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两幅“龙图”。一幅是“香港徽章”上的坐龙，——此徽章从本世纪六十年代起频频地出现在香港旗和港英政府出版的诸多刊物上。一幅是为了迎接和庆祝香港回归，九龙各界集巨资架起的灯饰——“万尺金龙”。两幅龙图有着很强烈的对比：香港徽章上的龙，头小身细，发疏眼眯，看不到高扬突出的角，两须耷拉着，一只龙爪有气无力地扒着有城墙海船纹案的盾牌，眼看着一只小狮子将一枚宝珠双手捧给盾牌对面的大狮子。——那大狮子头戴高冠，挺鼻吐舌，尾巴翘起来，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而灯饰金龙一扫痿靡和病弱，以蜿蜒之长、规模之大、通身之亮等特色令世人瞩目。此龙由香港弥敦道最北端的尖沙咀文化艺术中心起身，一直通到梳士巴利道，长达3．5公里；尤其出色的是那有数层楼之高、重达吨余、内装2400多个彩色灯泡和灯管的龙头：头昂角起，眉展须奋，睛圆口阔，喷光溢彩，神韵煜然，气势磅礴。

龙和中华民族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和宗教的产生、神话的起源同步，先民们因对自然界诸多生物和天象的敬畏，开始了龙的模糊集合。参与集合的对象有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天象。由于雨水直接影响着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而参与集合的动物和天象又都同雨水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集合成的神物——龙，便有了喜水、好飞、通天、兆瑞、示威等神性。按照神物和强人互渗益彰的规律，先民们很自然地在神话传说中将自然界的神龙和人间的始祖帝王联系起来。于是，被誉为“人类之父”的伏羲成为龙身人首的“龙种”，他的配偶“人类之母”女娲氏也是龙身人首；最早的氏族首领轩辕黄帝是龙身人首的“黄龙体”，炎帝神农氏也是母亲感神龙而生，从而具有了龙的容颜。神话传说和民族形成的关系是难以割离的，因此，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所有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都可谓“龙的传人”。

香港与龙的关系源远流长。“九龙”的名称就是龙文化的产物：一说横列于九龙半岛北部的九座山岭，岭岭有伏龙之势，故以“九龙”称之；一说南宋末年，幼帝赵丙自福建出海，逃难到广东，转至九龙半岛登陆，屈尊于海湾边的一个山洞里。有一天，幼帝环顾四周山野，对大臣们说：“每山都有一龙，这里有八座山，势必有八条龙吧？”大臣陆秀夫上前道：“应是九条龙。”幼帝不解。陆秀夫说：“帝为天子，就是第九条龙了。”从此，这一带地方，便称作“九龙”。

这后一说，说出了龙的又一个象征：帝王皇权。龙有通天的神性，有在天地间自由来去的本领，帝王们认为自己受命于天，是代天帝来管理人间的：龙的神性和帝王的“帝王性”扣合在一起；加上远古的帝王是龙，后世的帝王自然也该是龙了。于是，几千年来，大大小小的帝王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而且家国一体，“朕即天下”。国家的主体是“龙”，国家的领导人是“龙”，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象征。正如歌里唱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中国……”

清代晚期，龙旗成为大清国的国旗。同治年间，代表清政府出使欧洲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使用了龙旗，这是中国在海外升起的第一面国旗。1900年，列强入侵北京，怏怏病身的“真龙天子”携眷西逃，留守的皇弟载沣在联军统帅的协迫下“入德谢罪”，他手里打着的，也是一面作为大清国标志的龙旗。如今，这面龙旗已作为落后挨打和含泪受辱的见证，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柜子里。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会明白港英政府为什么要在“香港徽章”上设计龙的图案，并且要将图案上的龙设计成病弱无力、萎靡不振的样子。

好在这样的龙已成为陈迹。像香港九龙的“金龙献瑞”灯饰那样，当今的龙已“扬弃”了过去的龙，成为象征民族团结、国家昌盛的吉祥物。它以盘旋、腾跃、飞升的形态，展示着一种奋发有为、努力向上的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在献给首届特区政府的“香港宝鼎”上看到了象征五十六个民族凝聚一心的青铜“龙鳞”，在电视上欣赏到了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和内地十家电视台联手拍摄的以长江黄河喻龙，以香港喻龙珠，以“二龙抱珠”喻华夏文化血脉相连的专题片，看到了文化部专为庆祝香港回归排演的大型歌舞《龙的光辉》，以及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龙灯、龙舞、龙图……尤其是端午节期间香港的龙舟竞渡，人人奋力，龙龙争先，桨影纷然，浪花激溅，彩旗如云，鼓呼雷动，那情景，那场面，实在今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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