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说文》言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管子》言龙“欲小则化为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乎云气，欲下则入乎深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言龙“乘时变化”，“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些都是在启示人们，龙具有适应环境，积极应变的品性。这样的品性，启示人们，要以积极的、灵活的姿态，以随机的、适度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适变”和“图强”是一个逻辑的先后的关系。只有“适变”才能“图强”，“适变”为了“图强”，“适变”是“图强”的前提和基础，“图强”是“适变”的方向和目的，要想“图强”，就得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
这是龙的又一个重要精神，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发展进步的又一把标尺。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便是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处于奋发进取、不断创新、适变图强的状态。
在龙的诸多民俗活动中，龙舟竞渡是比较普及、引人注目的。但见彩旗如云，鼓呼雷动，人人奋力，龙龙争先，如弹出膛，如箭离弦，桨影纷然，浪花激溅，那热闹的景象，那宏大的场面，那激昂的情绪，那蓬勃的力量，实实在在地令人振奋！
龙舟竞渡典型地昭示着龙的奋进的精神。
从姿态上看，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龙给我们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
自古以来，龙多被用来象征、比称人间的杰出人物。人们之所以将人杰才俊比龙称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身上具备着奋发进取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做出了创造性、开拓性的贡献。
炎帝神农氏是崇龙族团的领袖，被誉为“龙子”或龙的化身。炎帝的身上，就充盈和洋溢着奋进的精神。他带领部族，多次、多处迁徙，翻山越岭，穿林涉水，开辟新的生活基地，拓展新的生命空间。他“作树五谷”，是农业的发明者；他“尝味草木”，是医药业的发明者；他“耕而作陶”，“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是工具制造业的推进者或发明者。他还是畜牧业、纺织业、原始贸易、原始音乐和劳动分工制度的创立者。为了开拓和创造，炎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鞠躬尽瘁，无私无畏。
作为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轩辕氏有“龙祖”之称。黄帝的事业，是开拓创造、奋发进取的事业。黄帝的奋进，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基础。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据，黄帝族的发祥地在西北黄土高原，即黄河流域的上、中游，之后，沿着黄河流域，甚至越过黄河流域多处迁徙，“抚万民，度四方”。——迁徙就是开拓，就是进取。而归于黄帝名下的发明创造，也有许多项，如文字、算数、律历、音乐、阵法、货币、养蚕、衣裳、舟车、宫室、典章制度，等等。
奋进，意味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西汉时期的张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因了他和他的同行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走向西域的道路得以打通，中国和中亚及西欧各国开始了正式通好，中外文化交流也由此而正式启动。
张骞的故里在陕西省城固县白崖村。白崖村也叫博望村。因张骞被封为“博望侯”而得名。村里的人大部分都姓张，据说都是张骞的后代子孙。村子里的人说菜地里的许多蔬菜种子，都是张骞两千多年前从西域带回来的。有“不是张骞通西域，安得佳种自西来”之说。至今村里人还把地里的蚕豆叫“胡豆”，黄瓜叫“胡瓜”，芝麻叫“胡麻”，以示对老祖宗张骞的怀念。如今博望村里，大部分人都以种菜为生。当年，老祖宗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蔬菜种子给了他们富裕的生活。问起张骞，人们都会自豪地说自己就是张骞的后裔。
唐朝贞观年间，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出玉门关，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历经艰难险阻，西行至印度取经。返回长安后，专心译经十余年，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不但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也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所撰《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的重要历史资料。
玄奘的精神也是奋进的精神。
历史的车轮滚动到18、19世纪。
这之前和之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先后崛起，成为雄视世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还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故步自封、闭关锁国。西方列强多次用市场的方式，希冀叩开清朝的大门，不曾如愿。直到1840年，英国使出了坚船利炮，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才被打开。
面对落后的局面，清政府中的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见识的实力派人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指导下，发动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他们通过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建近代海军和新式学堂等措施，企图摆脱迫在眉睫的内忧和外患。
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也没有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但它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而“洋务派”们对现代化的向往和付出的努力，历史地看，也应当归入“奋进”的范畴。
之后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创建共和”，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科学发展”、“一带一路”等，都是奋进者之所为，也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奋进精神。
秉赋、体现龙的奋进精神者，不光出现在政治领域，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奋进者。
龙的奋进的精神反映在了龙的形象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持续发展。
龙的形象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龙。新石器时代有早期的简单质朴的“原龙”，夏商周时期有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有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有刚柔并存的“行龙”，元明清三代有复杂华丽的“黄龙”。进入21世纪后，我们看到了许多吉庆嘉瑞的“祥龙”，如穿福字褂、骑摩托、打手机、用银行卡的“时尚龙”，以绿叶为发、为眉的“生态龙”，活跃在影视屏幕及网络上的“卡通龙”等。从龙形象的演变，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开拓、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轨迹。
龙所蕴涵和体现的奋进精神，是人的精神状态的反映，而这样的精神状态其实是人类的优长。动物也奋进，但动物的奋进只局限在生存即维持生命和种族延续层面，人类的奋进除有满足生存层面需要的指向外，还有满足发展的、探索的、精神层面需要的指向，这是由人所具备的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智慧的创造性本质所决定的。而且，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和难题，只有奋进才能得到逐步缓解以至于解决。
奋进是一种人生观。这样的人生观认为：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努力向上的人生，才是积极的、健康的、正面的、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一致的人生，否则就是消极的、病态的、负面的、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违背的人生。
奋进也是一种强盛论。这种强盛论认为，一个民族要强大、一个国家的强盛，有赖于族人、国人的团结奋进，换句话说，就是只有万众一心，奋发进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能昌盛富强。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强盛，才能告别落后，告别屈辱，告别被动挨打的命运，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然，我们所崇尚的奋进，是以容合为手段，以谐天为条件，以福生为目的奋进，悖离这些要求，任何奋进产生的都是负价值，都要受到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制裁。
对个体生命而言，奋进至少有三个要素：
第一是“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个成语，来自《周易》的第一卦《乾卦》。《乾卦》是一个以龙为题材的，意义特别、影响深远的“龙卦”。其卦以龙的发展变化——从“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跃龙在渊”，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为喻，既形象又抽象地阐发了一种道理。什么道理呢？《易大传·象传》将其解释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自然界行的是一种刚健的大道，而人呢，应该像可以在水中游，也可以在地上行，但终要腾飞于云天的神龙那样，努力上进。
“自强不息”可以分开来理解：首先是“自强”，即靠自己的努力强大起来。中华民族就是靠自己的力量，由部落联盟到华夏族、由华夏族到汉族、由汉族到中华民族这样一步一步地，容合、强大起来的。龙也是这样，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是自立、自强、自觉、自慧的结晶。
对生命个体而言，自强是很重要的素质。自己不努力，别人再帮助，也是无济于事的。所谓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古今中外大凡成功的人士，几乎都具有自强的品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在世界影坛有着不凡的影响力的功夫巨星、在逝世接近三十年后仍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21世纪二十大偶像人物”之一的李小龙，其短暂的一生，就是自强的一生。李小龙特别喜欢这样一首诗：“如你认为自己会败，你已败了，如你认为自己不敢，你是不敢。如你想赢，却认为赢不了，几乎可以断定你与胜利无缘。如你认为自己会输，你已输了，证诸寰宇我们发现，成功始于人之意志——一切决于心念之间。……迟早证明胜利归于自认会赢之勇者！”（《李小龙——生活的艺术家》）
其次是“不息”，就是选准方向，咬住目标，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笔者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取名《卓立苍茫》。什么是“苍茫”呢？词典里的解释是“空阔辽远，没有边际”。人在世间东拼西搏，时间久了会产生一种何时有尽头、何处是归宿的苍茫感。所以需要“穿透”，需要“卓立”。毕竟，我们还活着，而且，还身心都比较健康地活着。既然活着，就得做事，而做事就该做到自己的最好。我到武汉大学讲学，一位年轻的研究生问我：“庞老师，您认为怎样才算成功？”我说：“两句话：做到自己的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要实现这两句话，除了持续不懈地下功夫外别无捷径。
第二是“学创结合”。
人类文明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必须学习，只有了解了、掌握了前人的、他人的创造成果，你才能有新的创造。前人的、他人的创造成果层出不穷，因而学习就是毕生的功课，所谓“活到老，学到老”。那么，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为学习而学习，当然可以，但层位不高；层位比较高的是为创造而学习。
创造就是给这个世界增添新的东西。新东西无非精神、物质两个方面。
刘明武先生分析中华民族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是中华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这些被后世比龙、称龙的先贤都是发明创造器具、技术的典范。这从他们的名号上就能看出来。所以说，源头的中华先贤是重视器具的先贤，源头的中华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而后来，到了老子那里，“道器并重”的文化变成了“道器分离”的文化；到了孔子那里，“道器并重”的文化变成了“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文化。这样发展下来，中华文化就渐渐成了“道强器弱”或“有道无器”的文化。于是，当西方列强拿着先进的“器”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招架不住，只好败仗连连了。
刘明武先生的分析无疑是精辟的。其实，就“道器并重”而言，古人已经提醒我们了，只是我们没有重视而已。你看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龙纹，就多出现在陶品、玉器、青铜器等“器”上，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道”应该与“器”相结合，以“器”来“明道”、“传道”。所以，我们的龙文化提倡既重视“道”的创造，也重视“器”的创造，能将二者都推进到世界的前列，最好。
第三是“适变图强”。
《说文》言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管子》言龙“欲小则化为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乎云气，欲下则入乎深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言龙“乘时变化”，“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些都是在启示人们，龙具有适应环境，积极应变的品性。这样的品性，启示人们，要以积极的、灵活的姿态，以随机的、适度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
“适变”和“图强”是一个逻辑的先后的关系。只有“适变”才能“图强”，“适变”为了“图强”，“适变”是“图强”的前提和基础，“图强”是“适变”的方向和目的，要想“图强”，就得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2014年4月28日于龙凤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