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晶智慧 彰显精神 承载信仰 推进文明——中华龙文化研究的成果与价值

庞进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龙文化研究及其理论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着重介绍了有关龙的本质及其当代意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龙的“容福谐奋”即“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龙道信仰及其基本理念“尊爱利和”作了阐述。指出中华龙文化的研究及其理论成果,具有参与、见证、标志、整合、助推、引领的功能和价值,能够结晶智慧、彰显精神、承载信仰、推进文明。龙文化可以担当起“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中华龙文化;成果与价值;龙道信仰;容福谐奋;尊爱利和

一.中国古代的龙文化研究

考古发现证明,龙产生于距今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作为全层位文化,龙广泛地渗透、体现于中华文化物质器用、习俗仪规、精神观念的方方面面。

龙的理论研究,是从生活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始的。孔子在其晚年学习、解析《周易》的过程中,提出了“龙德”“龙位”“龙道”“龙神”等概念,成为是中华龙学的创始人、奠基者。

孔子以龙喻君子,认为“龙德”就是君子之德。“龙德的本质特征是大,龙德广大,包容万千”。[1]

孔子讲的“龙位”,就是出现在《周易·乾卦》中的龙的六种形态,即潜龙、见龙、跃龙、飞龙、亢龙、群龙。在孔子看来,“龙有不同时位,君子有不同处境时遇。因而,龙德、君子之德,既是一以贯之的整体品德,又有不同时位、不同境界的具体品德、具体表现”。[2]如“潜龙之位的隐忍之德,善于忍耐;见龙之位的正中之德,有利于民;跃龙之位的时动之德,应时而动;飞龙之位的举贤之德,用贤利民;亢龙之位的忧患之德,居高思民;群龙之位的谦虚之德,不强当头。”[3]

孔子讲的“龙道”,“就是君子之道,就是天之道,就是一阴一阳、发展变化的易之道。”[4]

孔子讲的“龙神”,就是龙的神能、神威、神性、神职。表现在龙能“御天”“云行雨施”,从而“保合大和”,使“万国咸宁”“天下平”。

当然,孔子毕竟是在研究《周易》时涉及到龙文化的,因此,其研究属于初创性质,有不够明晰、不够系统、不够全面的局限。

孔子之后,对龙文化做出理论贡献的是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王充对龙文化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论衡》一书中,包括对龙的本质的认识、对龙的神性神职的认识、对龙与帝王关系的认识和对龙字号物象的考察四个方面。

在龙是什么、其本质如何的问题上,王充已认识到了龙原型的多元性和龙作为神物的容合性。对龙原型多元性的认识体现在龙是一种虫、龙是鳞虫之长、龙是鱼鳖一类的水生动物、龙属于马蛇之类、龙是云的同类物、龙是雷的同类物等多种说法上;对龙作为神物的容合性的认识体现在言龙为“马蛇之类”——既不是马类,也不是蛇类,而是马类和蛇类的兼容、包容、综合、化合。认识到这一步是很可贵的,是龙文化研究史上第一次从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相结合的视角解释龙。

只是在龙是不是神物问题上,王充有些模糊不清,好像同意龙是神物的判断,但又明言龙不是神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模糊不清,原因有二:

一是王充没有搞清楚动物、天象和神物的关系。动物、天象和神物的关系是这样的:动物、天象是神物的原型、取材对象和基础,神物是动物、天象的集纳、神化和升华。龙是产生在动物和天象基础上的神物,是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动物和天象的集纳、神化和升华,即多元容合的结晶,龙来自动物和天象,又高于动物和天象。

二是王充没有认识到在对待龙的问题上,古人实际上运用的是原始的“模糊思维”。原始的“模糊思维”是建立在直觉把握、整体关联、神秘的非逻辑和群体意象基础上的不清晰、不唯一、不固着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导致古人常常将容合对象和容合结果相互取代。表现在龙的问题上,就是常常把由对动物和天象容合而来的神物称龙,赋予其喜水、好飞、通天、善变、征瑞、示威等种种神性和司水布雨、喻人比帝等神职,又把参与容合的种种动物和天象称龙,如把蛇、鱼、鳄称龙,把马、猪、牛称龙,把云、雷电、龙卷风等等称龙。——史籍古书上记载的所谓“龙见”,实际上见的都是龙的某种容合对象,即自然界中的某种动物或天象。古人正是运用这样的模糊思维,打通了抽象的神物和具象的动物、天象之间的联系,解决了龙既能成“神”又能为“物”的问题。

在龙的神性、神职问题上,王充的考察和论述值得肯定。龙有善变、好飞、通天、征瑞、示威等神性和司水布雨等神职。对这些神性和神职,王充都有考察和论述。其中不乏见识独特、意味积极者,如将龙的祥瑞与人才的发现与使用相联系,所谓“天道自然,厥应偶合。圣主获瑞,亦出群贤。君明臣良,庶事以康”(《论衡·验符篇》)。其实,龙的诸多神性和神职,都是人赋予的,是人希望龙能具备的。龙文化是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文化。王充能写出“天道自然,厥应偶合”八个字,说明他已经领略到了这一层,只是没有点透而已。

在龙与帝王关系的关系问题上,王充显得比较矛盾:一方面说龙与帝王有关系,甚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又说有关龙与帝王的许多说法都是虚妄之言。这里,王充陷入了对神话“较真”的误区。神话都是人编造的。人编造龙与现实帝王的神话,是政治斗争、追逐权力、巩固统治的需要;人编造龙与远古帝王的神话,是崇祖荣族、光前裕后、继往开来的需要。神话固然有因编造而呈虚妄的一面,但也有反映人们真实的心理和愿望的一面。对神话,不能用“现实中到底有没有”来较真,而应该寻找、追问、研究隐含在神话文本后面的东西。如对黄帝乘龙升天的神话,如果将黄帝定位在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一个历史人物,那黄帝就不可能乘龙升天;如果将黄帝定位在具有传说色彩的,理想化、神圣化的人文先祖,黄帝乘龙就可以理解——无非是借助龙的力量,神化、抬高黄帝而已。

二.现当代的龙文化研究

现当代,即从20世纪初至今,龙文化研究大体上出现了三波比较大的浪潮。

第一波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参与的学者有章鸿钊、史密斯、叶玉森、杨钟健、章炳麟、黄石、吴大琨、闻一多等。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起源和本质上,代表性的著述是闻一多的《伏羲考》。观点主要有:外来物说,恐龙说,扬子鳄说,灵物说,水神说,综合图腾说等。其中闻一多先生提出的综合图腾说影响最大,而外来说因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产物而被学界否定。

第二波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参与的学者有刘敦愿、贾兰坡、张孟闻、祁庆富、王明达、朱天顺、赵天吏、孙守道、郭大顺、何新、徐乃湘、胡昌健、陈绶祥、阎云翔、刘志雄、杨静荣、何星亮、庞进等。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起源、本质及民俗文化上,代表性的著述有朱天顺的《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王大有的《龙凤文化源流》、刘志雄、杨静荣的《龙与中国文化》、庞进的《龙的习俗》《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何新的《龙:神话与真相》、何星亮的《苍龙腾空》、阎云翔的《试论龙的研究》等。观点主要有:蛇说,爬行动物综合想象说,闪电说,猪首说,云神说,水牛说,湾鳄说,星象说,虹说,物候参照动物说,部族徽识说,模糊集合说等。

关于龙的起源,观点可以归拢为两大类:单一原型说(单一的动物起源或单一的天象起源);综合原型说。两说基本上平分秋色。关于龙的本质,观点也可以归拢为两大类:图腾说;神物说。神物说占上风。

第三波浪潮,出现在世纪之交至今。参与的学者有钱其琛、王大有、王东、何星亮、庞进、王维堤、吉成名、郭大顺、黄佶、冯时、蒋明智、欧清煜、胡照华、闸东山、黄益苏、廖金文、赖翅萍、杜新艳等。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精神蕴涵、文化功能、当代意义、对外传播上;同时,对龙的民俗文化研究、龙的文化产业研究,也有进一步的涉及和深化。代表性著述有钱其琛的《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精神内涵》、王东的《中国龙的新发现》《龙是什么》、王维堤的《龙凤文化》、庞进的《中国龙文化》《中国祥瑞·龙》、吉成名的《中国崇龙习俗》、胡照华的《中华神龙》、郭大顺的《龙出辽河源》、蒋明智的《悦城龙母文化探秘》、廖金文《苗栗舞龙文化之研究》等。观点主要有:团结合力说,源于图腾、超越图腾——综合创新说,多元容合——容合、福生、谐天、奋进说,龙道文明——龙道信仰说等。

期间,2006年12月,还发生了一场“弃龙”风波,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龙与Dragon的区别”“龙与皇权专制的关系”“当代中国是否还需要龙”等问题展开,争论的结果,是人们普遍认识到:龙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是源流、形象、性质、地位、功能都不同的两种象征物,龙已告别了皇权专制,龙的中华文化标志的地位不可动摇,龙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对当代中国文明进程有无可替代的促进意义。

从理论贡献上来看,第三波浪潮比前两波浪潮,研究得要更全面、更深入,成果也更丰硕、更突出。

王东先生提出龙的本质新论,认为中国龙的形成有二重性,源于图腾,更超越图腾,本质上已不是原始图腾的实物崇拜,而是综合创新的文化创造。文化内涵上,从氏族血缘关系,发展到民族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上,从氏族文化表征,发展到民族文化象征。他总结了从周易到孔子开创的中国龙学,揭示出龙形象背后隐含着的中国人的四大观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指出龙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即追求普遍和谐的四大主体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矛盾关系——多元文化关系。龙的精神是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精神。王东认为,继承发展龙的文化内涵,有助于解决当代文明的四大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人际关系危机、文明冲突危机。

庞进,即笔者,在系统、全面研究龙文化的基础上,对龙的精神作了概括和总结,将龙文化提升为龙道文明,提出了龙道信仰的系列观点。指出: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备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一种神物;其实质是先民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神物化。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智慧结晶、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多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一个世纪以来,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

龙的精神可以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来概括。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是世界观、方法论。福生,即造福众生,是价值观、幸福论。谐天,即与大自然相和谐,是天人观、生态论。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是人生观、强健论。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换言之,龙道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龙道信仰就是对龙道的信仰。龙道文明就是弘扬、践行龙道信仰所形成的文明。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目前可以提出四个字:“尊、爱、利、和”,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其“尊”即“尊天尊人尊己”,是处世观、交往论;“爱”即“爱天爱人爱己”,是感情观、关系论;“利”即“利天利人利己”,是互利观、共享论;“和”即“和天和人和己”,是理想观、境界论。龙道信仰倡导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平衡点、公约数、贯穿线、合适域,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所面临、所出现的问题。

“尊天”“爱天”“利天”“和天”的“天”,指的是具有无限性的、不依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只能不断地认知、有局限地利用,却永远不能掌控的大自然、宇宙力。“尊天”“爱天”“利天”“和天”,就是尊重、爱护、利益、和谐大自然、宇宙力。

“尊人”“爱人”“利人”“和人”的“人”,指“己”之外的生命个体、群体。“尊人”“爱人”“利人”“和人”,意味着要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身之外的人,即他人。有三层意思:1,尊重、爱护、利益、和谐他人的物质生命体,即身体;2,尊重、爱护、利益、和谐他人的精神生命体,即思想;3,尊重、爱护、利益、和谐他人的价值生命体,即人格、人权。在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文明对话中,“人”指本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本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本国文化之外的他国文化、本族文明之外的他族文明。

“尊己”“爱己”“利己”“和己”的“己”,首先指的是人类的生命个体,即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对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尊己”“爱己”“利己”“和己”,意味着要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体。也有三层意思:1.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己的物质生命体,即身体;2.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己的精神生命体,即思想;3.尊重、爱护、利益、和谐自己的价值生命体,即人格、人权。在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文明对话中,“己”就指本国家、本民族、本国文化、本族文明。

笔者认为,龙道信仰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因为:

第一,有根。龙道是从中华文化本根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龙道信仰的根,扎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如: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人合一”;儒家的“厚德载物”、“仁者爱人”、“民胞物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和为贵”、“修己以敬”;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佛家的“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等传统文化精华,都被“尊、爱、利、和”所萃取、纳含。

第二,有容。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通讯、交往如此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面向全球,和世界文明接轨。故建构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就应该吸纳全人类的文化精华。龙道信仰就汲取、体现着西方文明的一些主要思想成果,如“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博爱”、“共同善思想”、“互主体观”等。

第三,通约。中华民族及人类世界,可谓成员众多、结构复杂,有地域、党派、民族、宗教、国家、社会制度等等的区别,这就要求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具有通约性,即信仰的基本的、核心的内容能为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和接受。“尊、爱、利、和”就具有这样的通约性。

第四,普适。通约意味着价值广适。龙道信仰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可以超越地域、党派、民族、宗教、国家、社会制度的框限。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居民,也适用于居住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各地的中华儿女、龙的传人;不仅适用于华人、华裔,也适用于生活在地球各地的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第五,时新。时新就是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要与变化了的时代相契合,具有时代性,反映生活在当代的人们的观念、理想和愿望。如“尊”,即对每一位公民人格、人权的尊重,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最缺少的、建立法治的公民社会最需要的。

第六,精炼。即内容上要萃取精华,表述上要精确、精练。一个信仰体系,若作理论阐述,可以是长篇大论;但若要让中华民族的广大成员方便地接受,就得把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用简约、晓畅的几个词汇,甚至几个字表述出来,让人们好理解、便记忆、易表达、交流无障碍。龙道信仰目前提出的基本理念只有四个字:尊,爱,利,和。这样的表述简明扼要,好懂,好记,易表达,便传播。

龙道信仰如何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如何解决中华民族目前最需要解决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龙道十不》可以作为方案:1.不辱中华;即有辱、有损、有害于中华民族的话和事不说、不做。2.不小看人;即尊重他人和自己的人格尊严、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3.不恶父母;即孝敬父母,对父母不厌恶(wù)、不冷淡、不疏远。4.不懈子教;即不松懈对子女的教育,包括校教、家教、言传身教。5.不起贪念;即克制、放弃、不产生分外的、过度的求多、不知足的念头。6.不说谎话;即不说虚假的、欺骗人的话,言而有信,说到做到。7.不事毒假;即不制毒、贩毒、吸毒、散毒;不造假、售假、传假。8.不怠工作;即对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努力做到最好。9.不虐动物;即不用狠毒残酷的手段对待动物。10.不剩饭菜;即不做、不买、不取多余的饭菜,避免浪费。

既然是信仰,就有一定的超验性,就要为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的终极问题提供说法、方案。终极问题就是“我到哪里去”的问题,即人的最后归宿问题。因为人是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灵魂的结合体,物质的肉体肯定有消亡的时候,那么,人的终极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灵魂的归宿问题。龙道信仰提出了“宇宙力”“灵魂力”“暗物力”等概念。认为:

宇宙力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宇宙力是究极存在,是最高的形而上;宇宙力自本自根,化演万物;宇宙力自主自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感悟、认知宇宙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掌控宇宙力。宇宙力具有本原性、超越性、究极性、自主性和永恒性。

暗物力是暗物质具备、释放的力。暗物质存在于宇宙中,是人类肉眼看不到,即使借助最先进最强大的天文望远镜也观测不到的物质。科学界有观点认为,宇宙中总物质的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是暗物质。暗物力属于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在宇宙的演化、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灵魂力是由人的灵魂,即思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构成的力。灵魂力是宇宙力在地球上的产物,尽管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却受着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及人的肉身的束缚和框限,是有限的力。

龙是宇宙力,尤其是属于宇宙力组成部分的暗物力的代表,是灵魂力与宇宙力、可验与超验、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介。人们敬畏、崇拜龙,实际上主要是在敬畏、崇拜暗物力。龙的形象,不过是智慧的中国人对暗物力赋予的一个由自然界诸多动物的身体部件和各种天象的形态组合起来的形象而已。人使暗物力、宇宙力以龙的形象出现,并将人的理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赋予到龙的身上,这样,龙就一身而二任、一肩挑两头,成为暗物力、宇宙力与人的灵魂力之间的中介,也有了将人的灵魂力吸纳、承载、中介,冲决地球框限,即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构成的框限,到外空间与宇宙力汇合的功能。人的灵魂力若成为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就会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遇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时空、星体,便可再化转为新的生命,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三.龙文化研究及其成果的功能与价值

龙文化研究及其成果的功能与价值,概括起来是六个词十二个字:参与,见证,标志,整合,助推,引领。

参与的同义词是参加、融入、在场。中华文明起源的上限可以追溯至距今一万年到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从那时候开始,直到今天,龙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的参与者。龙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强盛,也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转折和再兴。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龙的身影。

见证的同义词是证明、证据、作证。铜器、城市、文字、原始国家,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四大要素。考古发现证明,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即人们通常说的炎黄时代,文明的四大要素已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表明中华文明已经在地球东方初步生成。而龙,不但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相伴共生,也与四大文明要素相伴共生。龙文化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初步生成。

标志是表明事物特征的图符、记号。龙标志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龙标志着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龙标志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现在和未来。龙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智慧系统,当今一些普世公认的文明理念,如自由、民主、博爱、法制、公平、正义等,龙都可以接受、吸纳、容合,龙文化不但能“承古”“炼古”,而且能“开新”,完全能够随着中华民族的前进的脚步而前进。也就是说,龙文化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

整合就是优化资源配置,将分散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更优秀更有价值的整体、体系。龙的排在第一位的精神是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容合的精神使龙文化天然地具有了整合的功能。龙文化产生于中华本土,本来就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广渗于与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与中华文明的根根枝枝血脉相连,又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和标志者,故龙文化有能力,也有责任,将中华文明的诸多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与时俱进的新的文明。不仅如此,龙文化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中华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一直秉持着借鉴、吸纳、消化的态度。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显明的例证。笔者提出的龙道文明、龙道信仰,就是对古今中外诸多文明要素整合的结果。

助推的意思是帮助、推动,用当代流行的话说就是给力、提供正能量。如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龙文化就能发挥其助推作用。首先,龙的核心的目的性精神是造福众生,简称福生;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说得简要些,也是福生。龙的核心的目的性精神与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具有同一性。其次,龙的显明的构成性精神是容合,龙是容合的产物,中国梦的实现也必然、必须走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之路。龙的显明的构成性精神与中国梦的实现之路相吻合。再次,龙的基本的状态性精神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中国梦的打造者,若不迎难而上、努力拼搏、顽强奋斗,中国梦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中华龙的基本的状态性精神与中国梦打造者、实现者的应当具备的精神状态具有一致性。

引领的同义词是导引、指引。文化的高层位是精神,精神的至高点是信仰。思想决定行为,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能解决行为问题,而信仰则是思想的本原性、根基性、主导性因素。长期以来,一些人对龙文化抱有误解或者说认识不到位,一说龙,要么就和帝王皇权相联系,认为龙象征着专制;要么就把龙文化只看作是民俗文化。现在,我们在清理“帝王龙文化”、研究“民俗龙文化”的基础上,把龙文化升华为龙道文明,而且进一步地提出了龙道信仰,这样,我们就站在了精神的至高点、理论的制高点上,龙文化就具备了引领的能力,也有了引领的责任。

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6]

我们的龙文化研究及其成果,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完全符合,龙文化可以担当起习主席提出的“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的历史使命。可以这样讲:中华龙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近百年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龙文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已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已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揭示、呈现于世人。它能够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龙文化已能够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简言之,龙文化可以结晶智慧、彰显精神、承载信仰、推进文明。而我们这些龙文化的研究者和践行者,也正再接再厉,努力地为“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奋斗着,努力地让龙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注:

[1] 王东:《龙是什么——中国符号新解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2] 同上,第107页。

[3] 同上,第111页。

[4] 同上,第114页。

[5] 同上,第2页至第3页。

[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原载《亘古一龙腾——2016首届巴岳山·中国龙文化研讨会文集》,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此发有增补。)

庞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凤文化网主编,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西安老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加拿大海慧出版社副总编。著有《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平民世代》《龙情凤韵》等3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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