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3日，中国大陆赠送台湾一对名为“团团”“圆圆”的大熊猫。次日，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先生在其博客上撰发了题为《今日感慨：以熊猫为当代中国标志》的文章，挑起了又一波有关中华文化标志的讨论。12月31日，袁先生发表《民意决定中国文化标志》的文章，对其观点有所修正。2009年1月19日，应山东省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齐鲁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导赵澍先生的邀请，我飞抵泉城，做客该台“开讲天下”栏目，与山东大学传播学所长冯炜先生结成“应战方”，对阵由袁岳先生和来自四川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黄炎先生结成的“挑战方”，就熊猫能否取代龙的中华文化标志性地位问题进行了公开的电视辩论。辩论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不乏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
辩论属于录播形式，将于春节期间公开播放。那么，袁先生在其文章中和电视辩论中提出了哪些观点？对这些观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本人特做简要的回答。
一．熊猫能成为中华文化标志吗？
袁岳先生说：“这次赠台熊猫掀起来了新的一轮熊猫热，大家再一次被提醒熊猫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熊猫也已经在很多国家（美国、日本等）扮演了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们的友好使者的角色。在世界各地，说起中国，很多人能自然而然地想起熊猫，而且熊猫标志与熊猫玩具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渗透率。我觉得，我们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把熊猫当成当代中国标志的可能性。”
袁先生这段话，先入为主地将熊猫定位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这样的定位当然是粗率的、不恰当的，因为不符合事实。熊猫从来就不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熊猫的定位应该是“国宝”和“友好使者”。至于袁先生提出的“把熊猫当成当代中国标志的可能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几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熊猫资格不够，也担当不起。熊猫是濒危的珍稀动物，目前的存活总数不到2000只，其食性单一，95%为竹子，繁殖性不强，生命力较弱，将这样一个需要保护的动物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和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伟大民族的标志，显然不合适，尽管熊猫“性情温顺，姿态可爱”。
二．如何看待龙曾是专制皇权的象征？
谈中华文化的标志问题，自然不能回避龙。袁先生也不例外，他说：“传统中国的标志是龙，龙非常有气势，也已经成为非常固定的中国象征，但是龙本身也具有非常强的皇权、霸气的特点，因此在过去龙不是属于全民的而是属于皇家专有的；龙不是随便表现的，只在特定的场合出现……”所以，他认为，“龙在本质上不能说是我们普通中国人的标志物”。
不错，在中国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龙的确曾是专制皇权的象征，这当然是需要认真分析、清理、批判的。然而，我们必须指出以下事实：
第一，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专制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比专制皇权要早得多。
第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专制皇权的意义。
第三，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专制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属龙相，喝龙茶，玩龙灯，划龙船：两种龙同时并行了数千年。
第四，皇权对龙的垄断，仅限于元、明、清三朝，之前的岁月里，帝王可以称龙、用龙，有才能的人，甚至一般老百姓也都可以称龙、用龙，如三国时的诸葛亮、魏晋时的嵇康比称“卧龙”，宋时的李公麟别号“龙眠居士”，江南胡某将自己的儿子依次取名为“元龙”、“跃龙”、“虬龙”、“见龙”等。所以，将龙说成是皇家专有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五，元、明、清三朝对龙纹做了垄断，但这样的垄断：1，只垄断了五爪龙纹，其他四爪、三爪龙纹则没有垄断；2，即就是对五爪龙纹的垄断，执行得也并不严格，民间照样有五爪龙流行；3，真正因龙纹而冒犯帝王，从而被杀头者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
第六，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一些帝王做了许多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事好事，不能一概否定。如有“祖龙”之称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应“赤龙”之兆的汉武帝的开通丝绸之路，有“龙凤之姿”的唐太宗的和蕃之举，对龙情有独钟的康熙皇帝奠定了广阔的中国版图，等等。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历史地客观地具体地分析，有扬有弃，既不能简单、粗率、偏激地揪住已经认识清楚的负面的内容不放，也不能将与皇权沾边的事物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抛弃。
三．龙不能象征当代中国吗？
“龙代表传统中国或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不大，但是代表正在更加开放与自由的当代中国，似乎显得有点不是特别相配。”这是袁岳先生的又一观点。
按我的考察，中华龙的发展史，可以说至少已走过了三个阶段：1，创生阶段，即由最初的自然物（众多的动物、天象）容合、升华为神物（司水灵物、通天神兽）；2，发展阶段，即由神物发展至兼备人物符号（指代帝王、喻比人杰）皇权象征和吉祥瑞征；3，升华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升华为民族文化标志（代表华人，象征中华）兼备吉祥瑞征。
经过这三个阶段后的中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龙的身上，已容合、集纳了中华文化最核心、最优秀、最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说，龙既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它能够，也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而与时俱进。
比如龙所蕴涵和昭示的“容合”的精神。容合是兼容、包容、宽容、容纳、集合、综合、化合、合作的简称。龙是容合而成的，龙的容合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容合和中华文化的容合。容合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容合，就没有和谐，也不会有事业的成功、民族的凝聚、国家的兴盛、世界的和平。倡导和弘扬龙的容合的精神，小到家庭、团体、单位，大到社会、国家、全人类，其积极的现实的意义显而易见。
再如龙所蕴涵和昭示的“福生”的精神。福生就是造福众生。龙因福生而产生，龙也一直以福生为己任。作为水利神、农业神，龙是福生的；作为祖先神、民族神，龙也是福生的；作为审美神、吉祥神，龙还是福生的。龙的福生，是人间福生思想的反映。从古代圣哲倡导的“天下为公”，到当代政治家倡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体现的都是福生的精神。福生具有普世价值，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再如龙所蕴涵和昭示的“谐天”的精神。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即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相和谐。龙的容合对象，都来自于自然界，龙的身上反映着中国人与大自然相沟通、相对话的愿望，体现着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敬畏。龙是谐天的产物，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龙的谐天，启示、警告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在自然规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伤天”、“害天”之事。这样的精神，对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保护唯一的地球家园，创建新型的生态文明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再如龙所蕴涵和昭示的“奋进”的精神。从姿态上看，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龙给我们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瞪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而龙舟竞渡，则典型地体现着、释放着奋进的精神。自古以来，龙多被用来象征、指称人间的杰出人物，而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出类拔萃，奋进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从新石器时代的“原龙”，春秋战国至秦汉的“飞龙”，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行龙”，元明清的“黄龙”，到当今的生态龙、卡通龙、时尚龙，我们看到的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龙的图象。
所以，我们说，中华龙文化不仅源远流长，它还体现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它以既“承古”又“开新”的姿态，为不断进步的中华民族提供着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同时，不断进步的中华民族也再再地为龙文化灌注、增添新的内涵。
四．龙仅仅是虚的吗？
辩论现场，有年轻的观众发言，说：龙是虚构的神物，自然界里找不到，而熊猫是现实生物，故应选择熊猫做中国文化标志。
出现这样的观点，说明一些国人对龙的虚实关系还缺乏了解。
龙既是虚的又是实的，是虚与实的统一。说它虚，是说它是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诸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神物，既然是神物，当然与生物意义上的活蹦乱跳的动物不同。说它实，一是说龙的容合对象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和天象，如蛇、鳄、鱼、鲵、猪、马、牛、鹿、雷电、云、虹、龙卷风等等，二是说还有作为文物、作为艺术品的龙。这些容合对象和文物、艺术品，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可视可见的，甚至是可触可摸的。显然，有了那些容合对象之实，才有了神物之虚；有了神物之虚，才有了文物、艺术品之实。这是一个逻辑的辩证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是滚动发展的，不断升华的。一代一代的龙都既是实的，又是虚的，虚实相生的。
选择来自现实生物又非现实生物的龙作为文化标志，正好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若是崇拜具体生物，比如熊猫，无论外在形象还是文化内涵，都不好再增添新的东西，而作为神物，就可以不断地从形和神两个方面增加着与时代前进的脚步相吻合的新鲜活泼的质素。
而且，崇拜具体生物，往往会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印度的牛崇拜——在印度，牛被奉为神牛、圣牛，大多地方禁杀、禁食。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流浪牛。这些流浪牛不但是疾病和垃圾的“制造源”，还给城市交通带来了麻烦和隐患——曾发生过“流浪牛大街上撒野，两行人被踩死”，和“流浪牛溜达到机场跑道上，把印度东北部的航空交通完全搅乱”的事件。多年来，“牛满为患”的问题，已使印度政府大伤脑筋又难以找到良策。换句话说就是，神牛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阻力。这样的状况，在我们中国就不会出现。我们的龙永远不会“流浪”到交通要道上，给市政管理部门添麻烦。
五．标志问题能否再讨论？
袁岳先生在其文章中说，有关龙标志问题“可以讨论与争议，本身就是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进步的一个表现”、“在更多知识与信息的基础上的理性坚持，比简单因为习惯而坚持更好”、“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是在沟通中得到巩固、发展与进化的”、“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重要事务甚至核心选择，像这样来诉诸民意和得到公共讨论”。
上述观点我是同意的。文明社会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发言权，而且这样的发言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当然，也正如袁先生所言，“讨论是一回事，选择是另外一回事情”，讨论时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选择并做出决定时，就要按文明社会通行的准则办，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否则就会乱套。“新浪网页上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网民喜欢龙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标志，我觉得这很好。我们假定网民意见代表了大多数人一般国人的意见，这就是民意的价值”。
袁先生这些话，可以看做是对此次争论的一个小结，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那么，标志问题还能再讨论吗？
当然能。这样的讨论，对龙文化的创新、进步、传播、弘扬有好处，我们何乐而不为？
在本文结尾时，我还想说说参与此次节目的一点感受：一个地方电视台，关注的却是全国性的、全民族的大问题、新问题，难怪《开讲天下》能够成为全国第一档电视call in直播辩论节目，而且两次夺得中国电视十佳谈话节目桂冠。编导赵澍，年轻有为，其开阔的视野，不凡的胆识，扎实、细致、周到、干练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赵澍和他的同事们，是在按龙的精神做事了，而按龙的精神做事，想不成功都由不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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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凤文化网（www.cdragon.com.cn ）主编，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1988年起从事以龙凤文化研究，其成果在海内外影响深远。著作有专著《龙的习俗》（大陆版、台湾版）《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创造论》《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龙子龙孙龙文化》《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及散文集《兵马俑狂想》《慧雨潇然》《灵树婆娑》（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大悟骊山》《卓立苍茫》、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等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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