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界定“中华民族”和“信仰”两个概念入手，介绍了中华民族的信仰现状，分析了根本性信仰缺乏的原因、危害，列举了成为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的条件；指出儒、道、释等皆不能单独统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提出龙道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的观点，论述了龙道信仰的内容、优势、特征、功能，提出了龙道信仰的核心理念“尊爱利成”；对龙道信仰的功能作了说明，指出龙道是中华文化走向全球之道，是创建理想地球、使人类世界和谐美好之道。

一． 当下国人最缺什么？

对某一部分国人而言，你问这个问题，他或许会说：缺房子、缺位子、缺票子、缺车子、缺孩子，以及缺工作、缺教育、缺环保、缺养老等等。
但我们这里讲的国人，指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那么，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目前最缺什么呢？
缺物质吗？
显然不是。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起算的，近四十年来，国人的物质生活可谓翻天覆地。小时候记在脑子里的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土豆烧牛肉”；后来读马克思的书，学到一个词，叫“涌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或者说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物质产品丰富到了“涌流”的程度。
当今，我们的物质生活在很多方面已经“涌流”了。比如手机，十几亿人，几乎一半人都用上手机了。在座的各位，没带手机的，怕是极个别人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像江河之水，在国人的手掌间、眼鼻下“涌流”。比如汽车，你站在一个城市的高处朝下看，车多得可以用成群的蚂蚁、拥挤的蝗虫来形容。可以说已“涌流”到了“拥堵”、成灾的地步。
显然，目前国人最缺的是“精神”，准确地说，是缺精神中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也是最高端、最重要、最主导的部分——信仰。
因为，是人，他都会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维系着人的生命，精神层面维系着人的灵魂，没有了生命和灵魂，也就没有了这个人。这也就是说，人都是有精神的，没有这样的精神，就会有那样的精神。
那么，国人的精神状况如何呢？
比较混乱。
许多人整天只围着生存转，物质主义的金钱至上、实用主义的有奶便是娘、利己主义的丛林法则，形而下的得过且过，成了被动或主动的选择。缺乏理性的超越，缺乏灵魂的拷问，缺乏崇高的仰望，缺乏形上的追求。
以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为人们所知的湖南作家阎真，新写了一部小说《活着之上》。在这部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的作品中，阎真提出了一个被称作“天问”的追问：当“活着”成为压倒性、垄断性乃至惟一合法性的价值观后，在它之上到底还有没有我们值得信奉和持守的事物？对它的回答有多么艰难，即可证实时代的沦陷有多么深广。
阎真通过这部小说告诉人们：即使功利主义有一切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不是无限的。欲望不能野蛮生长，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
什么力量呢？信仰的力量。

二．信仰和中华民族的信仰现状

那么，什么是信仰呢？
信仰是指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即坚信某种理论、学说、主义是正确的，从而将其奉为生活的指南和行为的准则。
信仰可分为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包括义理崇信、情感挚注、主神皈依、仪式规范、组织保障等。非宗教信仰讲义理崇信和情感挚注，有的非宗教信仰还有仪式规范和组织保障，但非宗教信仰没有、不讲主神皈依。也就是说，宗教信仰与非宗教信仰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主神皈依。
中华民族的信仰现状如何呢？
据统计，中国大陆目前主要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五大宗教的信仰者即教徒的总数约有一亿人，即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者约有一亿人。
中国目前有共产党员近九千万人，有国民党员一百五十多万人，加上其他党的成员，总数也可约算到一亿人，即中华民族的非宗教信仰者约有一亿人。
两个数字相加，即中华民族目前有明确信仰者约为两亿人。
这只是一种大略的框算。实际情况是有些人的身份是某种教的教徒，但未必信仰某种宗教的教义；有些人身份是某党的党员，但未必信仰某党的义理。比如执政党队伍中的那些腐败分子，他们还信仰共产主义吗？
有观点认为，民间俗信也可归入信仰的范畴。民间俗信是民间长期传承的，对某些行业神、地方神、祖先神的尊崇和相信，如相信送子娘娘能“送子”、某山神能保佑一方平安、某先祖能使子孙发达等等。
我认为，民间俗信的世俗功利性比较突出，达不到坚信某种理论、学说、主义是正确的，从而将其奉为生活指南和行为准则的程度，故不能将其归入信仰的范畴，持民间俗信的人依然属于没有信仰或“信仰不明确”者。
这种“没有信仰或信仰不明确的状态”可以称为“根本性信仰缺失”。
所谓根本性信仰缺失，即是说现今的中华民族，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为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具有根本性的信仰体系。

三．根本性信仰缺失的原因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道家、佛家思想为辅的信仰体系。但近代以来，这个信仰体系崩塌、飘散、功能萎缩、风光不在了。
其主要原因有六：
第一，原信仰体系与农业文明相适应，儒家着重于伦理秩序、道德修养；道家倡导避世无为、养生成仙；佛家追求心性超脱，来世福报：三家学说均对发展经济无积极要求。当新的生产力勃然兴起，以至于工业文明主导世界时，原信仰体系不能适应。
第二，以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为主的新式学校代替了以尊孔读经为主的旧式学堂，原信仰体系所依赖的教育制度、人才制度丧失。
第三，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湾、香港、澳门推行资本主义，原信仰体系失去了政治制度依托。
第四，工业化以及后来的信息化、全球化，对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亲亲、尊尊秩序形成冲击，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原信仰体系的社会基础已由丰厚、稳固变得薄弱、松散。
第五，发生于上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均对传统文化大肆批判，原信仰体系遭到否定性摧毁。虽有一些人士竭力“挽救”，呼吁“复兴”，致力“转换”，有一定成效，但总体效果不佳。
第六，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的西方思想体系借助互联网、影视剧、图书等，多渠道、全方位渗入大陆，相当一部分国人被“洗脑”，一些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媒体工作的知识分子，对“全盘西化论”基本上持认同态度。
然而，必须指出，我们说中华民族原有的信仰体系崩塌、飘散、功能萎缩、风光不在了，但没有说这个信仰体系完全消失、毫无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原信仰体系，从创生到崩塌，延续了两千多年，已成为集体无意识，渗透到了国人精神的血脉中。尽管整体上崩塌了，因素、“种子”还在，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比如今天、现在，还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听我演讲。这是当今社会尽管乱象丛生、病症多重，但还没有全面崩溃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重建中华民族信仰体系的根基所系、源泉所在。

四．根本性信仰缺失的危害

十三亿人根本性信仰缺失，不是个小问题。
文化的高层位是精神，精神的至高点是信仰。思想指导、决定行为，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能解决行为问题，而信仰则是思想的本原性、根基性、主导性因素。
道德沦丧、诚信危机、假货泛滥、毒素难禁、贪腐成风、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是当代出现的社会病，这些社会病有的已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如丧失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事件屡见发生，如假、劣、毒商品层出不穷，如浓重的雾霾持久地笼罩众多城市。产生社会病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但主要的根本性的原因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根本性信仰的缺失。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缺失，才导致诸多社会病一定程度上呈泛滥之势，且难以根治。
有人提出解决道德问题要依靠一套好的法律的制度的建立。这个主张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法律、制度是“外约束”、“外强制”，是“他律”，是从外到里发生作用；信仰是“内约束”、“内强制”，是“自律”，是从里到外发生作用，两者都不可缺少。信仰是法律、制度的精神源泉和理论依据，法律、制度是信仰的原理践行和仪轨显现。法律束身，信仰治心，只有法律制度和精神信仰都健全到位，且双管齐下，内外合力，诸种社会病才能有望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根治，社会才能步入理想的境地。
既然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缺失，而且因为这种缺失出现了许多问题，那么，中华民族要打造和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内容的“中国梦”，构建属于全民族的根本性信仰体系就成为要中之要。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不解决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问题，所谓“中国梦”，就因缺乏根本性的信仰依据、思想根基而难以实现。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2月28日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的讲话中说：“精神文明建设要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只有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发挥更大威力。”
习主席讲的人民信仰应该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

五．成为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的条件

第一，有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族众浩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那么这个信仰的根，就应该扎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即必须立足于中华文化。
第二，有容。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通讯、交往如此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面向全球，和世界文明接轨。故建构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就应该吸纳全人类的文化精华，容合（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第三，公约。中华民族成员众多、结构复杂，有地域、党派、民族、宗教、社会制度等等的区别，这就要求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是公约的，即信仰的核心内容能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所接受。
第四，时新。时新就是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要与变化了的时代相契合，具有时代性。
第五，精炼。即内容上要萃取精华，表述上要精确、精练。一个信仰体系，若作理论阐述，可以是长篇大论；但若要让中华民族的广大成员方便地接受，就得把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用简约、晓畅的几个词汇，甚至几个字表述出来，让人们好理解、便记忆、易表达、交流无障碍。
按照以上五条，什么样的信仰可以成为人民信仰即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呢？

六．儒、道、释皆不能单独统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儒家思想可以吗？儒家思想有许多普适的、恒常的、优秀的精华，历史上也曾是支撑中华民族信仰大厦的中心支柱，然而今天，若单独以儒家思想来统领国人的精神，已经不可能。为什么这样讲呢？
第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亲亲尊尊的伦理主义，基本理想是维护宝塔式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这样的核心和理想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至今仍有价值。但今天的社会已进入互联网时代，相比于以血缘、家庭、家族为基础的亲亲尊尊，人们更多面对的、需要的是非血缘、非家庭、非家族的平等合作；社会结构也已由纵向的宝塔式走向横向的平面化；对一个普通人而言，已不是处于宝塔底层的不可移动、交往相对固定的一块砖，而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动态的、有无限交往可能的一个结。也就是说，时代已经变化了，不是儒家设计师们当年面对的情况了。
第二，儒家的一些观点，今天已经不适应，比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不符合当今社会的法治精神。
第三，历次运动，如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改革开放“西潮”涌入，儒家受到很大冲击，在许多人心目中，形象已受损严重，很难重新树立。
第四，对国人的信仰问题，儒家也没有提出与时俱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道家思想、道教如何呢？
道家不少思想是深刻独到的，如将物象根源、自然规律、宇宙秩序抽象、概括为一个字“道”，如提倡“慈”、“俭”，等。
但道家的一些主张是不现实的、无法实现的，如“无为”、“弃智”、“使民无知无欲” 、“老死不相往来”，及道教的“离世成仙”，等。
《道德经》中有这样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段话讲的是：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丰盛的食物使人舌不知味；纵情狩猎使人心情放荡发狂；稀有的物品使人行为不轨。怎么办呢，要像圣人那样，只求吃饱肚子就可以了，其他的一概放弃。
试问，让生活在当今的地球人，面对好看的把眼睛闭上，面对好听的把耳朵捂上，面对好吃的把嘴巴合上，能做到吗？不说别的，当今的年轻人，一天不上网，怕就像丢了魂似的。
显然，以道家思想及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也是不合适的。
那么，佛教如何呢？
佛教有许多可取之处，对国人的精神也有很大影响，如“慈悲”、“破执”、“开悟”，等，但佛教是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的。因为：
第一，佛教来自于古印度，由外邦传入，根不在中国。
第二，佛教讲四大皆空，讲出世成佛，讲因果轮回，讲往生净土，等等，这些都有非科学的、消极的一面。

七．龙道，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

1. 龙和龙文化

先看看什么是龙和龙文化。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其实质是先民对自然力的神化和升华。
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海内外华人都可谓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一个世纪以来，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
龙文化有一个极其深远而宽广的坐标系。它的时间纵轴已可以探伸到万年以上；它的空间横轴扫揽了整个中华大地，及至地球上所有有华人、华裔生息、繁衍的地方。
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

2. 龙的精神

龙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简称：容、福、谐、奋。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
容合以“容”为前提，首先强调“容”。所谓“容”，就是尊重、维护、延续自然界的生物生态的多样性，和人世间的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生物生态的多样性是人类劳动实践活动多样性的基础，从而很大程度地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使人类文明基因多元、表象丰富、活力散射、风光万千，从而为“合”，即创造新的文明提供着更多、更好的选择性和可能性。
龙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宋代学者罗愿等提出“龙有九似”说，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民间画龙有“九像说”，即“头像牛，身像鹿，眼像虾，嘴像驴，须像人胡，耳像狸猫，腹像蛇肚，足像凤趾，鳞像鱼”。其实，龙的容合对象远远不止这十多种，鳄、蜥蜴、猪、熊、马、鲵、象、狗、猴、羊、蚕、蛾、螺、虾、龟、蛙、蚯蚓、穿山甲、鸟类，以及云雾、雷电、虹霓、龙卷风、海潮、泥石流、古动物化石、树木花草、江河山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容合。
中华民族是容合而成的，龙的容合过程与中华民族的容合过程相一致。中华民族在新石器时代起源，龙也在新石器时代起源；中华民族在两汉魏晋时期基本形成，龙也在这个时期基本成型。费孝通先生讲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多元一体就是容合。
中华文化也是容合而成的，龙反映、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容合。比如，战国时期出现的群龙、交龙，就反映了其时的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而龙出现于佛教经典、亮相于佛庙殿堂，则是东汉以降，中华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容合的反映。不仅如此，龙还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比如儒家讲的“仁”，道家讲的“道”，墨家讲的“兼爱”，都是容合性概念。容合性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最本质的特征，而龙正好反映和体现了这一特征。
容合可作为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宇宙是容合而成的，地球是容合而成的，地球人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容合而成的。容合还是一种方法论，也即世界上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容合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今天讲的龙道也是容合的。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
龙本来就是中国人为福生而创造的。古往今来，龙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福生的精神。作为水利神、农业神，龙是造福众生的；作为祖先神、人格神、民族神，龙更是造福众生的。
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远古帝王为什么被称龙、比龙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人文先祖秉赋着、体现着龙的福生的精神，干出了一番番兴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事业。
所谓“龙的传人”，只能从人文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不能从血缘遗传的意义上来理解。 龙以象征物的面目融入了华夏人的祖先崇拜。伏羲、女娲位列三皇，是炎帝、黄帝的直系祖先。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生着长长的龙尾，而且亲密地交缠在一起。这说明，至晚在汉代，龙崇拜就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了。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人文先祖有龙之称、龙之比、龙之功、龙之誉，其后代自然就成了“龙的传人”。
福生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无论个人、团体、民族，还是政党、政府、国家，只有以福生为目的，其所作所为才是有价值的，福生的事情做得越多，福生的范围越大，其价值越大。相反，如果以祸生为目的，其所作所为就是负价值的，其祸生的事情做得越多，祸生的范围越大，其负价值越大。
福生还是一种幸福论。这种幸福论认为，对一个人而言，福生的事情做得越多，福生的范围越大，幸福感越强。
我们把龙道作为根本性信仰，目的也是福生。
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就是尊重天道，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与大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
龙的容合对象，都与古人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这些动物和天象，代表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界。换句话说，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是天给人的生动直观、意味深长的符号，是人与天之间的中介。
人与大自然风雨与共、甘苦同行，使龙成为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它体现着中国圣哲“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着先民对天道的理解、对大自然的敬重。
谐天是一种天人观。这种天人观认为：天是人之母，人是天之子，天永远大于人，人永远小于天；人只能谐天，不可能胜天；人若做逆天、悖天、害天之事，必遭天谴。
谐天也是一种生态论。这种生态论认为，生态警钟已经敲响，为了人类的存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人类必须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唯一的地球家园，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力戒贪欲，适度生产，放弃过度消费，过低碳、环保的生活。否则，人类将毁灭在自己手里，万劫难返。
奋进就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　从姿态上看，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龙给人们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而民俗活动中的龙舟竞渡，则突出地昭示着龙的奋进的精神。但见彩旗如云，鼓呼雷动，人人奋力，龙龙争先，如弹出膛，如箭离弦，桨影纷然，浪花激溅，那热闹的景象，那宏大的场面，那激昂的情绪，那蓬勃的力量，实实在在地今人振奋！
自古以来，龙多被用来比称人间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有这样的比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杰身上具备着奋进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做出了创造性、开拓性的贡献。

3.龙道

再来看什么是龙道。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换言之，龙道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推广开来、传播出去，使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在世界上弘扬起来”之道。
龙道主要由天道、仁道、行道构成，是天道、仁道、行道的统一体。
以天道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
天道汲取了中国道家的思想资源，是作为物象根源、自然规律、宇宙秩序之道。 天道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和宇宙秩序，维护生态平衡，力戒贪欲，过节制、环保的生活。
以仁道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仁道汲取了儒家、墨家及世界文明的一些思想资源，是以多互主体观为依据，倡导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成己成人（可简称为 “尊、爱、利、成”）之道。——“多互主体观”是解释人间关系的一种观点，认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主体是多个的，而非单一的；多个主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非你高我低、你主我仆；在人之为人的权利上不是你有我无，而是大家都有且共生互惠的。
以行道处理人与自身、信仰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行道借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佛家思想，是性命双修、心身共美、知行统一、努力福生之道。
对国家而言，行道意味着把天道、仁道渗透、落实、外化到制度的确立、法律的制定，和政府大大小小的一切行为上；对公民而言，意味着把天道、仁道，渗透、落实、外化到自身的言语行动上，积极作为，通过造福社会、造福众生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

3. 为什么说龙道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

第一，标志显明。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象征和标志，龙道，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之“道”。而且，龙道也与龙的基本精神相一致：龙道是“容合”而成的，是以“福生”为目的的，既是“谐天”之道，也是具有时代性的“奋进”之道。
第二，渊源本根。龙道来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扎在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是从中华文化的本根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
如今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国学，可简要地理解为中国的学问、中国人的学问、中华民族的学问，而龙，则是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就是龙学，龙学就是国学。
从内容上讲，龙学大于国学，它包含着国学，但在国学之外，还有关于龙的发生学、民俗学、考古学、传播学等等一些国学未必涉列、未必关注的学问。
龙学支持国学，为国学提供参照。
龙学可以整合国学，从而给中华文化以开新、以拓展。
龙道，就是对国学整合。
第三，内容时新。龙道是与时俱进、创新适变的。如其中的“天道”，虽汲取了中国道家的思想资源，但只萃取了作为“物象根源、自然规律、宇宙秩序”之“道”，而对道家消“无为”、“弃智”、“使民无知无欲” 、“老死不相往来”等则予以封存；如其中的“仁道”，虽源自中国儒家、墨家的思想，但只萃取了“仁者爱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兼相爱，交相利”等，而对儒家 “父子相隐”等主张则予以封存，对其“伦理过度”的倾向则予以警惕。
第四，价值广适。龙道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可以超越党派、宗教、地域、民族、国家、社会制度的框限，和世界上各种文明相对接、相融通。比如，民主的实质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的尊重；自由的实质是生命力的适度释放；公平的实质是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公民；正义的实质是公道正直、正确合理。而这些，都与龙道中的“仁道”即“尊爱利成”相契合。
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将中华价值观与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作比较，认为中华价值观有四大特色：责任先民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也就是说，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的特点是：自由先于责任，权利先于义务，个人高于群体，冲突高于和谐。
这里有四种关系：1，责任与自由；2，义务与权利；3，群体与个人；4，冲突与和谐。
在这四种关系中，对相对双方任何一方的过度强调，都会出现问题。比如，在群体与个人的关系上，过度强调群体，就会压抑个人的创造性，整个社会就稳定有余，缺乏活力；而过度强调个体，整个社会就会私欲膨胀，危及秩序。
怎么办呢？
龙道信仰之“尊爱利成”，为处理这四种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准则。比如，在群体与个人的关系上，“尊爱利成”的准则就要求你既尊重自己又尊重群体，既爱惜自己又爱惜群体，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群体，既成全自己又成全群体。质言之，就是要兼顾个人与他人的利益，在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成己成人之间找到最大的平衡点、合适域。
第五，表述精炼。龙道信仰可以表述为七个字，即“尊爱利成天仁行”。
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重点记住“尊爱利成”四个字就可以了。这样的表述简明扼要，好懂，好记，易表达，便传播。

八．龙道信仰的功能

第一，最大化地从精神上、灵魂上凝聚海内外华人。龙道信仰超越了地域、党派、民族、宗教、社会制度的区别和限制，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功能，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全球各地的中华民族成员都能接受的信仰体系。
第二，与时俱进地传承、发展、弘扬中华文化精华。龙道信仰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又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作了适合当下世情和民众心理愿望的阐发，这样的阐发，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发展和提升。
第三，为从根本上治疗诸多社会病提供了精神良药。可以设想：如果中华民族的乃至全人类的大多数成员能够理解、接受、认同、秉持龙道信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尊重自然规律和宇宙秩序，那么环境污染就会减少，生态就不会加剧恶化。如果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按“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成己成人”的理念和准则行事，那么道德就不至于沦丧、诚信就不至于危机、假货就不至于泛滥、毒素就不至于难禁、贪腐就不至于成风，族群与族群之间就不至于大动干戈，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不至于硝烟弥漫。如果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时，让天道、仁道扎根于内心，外化于言行，那么做人就有了依据，做事就有了底线。
“尊爱利成”，之所以要将“尊”放在首位，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最缺少的就是这个“尊”，即对每一位公民人格、人权的尊重。
2004年2月，云南大学大四学生马加爵连续杀害了四位同学。几个月后，马加爵被宣判并执行了死刑。马加爵凶残至极，受到严惩，属罪有应得。但他为什么要杀害同学呢？马加爵交待说，是因为在一起在打牌时，同学用瞧不起他的、侮辱他人格的话语深深地伤害了他。
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到被害人张妙，下车后发现张妙在记自己的车牌号，便拿出刀子，连捅张妙8刀，致其死亡。几个月后，药家鑫被判处并执行了死刑。
2014年11月16日下午，安徽省教育厅一女干部违规行车与小区保安发生争吵，辱骂保安“看门狗”，随后六旬保安气绝身亡。
马加爵如果脑子里装着龙道信仰，有了“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成己成人”的意识，就不会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他人的生命。而他的那几位同学，如果懂得尊重他人，不用话语伤害马家爵的尊严，那桩惨案或许不会发生。
如果药家鑫在撞到人后，能够想到对方是一个与自己一样有生命尊严的人，也就不会持刀行凶，做出无可挽回的害人也害己的事。
安徽的这位女干部如果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保安，她还能骂出致人死命的话吗？
中国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中的那些案例，几乎都可以反证“尊爱利成”的重要。那些当事人，如果有了“尊爱利成”的信仰，还会做出害人又害己的事吗？
还有“利”字，过去儒家强调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大于利”。毛泽东时代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今是商品社会、市场经济，让人不追求利，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行得通吗？人们能做到吗？行不通，绝大多数人也做不到。怎么办呢？既利己又利人，即在利己与利人之间寻找最大的平衡点，努力达到双赢、多赢。
这里至少会出现四种情况：1，利己利人——提倡做；2，利己不利人——切勿做； 3，利人不利己——可做可不做，建议做，因为做利人的事，终将会利己；4，既不利己也不利人——不能做、不要做。
显然，我们这里讲的，都是最基本的准则，可以说是“底线伦理”。对一般人而言，将这些准则作为处理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信条，应该说是不难做到的。
有一篇题为《平庸的邪恶—中国人的群体无意识》（作者徐贲，原载《读书》2002年08期）值得一读，文章说：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
文章举了几个事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行至到某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油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村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这样的事情不光发生在农村。记得有一年过五一节还是国庆节，西安曾搞过一次用数百把花伞装点南门广场草坪的活动。创意很好，绿草如茵，花伞点点，煞是好看。可摆了不到一天，花伞就被人一抢而光。
我上班的办公楼有一个公共卫生间。隔一段时间，便池就被烟盒、纸杯，还有卫生巾等废弃物堵塞住了。我就发现、清理过几次，得用扫帚把掏半天。白墙黑字，有醒目的“请勿乱扔垃圾！”的提示，废纸篓也就在眼前放着，可有人就是要把脏物往便池里扔！我不相信，他或她在自己家里也是这样的作为。
那么，这些行为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呢？我想到两点：
一是过去很长时间，国人生活穷困，因穷困而节俭，因节俭而不放过任何可以得到的利益。那些倒油的村民，将油拿回家的时候，心里喜滋滋的，想着这油可以吃多少天。那些拿伞的市民，将伞拿回家的时候，心里大概也会觉得自己白捡个便宜。
二是我们的文化是群体本位，群体本位使个体消融在群体之中，个体被群体代表了，个体没有了作为个体的尊严，也就无所顾忌了。于是，“随大流”成了习惯，“法不治众”成了依据，你拿我拿大家拿，不拿白不拿——变成群氓了。还有那些对公众设施使坏的人：自己心情不顺，就拿公共设施出气，觉得反正是大家的，不是自家的。
如何医治这些现体现着某种劣根性的病症呢？将“尊爱利成”作为信仰或是药方之一：利己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利人，不利人、甚至害人的利己是不能做的！
第四，使中华文化精华更方便、更畅达地与世界文明相对接、相融通。龙道信仰是将中华文化中能与世界文明相对接、相融通的元素进行萃取、冶炼、升华后的理论结晶体，这样的理论结晶体，滤除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与世所公认的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相吻合的部分，从而使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路途上放下包袱，步伐更大、功效更巨。
第五，为追求超验和至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既然是信仰，就有一定的超验性和至善性。
龙道信仰的超验性体现在“天道”上。作为物象根源、自然规律、宇宙秩序，“天道”是自然、自在之道，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之道，人们可以不断地接近它、探索它，但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了解它、把握它。它具有人类智慧所不能彻底抵达的神秘性、人类的感官所不能全面体察的超拔性，和渗透于、体现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普遍性。
对物象的根源，基督教推到上帝，伊斯兰教推到真主，我们的先哲则用一个“道”来说。对于物象的根源，人类可以无休止的探讨，但永远都不能搞清楚。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人类以及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都是局限。局限是注定不能搞清楚无限的。这样看来，还是我们的先哲要聪明一些，“道”比“上帝”，更抽象一些，也似乎更接近于真象一些。
龙道的至善性体现在“仁道”上，即对生活在当代的人、族群来说，只要时时、处处、事事都想到“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成己成人”，都能寻找到、把握好“尊己”与“尊人”、“爱己”与“爱人”、“利己”与“利人”、“成己”与“成人”之间的最恰当的“度”而践行之，那么，就“臻于至善”了。神秘性、超拔性、普遍性和至善性，使“天道”“仁道”，即“龙道”，具有了作为信仰的巨大、恒久、普适的感召力。

九．龙道是创建理想地球，使人类世界和谐美好之道

建立在一神信仰、天人两分等思想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有诸多可取之处，但也暴露出崇尚丛林法则，唯我独尊、强权至上、暴力征服等特点。龙道信仰可以纠正其他文明的偏执化、极端化倾向，从而使人类文明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完善和提升。
当今世界，需要的是每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尊严、习俗、文化、文明，都要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有矛盾，坐下谈，戒暴力，弃强权，利兼各方，存异求同，那么，还需要血雨腥风的战争吗？
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其中有这样的话：“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在推进区域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所谓“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和我们讲的“尊爱利成”是一个意思。
网上有一篇题为《宇宙大任已降临 中华民族准备好了吗》的文章，说：地球的智者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中，从朝鲜、越南、两伊、海湾、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争的惨烈中，从核武器生化武器灭绝人类的威力中，从资源加速枯竭、环境迅速恶化、海平面上升的危机中发现，如果顽固坚守丛林法则，为了争夺有限的利益，人与人国与国的矛盾就永远无可调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间悲剧就必然会导致人类整体毁灭。所以，要让世人看清宇宙文明世界早已存在，全体地球人都在代表宇宙人族与其他星球其他种族进行着进化竞赛，地球人类共同担负着创建理想地球成功后，才有资格回归宇宙文明大家庭的宇宙使命。
这些话看上去有点玄，也有点远，但创建理想地球的观点是很可取的。那么，如何创建理想地球呢？从精神导向的角度讲，我们讲的“龙道”就是可依凭的准则，就是最合适的方案。换句话说就是，“龙道”可以消弭战火，敦睦八方，使地球步入和谐、美好、理想的境界。据此，我们可以说：
龙道，中华文化走向全球之道；
龙道，创建理想地球，使人类世界和谐美好之道！
龙道：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根本信仰。
龙道：人类的幸福准则，世界文明的康庄大道！

演讲者简介：庞 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凤文化网站主编，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79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发表各类作品逾800万字，其成果在海内外影响广远，著作有《龙的习俗》《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秦人家事》等30余种。近年来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大专校，及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演讲龙凤文化、龙道文明数十场。
电话、微信：15991669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