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图
《凤凰》电脑效果图，按照徐冰的设想，真正适合《凤凰》的空间应该是北京的CBD，这样才有核心的价值

只要资本和艺术同时存在——关于《凤凰》的55件事 徐冰 使用最日常的材料
《凤凰》并非为世博会而做，制作材料取自北京建筑场馆建设过程中的建筑废料，奥运期间，北京工地停工，《凤凰》也只能停工。人们都在参观这个“垃圾凤凰”。
承接世博会中轴大道雕塑项目的法国密特朗艺术基金会也在参观者之列，睿芙奥公司指示要在工厂准备好“五星级”的招待，已经盖满尘土的“凤凰”被水洗打扮了一番。密特朗基金会的艺术总监看后特别兴奋，决心把这个作品放在世博大道的中轴线上。
由于尺寸、承重和防雨等问题，最后放中轴线的想法没实现。后来，他们又建议放在中国馆的红鼎中间，但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谁都不能决定此处该放什么。最后那里什么也没放。
现在《凤凰》落在浦西的宝钢大舞台，跟世博会全新的、当代的、使用了光感的大部分建筑形成反差，也是世博会上最旧的建筑。
徐冰说：“凤凰放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样。有点嫁鸡随鸡的意思。”
春天的北京，夜凉如水。
3月26日晚上，北京今日美术馆前的广场上，六台黄色的吊车将两只巨型大鸟缓缓吊起。艺术家徐冰的新作《凤凰》开始试吊。缓缓升起的凤凰亮着淡淡的浅蓝色灯泡，一改白天的粗粝和狂放，如同在深海里遨游一般舒展飘逸。
凤凰并没有悬挂在原先应该悬挂的地方，但是最终还是升起来了，一如徐冰坚持的那样，做了一次单独的展示，与《凤凰》原先展出的最佳位置——北京CBD遥遥相对。
2007年1月的一天，台湾睿芙奥艺术品公司找到刚从纽约回到中央美院担任副院长的徐冰，请他为某财富集团在北京的一幢大楼设计制作一件作品。如果徐冰完成这件作品，投资方将为美院学生提供资助。
该大楼位于北京CBD金融中心，与东三环旁的CCTV大楼相距不远，投资方希望徐冰的作品出现在两幢玻璃大厦的中庭之间。徐冰来到工地察看现场，却看到了震惊的一幕：“中国现代建筑景观和建筑工地差不多是今天中国一个典型的景观，但是以前都是在围栏布外面，没有进入过里面。真正进入里面，你真的会有一种震撼，这种震撼就是工作的现场和工人的条件，这种震撼是过去没有的，我没想到以这么低的科技的条件，盖出那么现代化的大楼。”
徐冰的灵感应运而生，金融大厦中庭70多米长、30米高、28米宽的长方形空间像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盒，徐冰设想制作两个分别为28和27米长、6米宽的大鸟挂在其中，营造出一个飞翔的意象。这两只大鸟将全部采用施工现场的建筑废料以及民工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制作而成。
这两只大鸟原先选定的是鹤，后来改成了凤凰，“凤凰涅槃”不但有再生的含义，而且与垃圾和财富有隐喻的关系，二者可以互为衬托。
当时徐冰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件作品，但是，徐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对凤凰从创意到完成竟然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艺术家和资本家的博弈之中诞生的凤凰确实有着不同寻常的现实意味。
《凤凰》开幕前一天，《凤凰》文献展正在布展。文献展以连环画的形式再现了凤凰艰难的创作过程，由诗人翟永明执笔。作为文献展标题的“凤凰的故事”标牌掉在地上，“凤凰”两字不见了，只剩下“的故事”三个字，标牌旁边的地上有一把裁纸刀。
开幕式之后，出租车司机看见广场上扎堆围观的人群和巨型的金属雕塑，好奇地问：“这是啥？”“你猜。”“鸵鸟？”“再猜。”“凤凰！”

“凤凰”浑身都是建筑垃圾 （徐冰/图）
《凤凰》原本是一个暗喻，但围绕它而产生的过程和行为，渐渐使它变成了一个明喻。这个行为激活了艺术品背后的现实性和政治性，以及艺术的寓意性。《凤凰》背后的故事古老而又新鲜，它牵扯出艺术、资本；艺术家、资本家之间的种种纠葛，同时又呈现出中国现实和中国当代艺术之间的张力和弹性。只要资本和艺术存在，《凤凰》背后的故事就永远不会完。

——翟永明建筑排泄物作品
南方周末：你说《凤凰》体现了艺术家和资本家的博弈？
徐冰：前几天，一直与安迪·沃霍尔合作的克里斯多夫·马克斯去工作室，他说，我一看这个作品就能看出跟资本家们发生过很多的麻烦。《凤凰》面世了，学术圈的几个人搞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艺术与资本：共谋中的紧张”，这也是我最想讨论的。
南方周末：共谋的是什么呢？
徐冰：现在很多领域都在利用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政府喜欢利用，地产商也喜欢利用。政府已知道当代艺术不那么可怕，还可以显示对新文化、创意精神的鼓励。艺术和视觉传达有关，商人利用有创意的视觉形象做推广，地产及产业领域都知道发挥“设计力”的作用。
南方周末：《凤凰》也有这种共谋？
徐冰：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大楼的项目，也不会有这个作品。我其实不太接受公共艺术的委托，因为我觉得不好做，公共艺术好看的不多，还占据最好的公共空间。我当时刚回美术学院没几天，他们说如果你接受这个项目，我们可能可以给美院学生一些资助。一听这个，我说那我可以去看看。一到现场，真的有一种震撼。这种震撼是只有踏进工地现场才会有的，那是一种触摸猛兽肌肤的触动，这来自于粗糙的工作环境与精美的现代化的大楼的反差。
南方周末：当时他们找要做的东西有没有一个说明？
徐冰：没有。我去现场是看看有没有有意思的想法出现。
一到现场，我就很明确地想到，用盖这个大楼的废料和工具做一个东西挂在这个大楼中间。我觉得这种力度和对比度就出来了。那个大楼本身的设计是从宝石的造型转换来的，带有菱形的切面，金碧辉煌，现在的大楼都是炫耀财富的。有一个“杂质”在这个大楼的中心，完全像一颗钻石的核心部分，可以更加衬托大楼的金碧辉煌，整个大楼的光鲜环境又衬托这对凤凰的现实感和材料的直接性，你看，艺术与资本在互相帮助、互相利用。
南方周末：你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写明了要用建筑垃圾？
徐冰：是。这是想法的精彩之处，必须写到。
南方周末：他们对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徐冰：中间方是没有疑义的。甲方好像也没有疑义，表现出的是越来越喜欢。
南方周末：后来他们怎么会又不接受、不认可？
徐冰：从来没有说不接受这个方案。参与的各方都很兴奋，他们也经常派他们的工程师和建筑师来看，采一些资料拿回去。最后他们说不接受的时候，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完，只是一个骨架。他们建议包一层水晶或玻璃什么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最后会出现分歧呢？
徐冰：有一次我跟汪晖聊天，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这项目开始时是经济特别膨胀的时期，他们接受这样有一定的调侃性、自嘲的、有点潇洒的作品。但当经济真的特别狼狈的时候，这样的作品他们就觉得不舒服，调侃就成为真正的讽刺了。他们这个大楼也是由于奥运会等原因停工好长时间，接着是经济危机。
凤冠上的安全帽
南方周末：你是从什么角度来说这个东西是很值得收藏的？它的不可复制性吗？
徐冰：这是一个只有中国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才能出现的作品。做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件作品方法的核心部分，几乎就是民间艺术的方法。民间的方法实际上是用一种最低廉的材料，身边的材料，做出最具有理想色彩的和对未来生活向往的东西，这就是中国除了文人文化之外的艺术的核心。中国就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后来我发现中国这套东西很厉害，完全是人生理上的高科技。
南方周末：我看到一些数字，说两只凤凰的总吨数是十二三吨，它的每一个细部都是有吨位的。当时就想到做这么大？
徐冰：当时就想到做这么大，是根据那个空间的尺寸决定的。找了很多，再从中选出来。比如说凤凰的脖子，用的是砸土机的臂膀，砸土机这部分的功能和动物身上的这部分功能其实是一样的，人类制造的机器，飞机什么的，许多都是仿生学的，这里面有内在联系。放对了地方就让材料变得更有意思，更滑稽。试验的时候，我们就开了一辆真的砸土机到大车间里面，上头绑着凤冠、羽毛，砸土机就在那儿一会儿抬起一会儿放下的试，完全像一个木偶，演双簧的感觉。
南方周末：我看到凤冠上面的安全帽就笑了。
徐冰：这是一种生活经验导致的在“节奏”上的合理性，才让这个东西产生美感。
最难的地方是脖子和身体之间的衔接，我们弄了很多很多次。最后凤的那块是用玻璃罩起来的，里头有很多劳动工具，很多很碎的东西，因为这种玻璃的感觉和大楼的造型有点关联，感觉合适，是因为它正好是飞机的驾驶舱的位置。
凤凰最早是有性别的，“凤”是公，“凰”是母。有凤胆的就是公的。就像鸳鸯的翅膀下面的小翅膀，这部分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一开始想用民工帐篷的材料，甚至从老家带来的花被面，都不太合适，感觉有些太写实了。最后就选择用电缆的木头轴，直接放在那块有一种简洁感和建筑感，意象就出来了，上面还留有“安全生产”之类的文字。
社会主义艺术家基因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这次的作品跟你以前作品不一样，除了它体量特别大。
徐冰：这个作品我最高兴的一点是，是只有中国这个环境才能获取的灵感。整个的创作过程中，甚至包括这些材料的质量，都有中国现实的折射。比如《凤凰》的第一次面试，我执意要在它拿到别的地方之前，拿到世博会也好，拿到台湾也好，或者拿到任何一个美术馆展览也好，我一定要让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在中国的当下有一个发表时刻。
南方周末：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徐冰：这个作品性质。如果没有这次展示，直接拿到世博会，就会稀释在一个大的国家活动之中，感觉这个东西是为世博会赶制的一样，作品的指向性就会变。我其实更看重这个作品它发生时候的上下文关系，它发生在北京的CBD，一个资本关系的上下文中。它不是一个非常政治符号的作品，但事实上它和中国的社会现实政治是有一种内在的关系。我觉得中国这个历史时刻，它需要这种东西拿出来。当然两年前，我们的计划是两个月，如果那时候拿出来，力度会更强，因为那是经济特别高涨的时期，会有更强的内在张力。现在经济已经下滑，两者的关系变弱了。这会儿是民族自豪感国家意志力高涨的时刻，现在拿出来，就很容易最后被推到这么一种关系中。
南方周末：你说这个凤凰很浪漫、很美，但是看上去很凶猛。这应该怎么理解？
徐冰：这个东西它有变异的特性，远看它就很美。离远了以后，它那些质感的东西就减弱了，那种凶猛和那种力量感是由建筑材料的质感、工具的力量带来的。角度不同，它的感觉也截然不同。由于它是由低廉的粗糙物所构成，所以我要让它也有另一面的感觉，让垃圾出现璀璨的感觉，就像镶满宝石的工艺品，被出土后带着包浆的感觉。晚上，它自带的灯光亮起，像凤凰星系般轻盈，遥远。
最后我就发现，我的审美核心部分还是中国人的东西、中国的线条。我意识中希望它是汉代的造型，你看它爪子拉得很长，很有性格。尤其是晚上看不到强壮的材料时就出现一种飘逸的节奏感。中国人根性上还是喜欢这种比较柔和的节奏。它最感动人的地方就是用很低廉的材料把自己打扮得特别漂亮，特有尊严，是那种带着伤痕的魅力。很像中国民间戏剧，化装一抹就抹得特红，因为它的材料是直接的和简单的。它抹得特别过，是要与现实拉开距离。
南方周末：你的灵感很多来自工地和农民工的生活，跟他们有关系吗？
徐冰：很有关系，这也是这两只凤凰很有种民间传说的感觉。在现实磨难中向往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与浪漫，终会涅槃，当时做这个作品的时候，这部分的意象挺重的。这是有社会主义背景的艺术家基因的一部分。
变形金刚是新生代“凤凰”
南方周末：你还讲到凤凰带有神性。
徐冰：这两只凤凰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是活的东西，它确实有一种神采，这和它的每一块材料所携带的信息与记忆有关。在答谢词中我最后一句话这样说：“上帝用泥土创造了我们，物质是有神性的，这对大鸟通过他的每一块翎羽散发着神性，这个神性是通过很多人之手的触碰而传递的。”这个大东西不知道多少人参与过，它材料背后的纠葛你是不知道的。它等于是凝聚了、压缩了很多人的想往的结果。
南方周末：它有那些特别粗放的质地。
徐冰：对，今天的中国是粗放的。有一种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感觉。我一直希望凤凰带有更多的变形金刚的性质，更抽象，组装感更强。变形金刚是新生代的“凤凰”，它们有超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成人世界，强权世界对抗，所以，孩子都喜欢变形金刚。
南方周末：变形金刚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徐冰：孩子喜欢两种东西，一个是变形金刚，另一个是恐龙时代大怪兽，是因为他们总是想象一种能量是他们没有的，以此来跟成人作斗争，孩子的主要的思维就是幻想和超越人的能量，才需要有童话。我希望这对大鸟有这种性质，每个人从它身上都能够看到人类自身的力量。
南方周末：后来为什么实施的时候，又没有往这方面去走呢？
徐冰：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的。比如说，凤凰的头部、脖子的转折处，我基本就露着它的原型，露得多，它那种机械感、组装感、变形金刚感就强。但也要有一个度，这个度有时可以说是被动的。你就是个中国人，这么大的东西，弄来弄去，过程中可以有很多的机会让你把真正你的东西给放进去，放进去的结果就是变形金刚不属于你，而中国的变形金刚——凤凰，属于你。
南方周末：这是一种必然。
徐冰：这样也很好，变形金刚那样也很好。现在的东西有很强的民间感，中国的、农民的、穷人的，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最后甚至土到像彩灯似的。当然你不能真的像民间彩灯，也不能像圣诞节的彩灯。最早是想找那种星系和星座的感觉，但很难。因为这个东西是圆雕，从不同的角度看，你要的平的那个效果是出不来的，我后来就以贵州蜡染的感觉为依据。有一种贵州蜡染是点出来的，有点装饰，又有点远古的那种对自然和星空的感觉。
在国外，凤凰会带去强悍的中国态度
南方周末：《凤凰》到展厅里面展示的效果减弱了。
徐冰：就不一样了，它就成了一个“装置艺术”了。睿芙奥他们就希望要非常正式地做一次发布，做类似红地毯啊，宣传计划啊，完全把它包装成一个特别重要的艺术，现在不都这样吗。后来我说那套东西其实不是我要的，今天真正缺少的是有独立态度的艺术，与这个社会的空气真正发生关系的艺术。这比红地毯对作品来说重要得多。
南方周末：如果说它去了台湾，被赋予的意义也不一样，你都可以接受吗？
徐冰：我希望它能在中国的一个豪华的与金融有关的大楼里。在这样的环境里，它的本事才能发挥出来。当时世纪坛愿意接受这个东西，放在世纪大道上，最后我想，还是不能放在那儿，放在那儿他那个百鸟朝凤的部分就会被放大。你放在世纪坛，那个东西就会被放大，你放在美术馆，装置艺术的部分就会被放大，这都是我不喜欢的。
放在国外，我相信这两只凤凰会带去非常强悍的中国的信息、中国的态度。
南方周末：你在国外这么多年，虽然你也经常回国，但是跟中国还是会有隔膜的，所以我想你回来之后，比如你一脚踏进这个工地啊，或特别偏僻的地方，那种扑面而来的感受会非常强烈，所以让你会做出这样的作品。
徐冰：你说得很对，艺术的道理其实有的时候挺简单，它就是艺术和社会及生活之间的关系，我老强调这一点。大家觉得我是当代艺术家、实验艺术家和前卫艺术家，其实所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老老实实地遵守“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原则，就这么简单。生活走得快，这个时代走得快，我的艺术走得就快。这个时代进入了现代，我就是现代艺术家，这个时代进入了当代，我就是当代艺术家，时代把我推到了国外，我就成了国际艺术家。今天又把我甩回中国，中国是现今最具实验性、最有可能找到新的文化方式的地方，在这儿工作的艺术家就应该是最具有实验性、最有可能提示出新方法的艺术家。
当然艺术家有一个本分就是必须要把你对时代的敏感转换为一种具体的艺术语汇，具体到这个材料，或者说这两个材料放到一起时，他又能说出什么东西来。这就是艺术语言的事情，所以不存在什么艺术史的进程的逻辑，只有在与所处的时代关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