。

二是四本专著的语言轻松恢谐，非常具有“乔氏风格”。一般说，理论专著总是有些晦涩难懂。有些作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深奥，特地在文字上做文章，大量采用倒装的句式、欧化的语言，给读者造成阅读的困难。乔盛的四本书不是这样，从《人才论》到《治国论》，语言都很通俗纯朴，简明易懂，甚至有几分幽默诙谐，具有浓郁的个人风格。在中央大力倡导“转作风、改文风”的今天，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文风，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祝愿乔盛身体健康，在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为中国人才杂志社主编、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