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於M45墓主为伏羲的补充论证
前已论及，考定墓主为伏羲的主要根据是其在墓中的位置，墓主的坐骨正精确地安放在星图的北极点，此点也是墓主身长的中点。这是该墓设计者寓意深刻的精心设计和安排。墓主的位置正是“身为北辰居其所，太一常在紫微宫”。《史记·天官书》也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也说明站乘于“斗车”上者必为帝王。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 ～ 1995）在其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天学》中也说：“星座的命名是以皇帝及其朝臣为模式的，因此，北极自然相当于皇帝”。由此可以断定身居北极的墓主就是太帝或太一，当然他生前为建墓时代的人间帝王。自然也可以根据相同的原理来考定这三位殉葬人与墓主的关系。这是本文後面将论及的主题。
以上所论者,只是解释了将墓主坐骨安放在北极的寓意之一,即明白无误地突显出墓主生前是帝王；其寓意之二是,坐骨处正是生殖器所在,将其生殖器置于天北极是古代人类男性生殖崇拜的表现。这也与近代学者的生殖崇拜说颇为相合。具体的说,那时对男性祖先崇拜已经完全形成,男性已在社会的一切方面起主导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崇天、忠君、祭祖的根源，後来这又演变成一套祭祀天地、祭拜祖先的礼仪制度,成为中华文化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传统。就是说,墓主就是中华文化的元圣或人文始祖。由此可推断墓主生前是一位六千五百年前的帝王，他只可能是“百王先首”或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氏太昊帝。
这就涉及到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问题，这在学术界已有许多争论，兹不赘述。但要提出的是：早在六十年代，许顺湛先生在国内首倡仰韶社会父系说，并得出仰韶文化已出现对男性的祖先崇拜的结论；後来他又根据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出的遗存断定六千年前中原地区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更可贵的是他还写道：“现在看来，仰韶文化父系说还是有些保守，对于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的估价应当重新考虑”（《光明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第一版）。我对此非常赞佩。
笔者以一个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外行在此斗胆的说一句，通过西水坡遗址的发掘及其後的争论说明了现代学者们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不是过分强调生产工具，就是过分强调巫术，将古代人类智能估计过低，尚未认识到仰韶文化的深层内核，如其科学、宗教、社会结构等。这还不如在发现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之前对商代社会的认识。当然我们现在对商代社会的认识也不很深刻，但与史前社会的认识比较起来，就与史实相差更远了。这个差别还不是个别考古事实及历史事件差别，而是整个古史观和古史系统的差别。因此我认为，对人类的史前文化，包括新、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社会性质的重新估价、重新考虑、重新认识是势在必行。我目前所应用的不同於一般文史学者的观点和方法所进行的这项研究都是为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古史再认识作一点开拓性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本经训》中的一段论述: “是故体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伦,聪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万物,动静调於阴阳，喜怒和於四时,德泽施於方外,名声传于後世。法阴阳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戴圆履方,抱表怀绳,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则四时者，柔而不脆,宽而不肆,肃而不孛。”其所论者之太一,是最高天神,即M45墓主。而後面所论者，如“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皆为王者之事，因而墓主也是人间帝王。特别是“戴圆履方”完全符合墓主头上为圆弧形；脚下为方形墓壁的特徵。“抱表怀绳”更符合墓主以表量天，以绳测地的事实，从而使四十五号墓达到很高的天文测量精度和几何测量精度。这些正是这位六千五百年前的墓主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笔者将在後文详论之。
有的学者根据墓中没有随葬的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就断定“这些居民的社会组织形态毫无问题是母系氏族社会”。那时“家庭经济是共产的，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当然就更谈不上有帝王及王朝的存在了（言明：《关于濮阳西水坡发掘简报及其有关的两篇文章中有关问题的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华夏考古》1988年第四期第50至70页）。但就在他的这篇文章里提到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被考古学家忽略的事实，他在该刊第55页写道：“这里不见统一的氏族公共墓地，许多墓内的死者身无长物。即以‘M45’为例，除了在填土中发现一件带握手的粗褐陶器盖外，不见其它陶器或石器随葬。”
但我认为，墓中没有任何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随葬是正常的，因为除了龙、虎和殉人之外没有任何器具能与墓主的地位相称而随葬，而一旦出现在墓中的随葬品就一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器物。因此我推测，这件带握手的粗褐陶器盖正是墓主在黄河获得天球并将之发展成M45所示盖图的象徵物，以作为墓主领受了天命而具有王权象徵物而随葬的。换言之，陶盖表示墓主手中握有王权。这与该墓的盖图完全相符。这是墓主玉玺的象徵物，也是王权和天命的象徵物，当然墓主是帝王。
1995年十月濮阳举行的“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会议《纪要》中说：“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贵，很可能是古代某个具有极大权力的先王”，这就是肯定墓主为六千五百年前的帝王。我认为这是符合西水坡遗址考古发现事实的，是对过去长期流行于史学界疑古思潮的突破，是对中华古史和古文化重新认识的开始，也是对许顺湛先生上述论断的肯定。人们将看到这次会议及其《纪要》中的这一论断将成为我国史学史和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抛弃疑古思潮的束缚，使学者敢于认识、敢于承认我中华民族远古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龙虎墓的考古资料公布以来,墓主为巫觋已成学术界的一致共识，这在濮阳举行的“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根本否认M45为一整体墓葬的言明先生也在《商榷》中写道:“然而这处龙虎图案和两者所夹的死者究竟意味什麽呢?我们认为这死者是觋，即此氏族社会里以司掌奉祀天地鬼神及装神弄鬼替人祈福禳灾为职业的男人”（该刊第63页）。
实际上伏羲与巫觋并不矛盾。“巫”与“伏”读音非常相近，“觋”与“羲”读音完全相同。在“三皇无文字”的时代，伏羲与巫觋是没有区别的。就西水坡而言“伏羲”与“巫觋”就是墓主。巫觋通天与伏羲立表测天是一回事；司掌奉祀天地鬼神及替人祈福禳灾与其画卦作《易》也是同一目的。因为古代的巫术、宗教、军事与政权不分；巫术与科学、艺术、哲学、神学不分。最大的巫觋就是最高的军事首领，拥有最高的权力，领受了“天命”後就是真龙天子，就是帝王。自然墓主就是伏羲。
二、第二组蚌塑图案证明了甚麽？
前已说明，墓中星象为十三万三千年前的春分日落时的星象，即建墓所根据的，不是当时的星象，这与建墓年代相差十二万六千多年，此非用伏羲在黄河获得天球或河图而画卦作易则不能解释六千五百年前的濮阳人何以知道十三万三千年前的星象。而西水坡遗址第二组蚌图中将蜘蛛、圆球和龙摆塑在一起则是“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於河,遂法之画八卦”的真实写照，也是伏羲在黄河获得天球的证据。而龙的原始形象来源於七千年前或更早的生活在黄河流域水域中的扬子鳄，古称此为鼍龙。“龙马负图出於河”可简单地解释为扬子鳄与刻有古代星象图案的石头,即天球,同时出现在黄河的同一片泥沙中而被伏羲所获。
在史料中,“河出龙图,洛出龟书”这类记载还有很多，如大家都熟知的《易·系辞上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就是指伏羲在黄河发现天球、河图或洛书并据以创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进而画卦作《易》的。如《周易启蒙》引孔安国曰:“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汉书·五行志》曰:“刘歆以为伏羲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
清代学者徐文靖在其补笺的《竹书纪年前编》中说得更为明确具体：“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羲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羲虽得河图,并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後画卦。伏羲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康成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者，以此论之，不攻自破……今依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重为六十四卦。”
又《河图挺辅佐》亦曰：“黄帝问于天老，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出于伏牺时，方能以画卦。”据此，河图、洛书并出于伏羲时代。此外张衡《东京赋》:“龙图授羲”。唐代韦续《墨薮》:“太昊庖羲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等都是指的同一件或类似的历史事实。
因此我认为：天球、河图、洛书、雒书、龙图、马图、龟书等等皆有相类似的性质，其共同点是，都与远古人类的天文观测记录有关。西水坡遗址的第二组摆塑无疑也是伏羲在黄河获得天球、河图或龙图、马图之类的证据。当然这也证明了墓主就是伏羲。
1995年十月在濮阳亲眼看到这三组蚌图，特别是第二组图案龙口前的圆球和龙头上的蜘蛛给我很大启发，使我更相信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就是伏羲遗址。蚌图请参阅《答赵定理先生——兼论河南濮阳伏羲遗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所附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三组蚌塑图案”。
前文关於太极、伏羲、八卦、古天球与M45关系的解释，在西水坡第二组蚌图中的龙、蜘蛛和圆球也是一组证据。首先看连体龙虎的龙头，如果不看龙头上的角，就很象扬子鳄的头，这也说明龙的原始形象来源于扬子鳄，但那时已经与鹿综合而加上了角，正如墓中的龙是扬子鳄与马综合而在颈上加鬃一样。龙口前摆塑的圆形物是常说的“河龙吐珠”、“龙口吐珠”或“二龙戏珠”之珠。珠为何物？正是天球、河图或太极的象徵物。它表示伏羲在龙马(扬子鳄)的引导下获得天球河图。古人认为珠是从龙口吐出的，因为有的鳄类可吞吐石头以改变其比重以便在水中沉浮，这就是“河龙吐珠”、“龙口含珠”或“龙口吐珠”。这都证明了伏羲在黄河获得天球。得天球就是得天命，伏羲因此而成为“真龙天子”。
有趣的是，“河龙吐珠”或“龙口含珠”之“珠”就是河图，在一些《类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初学记(卷九)·总叙帝王》（事对）“出轸吐珠”条目下载:“《尚书帝命验》曰:‘东南纷纷注精纪，昌光出轸己图之’。郑玄注曰：‘谓刘氏也，谓火精当起翼轸之野’。《尚书考灵耀》曰:‘河图子提期地留,赤用藏,龙吐珠’。郑玄注曰:‘河图子,刘氏。提，起也。藏,秘也。珠,宝物,喻道也。赤汉当用天之秘道,故河龙吐之’。”此处之‘提’或‘起’是指起义或起事。
《太平御览(802 卷)·珍宝部·珠上》:“《尚书考灵耀》曰:‘卯金出轸握命孔符，赤用藏，龙吐珠也’。”郑玄注同上。
《太平御览（卷87）·皇王部十二·汉高祖皇帝》又载: “《诗含神雾》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注：“刻，刻屡也；有玉英之文”。‘含始吞赤珠’是龙口所含可吞吐之珠，即“龙口含株”，其上刻文就是天球河图。这说是刘邦因得此珠而成汉皇。
同页《御览》及《古微书》均引郑玄注：“卯金，刘（字）氏之别。轸，楚分野之星。符，图书。刘所握天命，孔子制图书。”
以上说的是秦末农民起义时,刘邦因得龙吐之珠，即得河图,得天之秘道，得天命而称帝。“东南纷纷注精纪”是指农民起义的地点在东南方。公元前209 年陈胜、吴广起义於大泽乡，同年刘邦在沛县、项羽在吴县起事响应。依郑注，刘邦为“火精”即火龙或赤龙，故曰“赤汉”。翼、轸为二十八宿之最後二宿，为楚国分野之星。“昌光出轸己图之”是指出自楚地的这场农民战争最後被刘邦所图。
刘邦得天下之“秘道”在於得河龙所吐之珠——河图。握河图者握天命，因此“河图子”就是天子。
这些谶语是写於刘邦称帝之前或之後，甚至郑注的真伪已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些方术之士是如何知道河龙所吐之珠就是河图，并将其与天命和帝王联系起来的,而且这些又与濮阳蚌图那麽符合,完全可以解释这些图案的意义。西水坡的蚌图无疑与秦汉时期的“图谶”或“谶图”有某些渊源关系。这很像张光直先生提出的“濮阳三”（读 qiao,以下作桥）问题（详阅《濮阳三鞒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载《文物》月刊1988年第十一期）。所谓“三桥”,是指东晋葛宏(约283～343) 《抱扑子》中说的:“凡乘桥道有三法，一曰龙桥，二曰虎桥,三曰鹿桥”以及《道藏·太上登三矫灵应经》说的:“三矫经者，上则龙矫，中则虎矫，下则鹿矫”。
以上“河龙吐珠”是秦汉之间的事，而西水坡摆塑的“河龙吐珠”是六千五百年前的事，相差也有四千多年。在这四、五千年中，这些信息是如何保存和传递的？很值得深入研究。看来《纬书》并不全“伪”。可惜的是，由於历代统治者害怕这些谶纬之言引发农民造反，故自曹魏以来皆悬以为禁，尤其是隋炀帝发使四方搜集谶纬之书尽焚之，为吏所纠者处死，其学遂绝，其书皆毁，丢掉许多宝贵的信息。所幸者，留下的一些断简残篇被其後的《类书》所辑录，否则现在就无法解释这些蚌塑图案了。
以上所谓“图谶”是汉代方士宣扬符命占验的书。《後汉书·光武帝纪》:“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帝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注云:“图,河图也；谶,符命之书谶验也。言王者受命之徵验也。《易坤灵图》曰:‘汉之臣李阳也’。”所谓“谶图”,即谶纬之图，是方士预言未来吉凶祸福的图录或图符。可见谶纬之学与河图及《易》图结下了不解之缘。由此可推测《易》学、谶纬之学以及河图、《易》图与“谶图”的总根源皆出自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也就是皆出自伏羲。自然西水坡遗址就是伏羲遗址了。
龙头上的蜘蛛也是天球或河图的象徵物。此处“蛛”、“珠”皆指天球或河图。在“三皇无文字”的时代，将“蛛”与“珠”区别开是没有意义的。珠、蛛和龙摆塑在一起的寓意是：
首先，它表示伏羲得“河龙吐珠”，即得天球或河图。得天球就是得天命，伏羲因此而成为“真龙天子”。
其次，龙头上的蜘蛛与河龙所吐之珠是有区别的。我推测，河龙所吐之珠表示伏羲最初获得的原始天球，其上仅刻有其魁为三角形的北“斗”之象及东宫苍龙心宿特别是大火、西宫白虎之胃宿参宿等星象符号，这是十三万年前的大荔人留下的真迹（注）。龙头上的蜘蛛则是伏羲在原始天球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象徵物，即为《系辞传》所谓的“古者包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的真实写照。其中“远取诸物”及“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都有蜘蛛织网给伏羲的启示。
就是说蜘蛛是伏羲建立八卦和六十四卦的易卦系统及“立周天历度”建立盖天学说两个系统的象徵物。蜘蛛的八脚或蛛网的八根轴丝，应象徵上述分至启闭八点或八卦。这八点均匀地分布在天球黄道上，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气。这与以上对M45及天球的分析相符。换言之，蜘蛛是伏羲将天球创造性地发展成太极八卦并创立盖天说的启示物和象徵物。而河龙吐珠则是原始天球的象徵物。
“蜘”音通“知”、“智”,蜘蛛亦可理解为知识之珠,智慧之珠。这象徵伏羲是当时知识和智慧的明珠。可见当时的巫觋是一切精神财富的拥有者。根据以上《系辞》引文，伏羲在画卦作《易》和“立周天历度”时也可能得到蜘蛛的启示，如蜘蛛织网时通过中心的四根或八根基线就可能是伏羲分四象、画八卦和确立分至启闭八点的重要启示，而蜘蛛位居中央则象徵太一或太帝之“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移节度，定诸纪”（《天官书》语）。我想，甚至伏羲创立《周髀》盖图中之七衡六间和《易》图中之八卦及六十四卦圆图都是受到蜘蛛结网的启发。由於有了蜘蛛，盖图、易图和M45墓主就联系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了。
晋代葛洪《抱朴子·对俗》亦云:“物多胜於人不独龟鹤也,太昊师蜘蛛而结网,金天（即少昊）据九雁以正时…..”故有蜘蛛为伏羲老师的说法。这一说法实质是以上《系辞》的具体注释。自然第二组摆塑中的蜘蛛也是M45墓主为伏羲氏太昊帝的证据。
唐代大诗人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诸葛庙》中云：“虫蛇穿画壁，巫觋醉蛛丝”。现将全诗抄录於下：
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竹日斜虚寝，溪风满薄帷。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翊戴归先主，并吞更出师。虫蛇穿画壁，巫觋醉蛛丝。忆吟粱父，躬耕也未迟。
据清代学者仇兆鳌《杜诗详注》解释：其所描绘的是诸葛庙内的一幅壁画，前句“虫蛇穿画壁”并非真指虫、蛇穿画壁而过，乃云壁画上的字体如蔡邕之篆书体蕴若虫蛇之棼氲。如丙子年《中华易学》第一期黄伯平先生在「中易书苑」所书者，就有这种虫蛇棼氲，龙来画壁之感。此句乃言字体之美也，言遗庙之古也。
後句之“醉”一作“缀”。作醉解，即巫觋在醉心於观察和研究蜘蛛织网的情形。作缀解，为巫觋在学习编缀蛛丝网。无论哪种解释，巫觋与蜘蛛的关系是明确的，即蜘蛛为巫觋的老师。前已论及M45墓主是巫觋已成共识，而伏羲就是巫觋。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穿八卦道袍，登七星台，摆八阵图使人联想起他对《周易》和《周髀》的研究之精深，这些都是诸葛亮接受伏羲智慧的结果。而“巫觋醉蛛丝”正是诗人对诸葛亮因接受伏羲的智慧之珠而创大业的赞扬。不难想象诸葛庙内的壁画与西水坡蚌图间的联系。在杜甫时代，所能得到的远古传说应比现在丰富，当时很可能还有巫觋、伏羲与蜘蛛关系的传说。壁画的主题很可能是伏羲与蜘蛛。
现在南美洲的部分居民还盛行对蜘蛛的崇拜。他们外出打猎就头戴蜘蛛模型以驱灾避邪及祈求多获猎物。秘鲁的纳斯卡附近散布着七十多幅硕大无朋的图案。最大的是一只怪鸟，长达350 米。其中还有一幅长达四十米的八脚蜘蛛图案。图案是画在地面上，由近一米深的沟组成，这在航空照片上看得非常清楚。据考证，这些图案约画于两千年前。
无独有偶，据《一九八八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月刊一九八九年第十二期第1075页至1066页）报道：除西水坡遗址的第一、二、三组蚌塑图案外，还有其它图案：“有一舒身展翅的飞禽”；在“飞禽和龙之间还用蚌壳摆一个圆圈”等。希望这些图案和上述带握手的粗褐陶器盖的照片能早日公布，以供学者研究。也许从这个蚌塑圆圈就可发现六十四卦、二十四节气或七十二候甚至伏羲“立周天历度”的证据，就像蚌塑三角形是十三万年前北斗魁的证据一样。
南美的这些“蜘蛛、飞鸟现象”可能与西水坡的蚌塑蜘蛛和飞禽有某些关系，这也许是“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又一表现。
因此可认为，在第二组蚌图中将蜘蛛、龙和龙口所吐之珠摆塑在一起正是“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於河”的证据。至於龙的其他问题，我将在《伏羲与龙虎文化考》中详细论述。
在此顺便谈一下《易》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易图的来源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方位图等皆出自陈抟(?～989)。宋代《易》学家朱震在其《进周易表》中说：“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
但在北宋以前，上述《易》图等均只知其名而未见具体图像。那麽陈抟的《先天图》又从何而来呢？对此，我的初步研究结论是：这是陈抟在濮阳西水坡经过近二十年的发掘，又在华山或武当山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所得。由於此事关系重大，我将另撰专文论述。在此只谈两点主要根据：
一．“濮上”就是濮阳。《礼记·乐记》之“桑间濮上”亦指濮阳。说“濮上陈抟”并不是指陈抟是濮阳人，而是指他在此地作了长时间的发掘。我查阅了有关史料，均无陈抟是濮阳人的记载。
二．西水坡遗址发掘工作中发现，有很多已被破坏的遗迹。据发掘者说：还有第四组蚌图，被晚期遗迹和墓葬所破坏，而无法窥见其全貌。
由此可见，西水坡的遗址及其重要性早已被道家人物发现了 。因本於“天机不可泄漏”的信条，陈抟等一直没有将其公开而使此秘密保留至今。而一般疑古论者，则不深究其故而一概斥之为「伪造」。如欧阳修《童子问》谓：“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图，又俯仰於天地观于人物，然後画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附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说尔。其失由於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所谓河图者，何与於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於天地鸟兽，取於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图，此岂近於人情乎？今考《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可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误惑学者，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辩，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此可谓疑古派走向极端之先例。
看来，持续近一千年的《易》图大论战到现在应该结束了。
综上所述，自秦汉以来的谶纬之学，西汉《淮南子·本经训》关於太一“戴圆履方，抱表怀绳”的论述，东晋葛宏《抱扑子》中的“太昊师蜘蛛而结网”和“三桥”以及《道藏·太上登三矫灵应经》，直到宋代陈抟的“先天图”其根源皆起源於濮阳伏羲遗址。按张光直先生的说法：“濮阳45号墓的墓主是个仰韶文化社会中的原始道士或巫师”。我非常赞成这个说法。即墓主就是原始道教的始祖。如此观之，道教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伏羲根据天球河图画卦作《易》的过程，也是他创立道教的过程。
现代科学史家如李约瑟、席文（Nathan Sivin ）等都认为道教的科技含量较高。李约瑟认为，道观之“观”来源於对天象之“观测”。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又被濮阳伏羲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所证实。
由於墓主已考定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帝，因此伏羲既是儒家的元圣，也是道家的鼻祖，故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家和道家同源。
说儒家基本思想亦源於此是指天命观及忠君祭祖的忠孝观都可在此找到根源。学者一般认为儒家起源于孔子，这是指孔子集当时优秀思想之大成,首先作了系统的总结,而成为儒家学说之创始人。但这并不等于在此之前就没有儒家思想的根源。孔子自己也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既是谦词也是实话。说明孔子只是阐述在他之前“古已有之”思想。他晚年喜《易》，并为之系辞(杨军:《易学传承看〈系辞传〉成书年代》1995年第一期《周易研究》)。《易经》历来被列为儒家经典,说明《易经》是儒家思想的来源之一, 也说明儒家的基本思想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了。因而儒家更古老的根源应追溯到伏羲。陈立夫先生在其所著《易学导言》中说:“易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根本”;“儒家思想是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是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是来自连山易”(载《易学应用之研究》第一辑二十六页至三十九页)。这就是说,中国的一切固有的学术思想包括诸子百家，也包括天文、历法、数学、音乐、美术、医学、兵法等皆起源於伏羲之易道。易道之基础为阴阳。而阴阳来源於表现在西水坡M45中的昼夜交替图，这就是前文解释的“太极生两仪”。而昼夜交替是人类最早观察到的最基本的自然现象。人类的抽象思维都来源於对具体事物的观察。一阴一阳之易道最初来源於昼夜交替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由於对自然现象观察的深入,又发现了日月星辰的运行与地面寒来暑往的规律,这又与人类的生存有密切关系。於是人们首先将日月星辰在天空运行的轨道称为“道”。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太阳在天空运行的轨道即黄道分为四等份。这就是M45中所表现的“两仪生四象”。因此“道”的最初概念产生於天文观测。至於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就已经将“道”的概念高度抽象化了。但老子亦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其所谓之“二”也是指阴阳。可见阴阳观念也是道家思想的基础。
即使在这高度抽象化了的“道”的概念中，经过深入考证也不难发现“道”的观念是由天文观测中的日月星辰之轨道演变而来。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将“常”作“恒”；即“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的帛书《系辞》亦将“太极”作“大恒”或“太恒”。此处之“恒”有天文学的意义。恒即常，不变也。大恒，永远不变也。北极为天之中，其位置永不改变。故“大恒”就是北极。拙文前已说明：太一、太极都是指北极。而北极又是天球上不变动的点，日月星辰又围绕以北极为中心而运动；它们都有各自的轨道。因为在古人的一生中是不容易观察到这些轨道的变化的，故日月星运行的具体轨道可称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因为这些轨道都是可以具体说明的。
“恒道”或“常道”是将以上日月星的运行轨道进一步抽象化，成为宇宙一切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总和，当然这就是不“可道”、不“可名”之者也。
多数学者们认为，以“常”代替“恒”是汉人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汉文帝即位於公元前179 年，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略晚。因此可以推测，在汉文帝之後，上述各点的“恒”字才被修改，从而掩盖了其中的天文学意义（以上资料可参阅黄瑞云校注:《老子本原·上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1995年第三期《周易研究》连劭名:《论太极与大恒》）。
这里仅简单谈及易道起源之我见和儒道同源，儒、道两家思想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体系都是建立在阴阳观念的基础上。至于都涉及到儒道两家“道”的观念的发展和演化以及两家的比较研究，只有另文论述了。
现在海峡两岸学者都在讨论《易传》属於儒家还是道家问题。陈鼓应先生认为：“马王堆的帛书《系辞》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二期）。而傅佩荣先生认为：“在关於《易传》的定性问题上，结论是儒家而非道家”（《〈易传〉的定性 ——儒家或道家》载《中华易学》总第193 期）。看来随着濮阳伏羲遗址的发现和深入研究，《易传》的定性问题将迎刃而解。
以上是对M45墓主考证为伏羲氏太昊帝的补充。
三、还是先从《史记·天官书》说起
但是，仅有对墓主的考证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能为现代学人提供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还必需回答“墓中的三位殉人是谁？”。下面主要就是探讨并回答这个问题的。这实际上就是考证三位殉人与伏羲的关系，因此，本文是《伏羲》一文及以上两节的续篇，简称为《殉人》。
西水坡第四十五号墓主人是伏羲的结论，主要是由古天球北极近旁的太一星即帝星与墓主的葬位相合而推得。就是说，主要是根据墓主骨架的中点，他的坐骨或生殖器正在天球的北极，而这一点也正是古天球北极之太帝星即太一星所在之位置而推得。实际上，这是根据中华传统的天人合一说及天人对应关系，即天上的星与地面的人有互相对应关系的观念，再结合中国传统天文学考证而得。
《史记·天官书》最前面的几句话,又可为解决此问题提供重要启示。《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其中,太一就是帝星,即β Ursa Minor 这颗星所对应的是伏羲帝,这已在上文中解决了。但还需要解决“旁三星”为何?“三公”为何?“子属”为何？又为何“或曰子属”？这四个问题。
从现代北天星图和南宋年间(1190)石刻的《苏州天文图》看，帝星近旁有七颗星,又可分为四组：第一组为太子星,即北极一,西星名为γ UMi(小熊座)；第二组为庶子星,即北极三，西星名为 5 UMi。第三组为勾陈四(ζ UMi)和θ UMi，这两颗星很靠近,且与帝星一起在一条直线上,可视为一组。由於勾陈四与阳德星的对称性较好,故第三组以勾陈四为代表。
第四组有三颗星：一为阳德，由勾陈四向帝星画直线再延长相等的距离，有一颗视亮度约四等的星，在小熊座内，亦即在右枢星(α Draco)与帝星的连线的中点附近。由南宋石刻的《苏州天文图》看，此星为阳德。二为《天官书》所谓“随北端兑，若见若不”的阴德。显然，司马迁已经把阴德排除在三公或子属之外了。《晋书·天文志上》曰：“尚书西二星曰阴德、阳德，主周急振抚”就是这两颗星。“尚书”即“五尚书”。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中国星名表》载，阴德在天龙(Draco )座内。因此可先将阴德排除在“三公”、“子属”之外。
第三颗星是根据清代允禄及戴进贤（Ignatius Kogler 1680～1746,德国耶稣教传教士，公元1717年来华，1725年任钦天监监正，1744年监制玑衡抚辰仪,此仪器现仍存北京古观象台,参加了《历象考成後编》编篡）等人在乾隆年间共同编撰的,并於公元1757年出版的《仪象考成·恒星表》上的数据研判而得，该星位置比较接近中国传统星名为“天床一”的那颗星。《晋书·天文志》云:“门外六星天床，主寝舍解息”。敦煌文献(编号P.2512)《玄象诗》曰:“门外斗杓横,门近天床塞”即指此星官。
阴德、阳德或天床一的位置都根据近千年内的星图和观测数据而得，而河图洛书则可能是十多万年前人类的天文观测记录而不能不考虑其自行。这些问题还有待用《天球》一文的类似方法来解决。经比较後，我认为以选与勾陈四对称性较好的阳德星为第四组的代表较好。
关於太子，庶子和帝星的关系及它们在天上的地位，《晋书·天文志上》有曰:“中宫：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宫中。北极北辰,最尊贵者也,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三光迭跃，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一之坐,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
以上“钩陈”即勾陈。“纽星，天之枢也”是指北极五，这是在鹿豹座(CaMelopardalis)内的一颗小星，纽星、天枢和北极五都是指这颗星，大约在一千多前它最接近北极。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602 ～ 670)在撰写《晋书·天文志》时,北极已距帝星较远而接近北极五了,石刻的苏州《天文图》就是以纽星为北赤极的。北极第三星庶子所主之“五星”系指肉眼可观测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亦称五纬。由此可见日月五星（此谓之“七政”或“七曜”）皆被中央紫微宫所主控。
从现代星图看,太子、帝、庶子三星大致成一直线；帝星居中,最亮；次亮为太子，再次为庶子。计算表明，这三颗星的自行方向和自行速率大体相同，即是在十三万年前，其相对位置大体未变，还是成直线，根据计算所得的数据作图也表明确是如此。实际上，在讨论六千多年前的太一和旁三星的相对位置时，是不用考虑自行的，因为现代星图上恒星的相对位置可认为与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的没有明显的差别。
这样,伏羲氏太昊帝和他的观象授时官吏在仰观天象时就,就可在天球的北极天区看到这样一幅图象: 将勾陈四与阳德相连,将太子与庶子相连,则在北极天区组成个明显的“十”字或“”形，其中央交叉点正是明亮的太一或帝星。此星象图除参阅本文附图3-1 外，亦可参阅拙文《天球》所附的星图六（载《中华易学》总第164期25页）。
四、古天球北极天区与河图洛书的中央五星
这个由太子、庶子、勾陈四、阳德和以太一或帝星在中央的五颗星在古天球北极天区组成的“十”字形，显然就是河图洛书的中央五星。将现代星图与M45平面图即“伏羲星图”与河图洛书比较後就会发现，不仅十字形状相同而且太一周围的四颗星在天空所指的方向也与中国传统的五行配五方说法相符:太子星指东宫苍龙,配木,主春;阳德指向星空的南宫朱雀,配火,主夏;庶子星指西宫白虎,配金,主秋;勾陈四指向北宫玄武，配水,主冬；太一亦即帝星位居中央，为土。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方向都是指仰望星空的方向。如果将仰望的星图如“伏羲星图”那样放置於地面俯视，就成了与地理的东西方向相同，南北方向相反。
而河图洛书的中央是指天北极。中央之“土”由何而来？“土”者，“十”下加“一”也。此“十”就象徵北极天区紫微宫内的中央五星, 下加之“一”才表示土地，象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可见“王”中之“十”亦为天球中央五星之象，上之“一”为天，下之“一”为地，王者居其中，协调天地人的关系。这也符合墓主交通天地的说法。自然也说明了墓主为巫觋，亦为伏羲，亦为帝王。
北京故宫中央的太和殿、中和殿及保和殿的地基，也是建成“土”字形，太和殿正在十字形的中央交叉点上。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皇帝朝会大典的地方，此地即“太一常居也”。可见，从河图、洛书的中央十字形五星，到故宫中心的太和殿地基形状，都来源於以太一或帝星居於中央的，由古天球北极天区五星所组成的“十”字。
有关河图及洛书的中央五星就是北极天区的以太一星为中心的五颗星组成“十”形，在其他古文物中也多有发现，此亦可作为佐证：
年代最早的是现存河南南阳汉画馆的一幅《行雨图》石刻画〖请参阅附图3-2，该图载《南阳汉代画像石刻(续编)》上海美术1988年版〗,画上刻有五星所组成的“十”形，这显然就是河图洛书的中央五星。此图的特点是形象地将此五星作为车轮，中心的太一星为轮轴，帝星与周围四星的连线为辐条。车前有三天神拖曳此车。乘车者坐（骨）在中心的轮轴上，乘车者定是太帝或太一无疑。其所表达的实际意义就是太帝坐（骨）在北极，这与M45墓主的坐骨在北极的意义相同。车右一巨人张口吹风者为风伯，下部四神人怀抱大瓮倾洒者为雨师。显然，这象徵天空的一切，如日月运行、星移斗转、箕风毕雨皆被天空中央之太帝或太一所主控。这是天球或河图洛书的中央五星在汉代留下的遗迹。这也为M45墓主是太帝的结论又提供了一件天文学文物证据。实物现存河南南阳汉画馆。
其次是1956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天文壁画，该画为本文的附图3-3。该画四方有二十八宿，其中部也有五星组成的十字形,显然这是河图洛书的中央五星。值得注意的是，中心的一颗星较大且黑白各半。有的学者认为此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中央为土星(王兴业:《河图洛书探微》载《周易研究》季刊1993 年第三期)。但这不能解释其为何黑白各半。我认为无论该墓壁画、汉代石刻画或河图洛书的中央五星，均指上述北极天区成十字形的五颗恒星,中央的不是土星,而是太一或帝星。前《伏羲》一文已说明,太一就是太极,太极就是北极。中央太一星黑白各半,是太极分两仪之象;其余四星也象徵由两仪而生四象。这就为前文的论证方法和结论又提供了一件天文学的文物证据。
有关河图洛书中央五星与前文所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在天球上形成的分、至、启、闭八点的第三件考古文物证据就是公元1974年冬在张家口市发现的建於辽天庆六年(1116年)砖墓顶部的一幅彩绘星图(请参阅附图3-4, 该图采自夏鼐先生所著《考古学与科技史·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 该星图的中央是九瓣莲花环绕的铜镜，周围有九个较大的圆点，其中一个较大，中绘有飞鸟状符号，有人称此为“金鸟”，作赤色，其余八颗，朱蓝各半。对此，学者有不同的解释（详参夏鼐文）。
我对此星图的解释与上述观点是一贯的：中央的铜镜代表最高的天神太一或太帝。九莲环绕只象徵其至尊无上的地位，而正东、西、南、北四方的四颗赤星则象徵太子、庶子、勾陈四和阳德这四颗星所指的方向，实际与古天球上的分至点相符,如太子星指向东宫苍龙之心宿,这正在古天球的秋分点附近。依中国传统的说法,夏鼐先生认为,这颗有“金鸟”的赤星是太阳。按《晋书·天文志》的说法:“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 亦太一之坐, 最赤明者也”。从星图上看,“金鸟”在心宿,说明太阳正在心宿。心宿是“伏羲星图”的秋分点, 在东宫苍龙之心宿二（大火）附近。西人此称为天蝎座(Scorpio) α星。《公羊传·昭公十七年》曰：“大火为大辰”。“大辰”是特别重要的标准观测星。将两颗赤星都画在东宫苍龙，说明该星图的重点也在东宫苍龙。这也说明了它与“伏羲星图”有传承关系。
西方的赤星是庶子,它指向西宫白虎之昴宿,十分接近古天球的春分点胃宿。其余的两星是北方勾陈四的指向北宫玄武，南方的阳德指向南宫朱雀。这都与上述的四方的四象及分至点所指的四季相符，也与伏羲墓的两基轴的方向相符。那蓝色的四点，可能是代表立春、立夏(启)和立秋、立冬(闭)四点近旁的星，蓝点是由赤点再生而成，除“金鸟”为日外，红蓝各半共八点,四象生八卦也,其赤者为阳,蓝者为阴。因此,宣化辽墓星图上的红蓝八点相当於西水坡遗址M45“伏羲星图”上的分、至、启、闭八点和第二组蚌图的蜘蛛八脚或蛛网的八根轴丝，在《易》图上相当於八卦；加上中央的铜镜，相当於洛书之九宫。《易乾凿度》之“太一行九宫”，实为太一所主之日，在这八点间的运转。因此，本星图又为长期令人迷惑不解的“太一行九宫”问题作出了合理解释。今《洛书》东西南北正四方所绘者均为圆圈，表示阳；其余四方为黑点，表示阴。此点洛书与辽墓星图所相同。此亦可证河图、洛书为远古星象图。
实际上，证明河图、洛书为星象图还并不仅是中央五星，在河图的中央五星的两侧各有五颗星一字排开共十颗星组成一个方形围绕十字形的中央五星。有的学者根据这两排各五颗星是太微左右垣（曾祥委：“河图、洛书是新石器时代的星图”1995年第四期《周易研究》）。但我认为，它们表示的是紫微左垣和紫微右垣。虽然从本文附图3-1 苏州石刻《天文图》上可看到，紫微左垣为八颗星；紫微右垣为七颗星，但由於太微垣远离任何时期的北极远而接近黄道不可能成为天之中央。而绘在星图上的星象图案是完全可以根据人的特定目的和想象力来绘制的。我想，这十颗星很可能是远古“十月历”留下痕迹。十月历至今还在彝族中实行。古人观察季节与月份，也观测斗杓的指向及北极周围某些特定星在傍晚所在的位置。当然，在紫微左右垣指定十颗星作为十月历的标准星就是很自然的了。
另外，该文还说河图的中央五星是五帝座。在石刻的苏州星图和常熟星图上，都有紫微五帝座和太微五帝座之分。该文认为，河图的中央五星是太微垣五帝座。但太微五帝座接近黄道，远离北极，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星图中央的北极，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河图的中央五星。而紫微垣五帝座大约在23000 年前最接近北极，但那时已不是新石器时代了。而更重要的是，紫微垣五帝座远远没有帝星为(β UMi)中心的十字形明亮而突出。如按《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的“中国星名表”所列紫微垣五帝内座二为47 Cas(仙后座)，是一颗很不起眼的星。因而无论河图、洛书的中央五星都只能是帝星为中心的，以太子、庶子并列两旁的组成十字形的五颗星。决不可能是太微垣的五帝座。
值得注意的是，该星图的方向标是上北下南，左东右西或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就是说，如果它与地图的东西方向相同，则南北方向相反；或如与地图的南北方向相同，则东西方向相反。这是因为星图是绘於砖墓顶部的，对於墓主来说是仰视的，这时星图旁标的方向与地图的方向关系是一致的。如果将其作为俯视图，就会出现与地图的东西方向相同，南北方向相反的现象。这与“伏羲星图”的方向完全一致，也说明了“伏羲星图”原来确为天上星图象。可见从天球到“伏羲星图”到唐五代时的《敦煌星图手抄本》(940)、辽墓彩绘星图(1116)、宋代苏州石刻《天文图》(1193)到明代石刻的常熟《天文图》(1506)等都是一脉相承的。
M45的形制和摆塑所表示的是天上的星象图 ，要将我们仰望天空星象图的相对位置画在俯视的地面上，必然导致东西方向相同而星图的南北方向与地理南北方向相反的现象，其原理与现代绘制的星图或现代天球仪完全相同。所以,正午当太阳运行到天空的正南方时,而在俯视地面的星图上太阳是在正北方F 点。因此“伏羲星图”中各星象间的相对方位，都与现代天球仪和现代星图完全一致。这也说明了“伏羲星图”和中国传统天文图的科学性。这也是在看星图时应该注意的。
我还认为无论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和伏羲六十四卦等都是由“伏羲星图”演化而来；由本文所论不难看到“伏羲星图”又是由十三万年前的古天球演变而来。具体地说，M45的盖图和《周髀》的七衡六间都是由六千五百年前的伏羲根据他所获得的古天球创造了浑仪和浑天说，进而由浑天说发展成盖天说，即盖天说则是由浑天说演变而来；盖图是由浑仪演变而来。墓中的盖图及盖天说则是浑仪及浑天说及浑仪的平面化。因而归根到底，M45的盖图是古天球的平面化。因此天球、河图、洛书、马图等都是远古人类的天文观测记录。对这类问题我将另文论及。
早在西元1982年，陈立夫先生在《易学应用之研究》第二辑中的《易与儒家中道思想》一文中指出:“我国几千年来的中道思想,是从伏羲画卦作易开始的，而伏羲画卦作易，又是取象於天地人物，包括他所发现的河图、洛书在内，河图、洛书就都是以中星五（十）为中心，并且都是以北极星和三公星定纵横两轴”。
陈氏的以上论点，又在M45所显示的“伏羲星图”的中得到证实。
五、《天官书》“三公”、“子属”真义
古天球北极附近的十字形五星，还可以变成以太子、庶子、勾陈四和阳德四颗星为顶点的菱形，菱形的中央是太一或帝星。这个四边的菱形又可分成两个三角形，一个以太子、庶子、勾陈四为顶点；另一个以太子、庶子和阳德为顶点。这两个三角形的共同底边的中点正是太一。无疑，太史公在《天官书》中所谓太一的“旁三星”必为二者之一。从墓中北斗与殉人的相对位置看，旁三星最可能是指太子、庶子及阳德。
此“旁三星”是否为《尚书·周官》所谓之“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或西汉以後之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之“三公”在天上对应的三颗星呢？当然不是！因为此“三公”不能“或曰子属”。
在中国古星图上，有紫微垣三公与太微垣三公之别。太微垣三公在室女座（Virgo），如太微三公三为 35 Vir，已远离北极天区。《晋书·天文志上》所云“三公在北三星曰九卿内坐，主治万事”就是指此太微垣三公。而紫微垣三公则在猎犬座（Canes Venatici简写为CVn）内， 如紫微三公二为 24 CVn,其位置在北斗杓尾的摇光星以南，这在《敦煌星图手抄本》上看得很清楚。此星图约绘於公元940年， 现为伦敦大英博物馆斯坦因(Aurel Stein) 收藏品第 3326 号。当然， 这两组“三公”在苏州《天文图》上可清楚看到它们，都远离太一或帝星，不可能成为太一的“旁三星”。可见，司马迁所说的“三公”，不是通常古星图上的三公所指的三颗星。太史公所说的，是一种更古老的说法，这种说法和上文关於太一的说法一样，其起源可能要追溯到伏羲时代甚至天球、河图时代。
以上援引陈立夫先生在《易与儒家中道思想》一文中说的：“河图、洛书就都是以中星五为中心，并且都是以北极星和三公星定纵横两轴”。我认为：这里的北极星就是太一或帝星，三公必为《天官书》所指的三公。因为只有此“三公”才能与太一星一起在北极构成“十”字形的纵横两坐标轴，而太微三公或紫微三公都不可能定此纵横两轴。
从“伏羲星图”的星象位置和墓中殉人安放的位置看，我认为此“三公”可理解为大公子、二公子及公主（女公子）；“子属”亦可理解为太子、庶子及帝子。帝子最早见於屈原所作的《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里的帝子是指帝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及女英，亦可泛指皇帝的女儿。
这样，太史公在《天官书》开头说的这几句极重要的话“旁三星，三公, 或曰子属”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即所谓之旁三星、三公或子属就是指太一或帝星近旁相同的三颗星。从而也使本文第二节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得到解决。具体回答於下：
一、太一之“旁三星”为何？ 答曰：太子星、庶子星、阳德星也。
二、“三公”为何？ 答曰：大公子、二公子、公主（女公子）也。
三、“子属”为何？ 答曰：太子、庶子、帝子也。
四、为何“或曰子属”？ 答曰：大公子、二公子、公主（女公子）即为太子、庶子、帝子也，故“或曰子属”也。
六、用《天官书》解M45的殉人之谜
更重要的是，这样就可应用天上的太一与其旁三星及三公、子属的关系来解释西水坡第四十五号墓中墓主与三位殉人的关系。
前已论证墓主是伏羲氏太昊帝，由此就可推断这三位殉人就是他的太子(大公子)、庶子(二公子)和公主(帝子)了。这与考古事实完全相符。
据《文物》1988年第三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报道：三位殉葬者的年龄都较小，“分别埋于墓室东、西、北三面小龛内。东部龛内的人骨，头向南，仰身直肢葬，骨架保存得不好，性别未经鉴定。西面龛内的人骨身长 1.15 米，头向西南，仰身直肢葬，两手压于骨盆下，性别为女性，年龄在十二岁左右。头部有刀砍痕迹，显然是非正常死亡者。北面龛内的人骨，身长约1.65米，头朝东南仰身直肢葬，两手压在骨盆下。年龄在十六岁左右，骨骼粗壮，性别为男性”。
葬於西侧年龄约十二岁，头部有刀砍痕迹的女孩子，显然她就是公主或帝子。她是被杀害後埋藏的。北面十六岁的男性，两手压在骨盆下，是庶子或二公子，他是被反绑双手後葬於墓主北边的。
东侧的殉葬者，虽然由於骨架保存得不好而使其性别未经鉴定，但无疑他就是东宫太子。我推断，他的年龄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岁之间。我还认为，太子的骨架不完整，并不是在入葬後自然腐烂的，而是在入葬前他的躯体就已经不完整了。在其父王驾崩後，他因年龄较长，又不甘愿殉葬而进行了反抗，因而导致了对他的暴力杀害，他的身躯，已在一场血腥的斗杀中已被砍得肢离破碎了，然後用这具不完全躯体埋葬的。我想，这一推断将不难用太子的骨骸鉴定来加以验证。
七、《易传》等史料对殉人葬位的解释
以上关於墓主与殉人的关系的天文学解释和论证,还不是天衣无缝的,其缝隙就是古星图的庶子位置所葬的是小公主。但这又可从《说卦传》和文王八卦中得到解释。《说卦传》曰:“震,东方也”,“震为龙”,“震为雷,为龙,…..为长子”,“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因东面是雷泽,也最接近蚌龙,则更可断定靠近东面雷泽葬在震卦位置上的是长男或长子。这已将太子葬在东宫苍龙之侧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了。
《说卦传》又曰:“坎者,水也,北方之卦也”,“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这又说明了将中男(庶子)葬在北方的理由。
按文王八卦方位,正西方为兑。《易·说卦传》曰:“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悦)也,故曰说言乎兑。”这也与M45的星象相符,因“伏羲星图”的秋分点正在参宿,当西宫白虎星象出现在傍晚东方天空时,就是秋收的季节到了。由此可见,在文王八卦中,兑卦是西宫白虎之象。《杂卦传》云：“兑见而巽伏也”。也是说当白虎星象(兑)出现在傍晚东方天空时，巽卦所代表的星宿就隐伏在西方地平线下了。据《说卦传》:“巽,东南也。”将文王八卦与星图比较，巽为东宫苍龙之亢、氐、房、心宿。
当然,秋收是喜悦的季节,故“说(悦)言乎兑”。我猜想，生前小公主一定给伏羲带来了很多喜悦,她是伏羲最喜欢唯一的小女儿,“泽以千金”(兑为泽,恩泽也;西方,金也;千金,女儿之贵称),这都是人之常情，这也可能是将小公主葬在西面的部分原因。《说卦传》还说:“兑为泽,为少女”,“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汉书·律历志》也说:“少阴者,西方,…..於时为秋”。“少阴”就是少女,这些都与“伏羲星图”相符。这就解答了将小公主葬在西边白虎旁的原因。
由此也可推测，伏羲画卦作易确定八卦方位时必然根据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如兑为泽，在西方，说明西水坡不仅东有雷泽，其西亦为湖泊或沼泽地带。对西水坡周围的钻探表明，六千多年前西水坡遗址正处在地势较高的土岗上，其周围都较低。
这样，三位殉人的葬位关系，就完全与文王八卦及《说卦传》相合。由此可见《易传》所说的天人关系，要比《天官书》更早，更原始。
前已说明，古天球上的分至启闭八点的位置与伏羲八卦相合，而殉人的葬位又与《说卦传》及文王八卦相合。因此我认为《说卦传》与文王八卦的起源也应追溯到伏羲画卦作易的时代。就是说，早在六千五百年前，伏羲已经将这两种八卦的象徵意义及其方位已大体确立；《易经》、《易传》的原始的基本系统也大体构成。而整个西水坡遗址特别是M45的形制、星象、墓主及殉人的葬位都是按此《易》学系统设计建造的，虽然那时还没有普遍使用文字。因此可以断定伏羲根据天球或河图而画卦作《易》是确有其事的。西水坡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但证实了伏羲王朝的存在，也证实了伏羲根据天球河图而画卦作《易》的历史事实。
这又提出了《易》学史中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文王八卦最初是何人所演？二、原始的《易传》系统最初建於何人何时？
对第一个问题,前人已有论及，如《荀子·成相篇》云:“文武之道同伏戏”,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文治武功”之道,而更深刻的是指《礼记·杂记下》说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显然,荀子在这里所指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张一弛”之道等同於伏羲所创的“一阴一阳”之易道。明代易学家来知德也说:“此处安得有先後?故不分先天後天”（《易经集注·杂说》）。来氏所说的“先天”和“後天”分别指伏羲八卦和文王八卦。就是说,伏羲八卦和文王八卦都是出自伏羲。
本文第二节所引清代学者徐文靖在其补笺的《竹书纪年前编》中则对此说得更为明确具体:“伏羲既画八卦,即重为六十四卦”。
今亦有学者论及文王八卦并不是如邵雍所谓的出自周文王，如徐锡台先生的文章《考古发现历代器物上刻铸八卦方位图及其渊源的探索》从殷墟卜辞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认为:“商代四正方位,正附合《说卦》载道：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兑，正秋也，万物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坎也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这是商代的四正卦方位，以此可推算出商代四维卦方位如：《说卦传》云：‘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这一结论足以说明文王八卦和《说卦传》的形成时间比周文王时代要早得多。至於其考证具体根据和过程请参阅徐锡台先生的原文。该文载於《文博》双月刊1993年第五期，兹不赘述。
对第二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多数易学家认为《十翼》为孔子所作。即《易传》系统是孔子建立完备的。但就以上研究结果看，经、传体系的原始框架最初皆伏羲所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易传》的原始框架，六千五百年前的西水坡遗址特别是M45的形制、星象、墓主及殉人的葬位等能如此符合《易》学之经、传系统。由伏羲建立易学之经、传系统到孔子作《十翼》其间相隔了四千多年。孔子说:“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见,那时夏商周三代甚至三皇五帝时代的传说及资料还相当丰富。孔子作《十翼》时也是根据当时已有的资料而著述的。由M45与《易传》符合情况看，孔子作《十翼》时可能掌握了伏羲时代的部份资料。根据本文前述之儒道同源论,《易传》的原始框架也无疑是伏羲所建。
值得一提的是,《易传》所论者,也十分符合西水坡伏羲遗址的总体情况。如《帝王世纪》曰:“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於木,为百王先,帝出乎震,….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这也完全符合本文前已阐述的关於伏羲八卦、天球、河图及洛书之论证。这也是第四十五号墓星图所表现的是春分日落时星象的又一证据。
从地理方面说,伏羲遗址东有雷泽,震为雷，即有此象徵意义。《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淮南子·地形训》亦曰:“雷泽有神,龙身人头”,说明龙或“景龙之瑞”皆出自东方的雷泽,故天上的苍龙和墓中的蚌塑龙皆在东面。故伏羲太昊帝乃“以龙命官”，“故为龙师而龙名”。这类问题,笔者将在《伏羲与龙虎文化考》详论之。
八、未见於史料的信史
M45墓主及殉人的考定,首次从考古发现的事实中证实了远古时代确实是实行“禅让”制度。这充分证实了我国古史资料的可靠性。但未见於史料者，则是王位的继承者对先王全部子女的“杀殉”。为什麽要用这样残暴的手段将先王的全部子女斩尽杀绝呢？难道王位继承者真的相信先王全家升天後能在“天国”再建立起和人间同样的王朝吗？
这种观念，在当时绝大多数先民中肯定是有的。但我认为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在六千五百年多前,虽然还没有发明普遍应用的文字，但当时的人类，尤其是上层精英份子的智能和思想复杂程度及心理素质等方面已和现代人类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了。这些我将在後续篇中详论之。
我还认为,上述太帝与三公、子属的星象关系与天人对应观念,只给王位继承人设计和执行这项计划以某些启示和借口，而主要动机在於恐惧先王子女对其王位继承权的威胁。为了绝此後患，必欲将先王子女全部除之而後快。由此推断, 太昊帝只有三个亲生子女,如果还有第四个子女的话,则不难在太一星旁找到第四颗星,而将四个子女一起杀殉,就象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圆形大墓上的石椁小墓不是三、四个而是更多一样。
伏羲氏太昊帝驾崩後,对继位人王位构成威胁的,还不止太昊的三个亲生子女,还有忠於先帝的重臣,M31号墓的墓主就可能是对其王位继承权的第一威胁。因此,在这关键时刻,首先以用下肢胫骨作斗杓为由,先将M31墓主诛杀,把他的一对胫骨摆在蚌塑三角形斗魁的东面,以解除他对继承权的第一威胁;然後用上述手法,杀殉了先帝的全部子女。显然，整个西水坡遗址、M45和这项杀殉计划的总设计人无疑就是王位的继承者了。
当然上述动机是不可能公开宣布的，然而深藏於人类基因中争夺权力的潜意识,会促使这位王位的继承人非这样干不可。
从已发现的考古材料看,在实行“禅让”制度的几千年中,“杀殉”先王子女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如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中，有少数直经达十八米的圆形贵族墓葬就有这类情况:墓中心的大石椁为墓主所在,多有少量的玉器随葬。墓上还有不少石椁小墓,是後来陆续埋的,有的也有随葬品。我推测小墓的主人很可能是被受禅者杀殉的先王子女。其象徵意义与M45相同：墓为圆形表示天球或M45墓主头上的圆弧形墓壁;墓主及其子女同葬於一个圆形墓中表示共同升天後在天上建立起和人间相同的王国。
1990到1991年间，在江苏昆山县赵陵山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以杀殉一批青少年为主的墓葬,其中半数人的下肢被砍去,还有的身首异处。遗址中有一座属良渚文化早期的77号大墓的墓主则可能是该地“方国”的先王(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一月17日第一版的文章《’92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四.昆山赵陵山良渚文化遗址》)。由於西水坡第四十五号墓的启发,我猜想这可能是“方国”的王位在氏族间“禅让”时,对先王氏族後代子女的大批杀殉。
九、由“禅让”制到世袭制
看来，由远古“天下为公”的“禅让”制演变成後来父位子承的“天下为家”的世袭制，对解决王位的继承问题是有其优越性的，这至少可避免因对先王後代的杀殉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及人口减少。
从《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看，由“禅让”制过渡到世袭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段时期中“禅让”制和世袭制交替出现。如《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又说“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又载:“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尧者，放勋。”
可见早在尧、舜之前的从黄帝到帝喾时代，就已经有了世袭制。帝尧就是世袭帝喾之位。
至於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也有类似伏羲墓中的一段历史。对此《荀子·正论》中有一段精辟而切中要害的论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於天下,夫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而化顺之,….夫有恶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图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後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无厌焉……以尧继尧,夫天下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尤复而振之矣…..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荀子最後的结论是:“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 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史记·五帝纪·正义》也引《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 禹逼舜, 汤放桀, 武王伐纣, 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唐代学者刘知几在解释《史记·五帝纪》载:舜“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时也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王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迫使舜死於苍梧之野。
直到夏禹时,在其子启夺取王位後,“天下为家”的世袭制才最终确立,但其中也有曲折。故《史记·燕召公世家》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於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於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
这段历史说的是,禹崩後三年,启守丧期满,因谋夺帝位被益拘禁,後逃脱。因益的部下向启交出武器,导致益被启所杀,启终於夺得了帝位。
对这段历史,屈原在《楚词·天问》也提出过疑问:“启代益作后, 卒然离孽,何启为优,而能拘是达”?《晋书·束皙传》也引《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
从伏羲氏太昊帝到夏启这段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由“家天下”的世袭制取代“天下为公”的“禅让”制也是历史的必然。
由此观之,伏羲二世将先王子女全部杀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普遍观念看，也并非什麽大逆不道。他的这一行动使“禅让”制度得以延续达两千五百年之久。我想，如果益能得知伏羲二世的这项“杀殉”计划并付诸实施的话,“禅让”制度也许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十、伏羲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必将改写人类科学文明史
那麽这位太昊王位的继承人是谁呢? 据《易·系辞·疏》《礼记正义·序》《帝王世纪》和《汉书·古今人表》等多种史料记载：“立一百一十年崩”,“太昊庖羲氏没,女娲氏立为女皇,亦风姓,承庖牺制度, 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 中央氏, 栗陆氏, 骊连氏, 赫胥氏, 尊芦氏, 混沌氏,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阴康氏, 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以上所引史料, 各书略有出入, 以伏羲在位年代而论, 据我所知还有一十一年、一百一十一年、一百一十五年、一百二十年等，其中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所引的“一百六十四年”为最长，而最短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的《二十五史》据武英殿本所辑录的《史记》第362 页顶栏所载的“立一十一年崩”。这有可能是抄录上的原因，但显然以这一年代最接近太昊伏羲帝的在位时间。这也许是武英殿本的抄录者另有所据，而不是偶然的错误吧。
又据《路史》、《三皇本纪》、《袁王纲鉴合编》等史料载：“太昊氏没，共工氏作乱，振滔洪水以祸天下，覆冀中，人不堪命，女娲氏与共工较，卒灭共工氏而诛之”。
又载:“伏羲以木德继天而王,都宛丘,因龙马负图出於河,故为龙师而龙名,於是共工为上相，柏皇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共工氏自谓水德,以水纪官,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四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由以上史料看,太昊帝的继承人,可能是女娲、祝融或共工。而三十一号墓内献出左上肢和一对胫骨的, 可能是柏皇、朱襄或昊英。但伏羲太昊帝之後,迄今皆无考古证实,而真能证实的是其在位时间不是一百一十年，而是二、三十年, 可见史料也有其局限性。为了给今後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留有余地,称M45的主人为伏羲太昊帝或伏羲一世,而暂时将墓主太昊王位的继承人,即接受太昊帝位“禅让”者称为“伏羲二世”。
显然，“伏羲二世”就是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总设计师和总建筑师，第四十五号墓则更是他的精心杰作。先王在位时，他可能是主持观象授时和祭祀大典的官吏, 如後代的重黎、羲和或太史令之类的大臣。他最了解太昊, 深得其天文历法及几何学要旨。这样他才能设计和建造成如此科学和精密的M45。应该说,他不仅是太昊王位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也是伏羲氏太昊帝的学术思想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伏羲二世”深刻地理解天球、河图对他夺取王位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历史意义和观象授时的重大科学实用价值。他不仅能在天球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观象授时,而且在太昊驾崩的关键时刻,果断地采取了以上措施，解除了各方面对其王位继承权的威胁。这样,他就夺得了天球。他深知,谁拥有天球,谁就有权观象授时和制定历法,谁就领受了天命，谁就是天子。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早在伏羲时代就已形成了。
《尚书·顾命》所说的“天球、河图在东序”, 也是在“成王将崩”康王即将继承王位的时候（约公元前1026年），这说明天球河图的确是天命和王权的象徵。
前所论及墓中还发现一件带握手的粗褐陶器盖可能是墓主玉玺象徵物,也是王权和天命的象徵物。但根据考古事实看,它不可能是真实天球,而是其象徵物,因为如将天球随先王埋葬,伏羲二世就失去了作人间天子的合法性。而应象《尚书·顾命》所载将真天球作为礼器或祭器供起来。
伏羲二世对全人类的科学和文明的伟大贡献和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他所设计和领导建造的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尤其是M45,可能是六千五百年前人类最伟大的科学杰作, 是献给现代人类最宝贵的一部无字百科全书。现代人类可能还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可能要等到下一世纪或更晚, 才能全面读懂这部无字百科全书的全部内容。这一点可从近现代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历史中得到说明。
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至今已将近百年,据专家统计, 在国内外现存的十五万多片甲骨中,重复出现的字不计, 以单字而论,共约四千五、六百个字,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到八十年代中期为止, 已经认识的字仅约一千七百多个。而且,其中七百多字读音仍不明。严格地说,真正算得上认识而且是公认了的甲骨文字还不过千把个字(见陈炜湛:《甲骨文研究的过去、现状及今後的展望》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189页)。甲骨文是刻在甲骨上的有字百科全书。看来,现代人类还远远没有读懂这部有字百科全书,对於那些刻在木头上的美洲印第安古文字, 玛雅文也有类似的情况。而读通这部无字百科全书可能比有字的要困难得多。
由於伏羲遗址比殷墟要早三千二百多年,又无文字,这就更难以被现代人们理解和重视,加上对“原始人”智能低下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当然要读通读懂这部无字百科全书的全部内容,就需要更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所以我全体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都应该感谢伏羲二世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更要感谢他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使人类正在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前夕的关键时刻,发现并研究了此遗址特别是其中的第四十五号墓,辨识了他在墓中精心安排的伏羲先帝及其三个子女, 使我们确信无疑地得知了这段未见於史料的重要史实。
更有深远意义的是,正当人类将进入第三个千年的关键时刻,使我们有可能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方法来破译出藏在墓中的十三万三千多年前的信息。蚌塑三角形北斗魁,无疑是人类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而由此推得的六千五百年前伏羲获得的133300年前大荔人刻制的天球, 无疑是人类科学和文明史研究上的最重大突破。
这项学术研究的重大突破就是宣布：世界各国学者长期探索的人类科学和文明的源头,终於在此关键时刻,在中华大地上找到了。中国大陆不单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人类科学和文明的发源地。这一点又被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发现的一批一百六十万年前的细石器和骨器所证实（载1994年四月六日《中国科学报》头版“我发现一百六十万年前的细石器”）。所有这些突破性的发现，都将促进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一起来改写全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史。
现已有证据表明,从古代美洲的玛雅(Maya)文明和印加(Inca) 文明到西亚的古巴比伦文明都是发源於中国大陆的这个源头，此源头可称为中华古天球文明。对前者,即美洲的古印地安文明起源於中国大陆,学者们大体都有相似的看法,如张光直先生称此为“中国 ── 玛雅文化连续体”(请阅张著《古代中国及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载於《史前研究》1985年第二期)。拙作《天球》一文中也有提及。另外大荔人头颅化石上的“印加骨”也是一项印第安人是大荔人後裔的证据。
但对後者, 即古代巴比伦文明起源於中国大陆的观点, 学者们多持相反的意见,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日本学者饭岛忠夫和桥本增吉, 如桥本就主张中国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支都是在战国时代以前由巴比伦传来的（请阅川原秀城的《日本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科学史》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三期）。而饭岛则走得更远“他不止於论证中国天学之西源, 而是从天学入手，全面重新考察「支那古史」”。“他的结论竟是断定《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书「皆为西纪前三百年附近以後之著作」。”饭岛之说正适应了当时的疑古派所谓之我国许多古籍皆为後世伪造之说, 故国内欣赏该说者亦不乏其人。如1929年刘朝阳在评述饭岛著《支那古代史论》时说:“案饭岛之说，虽不能必其全能成立,然其所谓现存中国古籍皆在西纪前三百年附近以後出世之结论，极为可靠。在前次所引起之古史论战场上，此结论或可为顾颉刚之一有力帮助”（引自江晓原作《中国天学的起源:西来还是自生?》载一九九二年第二期《自然辩证法通讯》）。
值得国人深思的是，顾颉刚和饭岛忠夫“理论”出台的时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大举侵略中国并企图灭亡中国的时候。
现在由於伏羲星图的发现和中华古天球的考古证实，过去将中国古代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特别是二者天文学比较後所得到的共同点，则正好成为古巴比伦文明是由中国大陆的古天球文明传播而去的证据，这与过去的结论正好相反。关於此点我将另文详论之,并公诸於世。
十一、余 论
从本文中已可看到,伏羲二世在王位争夺中所表现出的惊人智慧,而这种智慧是与他的天文学、数学和几何学知识分不开的。在这篇文章内笔者还来不及详细讨论他在设计西水坡遗址中所表现出的惊人的天文学、数学和几何学智慧。而且我认为，这些科学知识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十三万年前的古天球时代。这些内容,今後我将陆续写出,公诸於世。
当读者读完这些文章後,可能就会领悟到,高超的智慧和精密的思维并不是现代人类才有的专利。至少在六千多年前，人类的智能已与现代人类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而在心理素质及人的本能或人性的其他方面更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这项研究提醒现代人类，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理性、智慧和能力,更不要过低估计我们远古祖先的智能。
现代人类之所以比较强而有力,是因为接受了前人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但自文字发明以来,充其量只有六、七千年历史,而这与五、六百万年的人类史比较起来只是极短的一瞬。因此，无论是现代的“知识爆炸”或有文字记录以来的知识积累,都不能代替史前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在这几百万年中所积累的才是最基本的和最接近人类天然本性的。更重要的是，由於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有的已进入了人类的遗传基因而成为人类文明的生物遗传物质基础的一部分。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本能和本性,无论是文明的和不文明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善良的和丑恶的,人性的和兽性的,都是在亿万年的自然选择中形成的。很难想象在几千年的文明社会中人类的天性就会有根本改变。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热得发烧的电子信息技术如多媒体及国际互连网络(Internet)的高速发展，不但不能克服人类本性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反而可能由於对这些科学技术的滥用而使全球自然界和社会灾难性危机提前到来。我们不能在此世纪之交对未来太盲目乐观，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增强人控制自然的能力而不能控制人的欲望的恶性膨胀而导致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所带来的严重後果。
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人口增长的无限性与地球生存空间的有限性的矛盾；人的统治欲、权利欲和占有欲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人类要在下一世纪或下一千年稳定的过高质量的文明生活，就要不犯导致灾难性甚至自我毁灭性的错误，有识之士从现在起就要考虑和着手解决这两大矛盾。看来,解决矛盾的办法,首先还是要克服人类自身过度膨胀的权力欲和物质占有欲，这就是孔子说的要“克己复礼”。如果按某些流观点行事，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强,而人又不能有效合理地控制自己,那麽人类越接近自我毁灭。人类是自然的一部份,人和自然应处於和谐的统一状态，应克服人们对权力和物质财富、质享乐的过分追求, 克服由於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和盲目自信，避免“征服”自然或只顾无限向自然索取的偏向。人决不可能完全“征服”自然，“征服”的结局必然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这也就是自然对人类“选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性为刍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人真的按自己的意志去“征服”自然的话，可能就不用等到几百万年後的一颗小天体撞击地球来毁灭人类了，就像六千万年前的小天体撞击在地球上而导致恐龙的灭绝一样。而是在此事发生之前很久很久，人类就将自己的生存环境毁灭了，从而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
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离娄上)。先圣前贤的这些教导的正确性又在二十世纪得到证实。本世纪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受到外部特别内部的破坏、蔑视和歪曲，而本民族又没有用历史事实和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应战时，就意味着将给这个民族带来被侵略和被杀戮的灾难。日本侵略中国前，首先就有以饭岛忠夫等人为代表的否定和诋毁中华古史和古文化为先导，和之以国内疑古派煽起的疑古思潮的响应，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并最後灭亡中国作文化准备的。
因此，抗战前中国的自侮者就是疑古派。然後才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侮辱和屠杀。
如果将地球村比作一个人类大家庭，则只有在克服人类自我毁灭的因素後才能谈“人类是地球的保护神”,才能免受天外来客的袭击。
人类要在下一千年中不犯大错误，就要突破几千年的时间尺度，将人类的科学文明史的研究深入到自人类直立以来的几百万年前，尤其是进入早期智人以来的几十万年中。而十三万三千年前的古天球正巧为此提供了一个时间坐标的参照点。人们在深化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同时，也要深化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就是说，现代人类要站在宇宙演化和人类演化的大时空尺度上，要站在现代科学化了的天人合一及天人和谐的高度上，为人类在自然界中定位，也是为人类的未来定向。
在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都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如果没有这种定向和定位，如果不从人类的全部发展史中深刻而全面地理解人类的天然本性，如果失去了对人类未来负责的道德勇气而任凭人欲横流，将来人类一旦犯错误，将是灾难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这里我所指的不仅仅是战争。
从6500年前的伏羲墓葬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古代人类优秀的一面，也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因权力欲望的恶性膨胀而导致残暴地互相杀戮的一面。我认为，人性的这一方面也是在人从野兽进化而来的过程中带来的，就是说这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是千百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英国作家，《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笛福(Daniel Defoe, 约1660～1731)在《肯特郡的请愿书·附录》中说过：“只要有可能人人都会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二十世纪的历史又证实了笛福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看来，未来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正是人类自身的天然本性。
最後要说明的是，本文虽然解释了一些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有关问题，但又留下了更多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去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伏羲二世是是谁？是女娲、祝融还是共工呢？墓中的三位殉人是女娲的亲生子女吗？M31墓主是谁？他又能与史料中的哪个人物对号入座呢？以上所引的史料互相矛盾又作何解释呢？等等……
另一个与人类文明史有关而又长期众说纷纭的伏羲与女娲的关系问题,即他们是夫妻？还是兄妹？还是兼而有之？对这类问题，我虽可能在将来的撰述中有所涉及，但更多的是有待多门学科的综合研究去解决了。不过我认为司马贞的《补史记·三皇本纪》可为解这类问题提供一些启示。其文曰：“於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物”。由此可见，伏羲时已经结束了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时代，以一夫一妻为基础的父权制已经确立。需要明确的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不等於“母权制”。前者只是说明还没有固定的对偶婚姻制，并不表明女性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西水坡遗址研究表明，在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对偶婚姻制确立之前，男性已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并已经有了对男性的祖先崇拜。我认为，人类社会是否普遍存在过真正的母权制时期还是值得怀疑的。对此我将另文讨论。
将来科学技术也许能发展到可用六千五百年前伏羲的遗骸来鉴定墓主与墓中殉人及遗址中的其他遗骸的血缘关系来解决以上问题。几年前美、俄科学家合作，成功地应用了PCR技术,分析了七十多年前被秘密枪杀的俄国最後一个沙皇及其家属的遗骸中的DNA,证明了这些遗骸确为沙皇及其家属和医生。也证明了那个几十年来自称为沙皇女儿的波兰裔美国人不可能是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ы ）皇室家族成员。
近年来的恐龙热，促使传媒上时有在恐龙的骨骼残骸或恐龙蛋化石中获得了恐龙基因片段或分离出少量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报道。
关於用这项生命科学的最新科技来检测史前人类遗骸的DNA 亦见於传媒的报道。据电视连续专题片《美洲寻根记》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学者们，在华盛顿州的一处沼泽地中，发现了距今11000 年前的古人类遗址，在其中一具人的头颅中又检测出人脑中的DNA 。
而更令人鼓舞的是，我国学者最近已可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的遗骸中提取DNA。据《中国科学报》1995年七月31日头版报道：
“正在德国的访问学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赵凌霞日前给该所来信汇报，她已从中国新石器时代人骨遗骸中提取出古代的DNA, 并通过PCR扩增到 X－Y 染色体上同源基因汽段。
“有关人类起源、进化，尤其是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是近几年人类学界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争论颇多。除了以人类化石为证据，人类学家试图用分子生物学的实验结果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而他们实验考察对象为现代人，如果能从古人类化石、遗骸中提取到遗传分子DNA ，并通过特殊的分子生物学手段，大量复制，复原古人类DNA ，无疑对解决人类起源进化问题将提供有力证据。
“赵凌霞研究的实验材料来自中国新石器时代河南、甘肃、吉林三个遗址，标本取位分别是胫骨远端、股骨近端、下第三臼齿。
“赵凌霞的实验方法如下:锯取骨小块，用手术刀刮去骨表面,经紫外光照射3×30分钟,进行去污染处理,然後研成粉末状;DNA的提取由DNA提取仪自动完成,提取出的DNA溶液放入冰箱冷藏,以备PCR扩增用。
“她采用PCR 扩增技术，以引物XY1、XY2 酶促扩增X－Y 染色体上的同原基因，扩增反应的产物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的紫外光照片上显示特殊的条带。她同时做了空白与现代男性标本（现代男性骨骼）和现代女性（女性唾液）的PCR 产物做对照实验。另二份标本即股骨和下齿则出现一条特别DNA 条带，显示为女性。
“本扩增反应体系,只对人类的DNA 有特异性,动物及微生物DNA 不影响反应的结果，同时本实验结果具有重复性。”
以上所谓的「PCR 扩增技术」亦称聚合醇链式反应。这一技术给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可以大量扩增极微量的DNA 。这项技术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马立斯所发明。
看来，用此项生命科学的高新技术再为本文的结论作一次严格的科学鉴定可能已为时不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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