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结合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调查资料，对我国古代氐羌系统各民族的蛇崇拜、彝族民俗生活中的蛇崇拜现象作了分析叙述。认为蛇崇拜的实质是生殖，是人类生殖文化的体现。

关键词：蛇；生殖；崇拜；文化

生殖文化是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蛇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动物，但人们对蛇崇拜及其产生的生殖观念，绝不仅限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才有的个别现象，而是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就连严肃的基督教《圣经》里，也能找到对蛇产生生殖崇拜的踪影。本文以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调查材料，对蛇崇拜和生殖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古代民族的蛇崇拜

根据考古材料，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大汶口文化中和江南地区印纹陶上就有蛇纹［①］。说明蛇崇拜产生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我国家喻户晓的女娲伏羲的神话故事，如果剥去后人为其包裹的人间化面纱，他们在远古人们的心目中却是巨大的蛇。“女娲，古神女而帝后，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②］；“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③］。山东沂南县北寨汉墓出土的“三人合抱图像”砖，图像为两蛇交尾图。画面上的三人是：中者燧人氏，左边持“规”者为女娲氏，右边举“矩”者为伏羲氏，其中女娲伏羲二人为人首蛇身，与文献记述相吻合。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或“英雄”，大都是“人首蛇身”。由此来看，“人首蛇身”可能是众多远古氏族的图腾和族徽。

据载，黄帝母族的图腾是蛇。黄帝母族为娇氏，“娇”即蛇，古又通桥。传说黄帝葬于桥山，说明黄帝奉蛇为图腾。《史记·天官书》说：“轩辕（黄帝）黄龙体”。《天宫书·注》说：“（黄帝）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黄龙体。”在古代乃至现代民族中，蛇龙是可以互化的。《易·系辞下》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白族民间故事《小黄龙故事》、《龙母》、《龙女小三妹》等，其中蛇龙通常互化，蛇变成龙，龙变成蛇。闻一多先生说：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④］；孙作云先生也认为：“蛇加以神化，变成图腾物，就是龙”［⑤］。说明黄帝氏族的“黄龙”是蛇（以下凡提到龙即是蛇，蛇即龙，不再注）。此后，夏、商、周三代都继承女娲、伏羲、黄帝为代表的蛇图腾。《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竹书纪年》说：“颛顼之子鲧，生禹于石纽。”石纽在今四川省茂汶县境内。《初学记》引《归藏启筮篇》说“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于吴刀，化为黄龙，是用出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禹姓姒，即已，即蛇；禹字从虫，虫与已同，即与蛇同，而蛇与龙同类，也可证为禹是龙［⑥］。《周礼·春官·司常》说：“交龙为旗。”“交龙者”，蛇也，交龙即是交尾的蛇。说明周朝曾以交尾蛇图像为部族标记。

巴人是古代氐羌部落伏羲、黄帝的后裔，也是蛇的传人。《说文解字》说：“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蛇）。”《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能吞象之蛇，可见非常之大。“蜀”字的甲骨文也是蛇形。据徐亮先生考证；“蜀”字的含义是“人首蛇身”，意即蛇图腾氏族蟠踞之地［⑦］。四川出土的巴蜀青铜兵器，有一种形似金文的“它”（蛇）形符号，巴蜀文化的铜印上也有此纹饰，当为蛇形纹。重庆、宜宾、乐山等地汉墓中，先后土了不少陶制怪兽俑，如重庆化龙桥砖室墓出土的头有簪花一朵，舌头伸出，左手握蛇，右手执斧。这种怪兽后人称之为镇墓兽。神人手持蛇；是一种崇蛇行为［⑧］。由此观之，巴蜀之地崇蛇之风很是浓烈。秦汉时期居住在今四川凉山一带的“邛人”，据考也是黄帝蛇氏族的后裔，他们也崇蛇。《后汉书·西南夷传》邛都夷注李膺《益州记》曾提及，越巂郡的“邛都夷”中流传着一个角蛇陷湖的图腾故事。“角蛇”即龙的别称，陷湖即邛海。时至今日，当地彝族及其他民族仍称邛海为“陷河。”传说中的角蛇也并非凡蛇，而是一条神力无边的蛇，邛人及其后代奉为图腾。

滇人崇蛇，虽史籍中极少有记载，但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却保留了这一文化现象。楚雄万家坝M72号出土有一件二蛇交尾纹饰的铜矛［⑨］；牟定出土的一套战国编钟和禄丰出土的紫铜祭具上铸有小蛇。钟身两面铸有蜿蜒的“龙与蛇的变形图象”，龙头上长两只角，前侧有一对爪，爪有五趾，身为蛇形无脚，尾伸长或卷曲［⑩］。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物中可见到多达40余种动物形象（11），其中以蛇为装饰或装饰器物的占多数，这些器物中有兵器、扣饰、贮贝器、祭祀用品等，如蛇柄铜剑、蛇形剑鞘、三鹿蛇铜戈、犬虎猴蛇搏斗铜戈，雉鸡和蛇铜扣饰、杀人献俘铜扣饰，杀人祭铜鼓贮贝器、杀人祭祀贮贝器等。由此可知，滇人对蛇有着特殊的情感，滇人是崇蛇祭蛇的。

“哀牢”和“僰人”也崇蛇。《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男子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山，沙壹忽闻龙语：‘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舐而黠，遂共推为王。哀牢山下有一夫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这是一则流传极广的龙图腾感生神话，至今仍被彝语支各民族口耳相传。曾在唐朝时建立南诏国的南诏也被认为是九隆之裔。南诏王阁罗凤曾以龙蛇图案为纹身装饰。《南诏德化碑》亦云：“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说明南诏王有刺龙纹的习俗。僰人是今白族的先民，也崇蛇。《白国因由》卷一《天生细奴罗主白国》第七曰：“金齿龙泉村下，有易罗丛村，村内有两夫妇，只生一女，名茉莉。……有蒙伽独，求娶为妻。蒙伽独因捕鱼，溺死江中。茉莉往寻之，见江中有木一根，道流而上，遂惊迷若梦，见一美貌君（男）子，与之言语。即醒，痛苦而回。自后常往龙泉池，洗菜浣衣，于池边又见前日梦中男子。是夜忽至房中，因而怀孕，……‘诚乃龙泉之黄龙也’。后生九子。”同书《茉莉送子与黄龙》第八说：“龙子九人，既皆长大，……遂将诸子引于龙泉旁，……八子皆现龙象，蒙伽独亦现龙形。……其幼子取名细奴罗，乃白国主也。”这个故事显然是哀牢九隆神话的翻版，也可知白蛮深受哀牢文化的影响。著名的《南诏图传》上有一幅洱海图，画面有两条蛇作交尾状，左边之蛇首高昂起，右边之蛇首微低，作屈从状，中有鱼和螺丝各一（12），反映了白族先民对蛇的崇敬心理。大理崇圣寺三塔出土的佛教造象之一的大黑天神像有三头三眼三臂，下着虎皮裙，周身缠着蛇（13）。更为有趣的是，创建大理国的段思平相传也是龙子。景泰元年（1405年）喜训《三灵庙记》说：“（白姐阿妹）浴濯霞移江，见木一段，逆流触阿妹足，乃知元祖崇先化为龙，感而有孕。将段木培子庙庭之右，吐木莲二枝，生思平、思胃，号先帝先王。”这段感生神话也源于“九隆神话”，但在此又有其新内容。前已述及，蛇龙可以互化，上述崇龙即为崇蛇。至于其后发展为现代意义的龙文化，则是本文所不能包容的了。

二、彝族蛇崇拜

前已述及，彝族蛇崇拜由来已久，古代“哀牢夷”就是以“沉木为龙”（蛇）为图腾的。诸葛亮南征时，也曾留下“龙生夷”的典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中有祭黠能言论服种人者，谓之耆老。其俗徵巫鬼，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诸葛亮南征活动的主要地区在滇西哀牢夷地区，所言“耆老”即今彝族的毕摩。诸葛亮认为夷为其所生，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当时哀牢人崇龙（蛇）的真实反映。及至隋唐时期，“乌蛮”的得名，也与崇蛇有关。《说文解字》对“蛮”字解释说：“南蛮，它（蛇）种，从虫，声。”

在滇中彝族经文中，龙（蛇）是彝族最崇拜的神灵。据彝文《祭龙经》记述：从前有个叫鲁肯舍夷的，她领着一帮女仆人到沙米卧赫的海边去洗彩线。海上出现一对金龙，伸着头游近海岸，女仆们一阵惊叫：“快来打蛇呀！”小金龙说：“我是福禄，我是威荣。”鲁肯舍夷便把小金龙捧在手里，带回来设坛祭奉。杀好马作祭牲，献上美好的梁盛，设上名帛和大小碗，“献食龙不饥，奉饮龙不渴。”由于鲁肯舍夷虔诚地奉祀龙神，第二年她就生了一个孩子叫阿大德神，长大后在武、乍、、恒、布、默、洛、举八家都掌了大权，八家都立他为君长（14）。这段神话中，一句“快来打蛇呀！”，道破了彝族崇拜的龙的原型是蛇，鲁肯舍夷因奉蛇而生子。彝族还有人与蛇结婚，人形蛇形互变的神话传说。如彝族叙事诗《赛玻嫫》（赛玻嫫为彝语，译成汉语就是蛇和人做夫妻）说：“龙王带着蛇郎来人间玩，蛇郎爱上人间，决心在人间找个好姑娘一起生活。他爱上了七妹，与七妹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心肠歹毒，懒惰成性的大姐用计害死了七妹，冒充七妹与蛇郎生活了3年。七妹变成画眉，揭穿了大姐的真面目，惩罚大姐，重新与蛇郎过着幸福生活。这则神话反映了远古彝族对蛇的依赖和崇拜，并已含有人类祖先的成分了。此外，峨山县咱拉黑村的彝族有“玛贺尼”（意为未婚女）因梦龙感应生子，繁衍百姓子孙的传说。

无独有偶。世代生活在哀牢山腹地的云南楚雄市西舍路乡彝族至今仍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蛇崇拜的习俗。该乡彝族自称“罗罗”，操彝语中部方言。彝族青年男女十四、五岁后开始社交、恋爱。经过一段时期了解确定恋爱关系后，由双方家长主持举行订婚仪式。订婚后，姑娘家要择吉日请一名夫妻双全、子女多的长辈，携鸡、酒、腊肉、香等祭品，到树林茂密的山上，先卜卦选定某棵小树，一般是马樱花树或松树，杀鸡点冠，敬酒焚香献祭，然后将小树连根挖起带回家，削去树枝，截下约3、4寸左右的树杆，用小刀刻成蛇形，再用黑、黄、蓝等彩线缠绕蛇身9圈，蛇脖颈用红线缠7圈，并用黑布包裹好。姑娘未出嫁前，木蛇放置在姑娘枕头下。出嫁时，木蛇是娘家最重要的陪嫁物之一。出嫁前一天，由姑娘的姑姑或嫂嫂（均要已婚并生子）点三柱香到祖灵前献祭，将木蛇移装到陪嫁的木箱底部，盖上银饰、衣物等。出嫁日木箱加锁后由男方迎亲者背到男方家，途中不许放在地上。进入男方家，木箱径直背入新房，放置于喜床上。男方家献祭祖先后，请一位已婚且生育有子女的妇女从新娘的姑姑或嫂嫂处要来铜匙，打开木箱取出木蛇，念经祈祷，祈求蛇神保佑新婚夫妇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然后将木蛇放置于新婚夫妇枕下，夜夜相伴。

妻子怀孕后，娘家要送一只红公鸡，在姑爷家献祭祖先后，念经祈祷蛇神，感激蛇神赐给了子女，然后将木蛇从枕下取出，放置在青年夫妇床上方的墙壁上。将木蛇从枕下取出，意味着妻子已怀孕，夫妻不能同房了。当地彝族认为，夫妻的第一个孩子是蛇神的。因此，孩子出生后要杀鸡祭蛇神，生男孩杀母鸡，生女孩杀公鸡，以感谢蛇神并祈求蛇神保佑孩子平安。孩子满月时，外婆或姨妈要送一只鸡（生男送母鸡，生女送公鸡），拿到女婿家宰杀献祭祖先，并把婴儿抱到木蛇前磕三个头，然后将木蛇用竹篮背出村外的三叉路口上烧掉。他们认为蛇神已赐给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就能生孩子了。所以第一个孩子满月后要将蛇神送出。

由此可以看出，彝族蛇崇拜都与生殖及繁衍人类有关。

三、蛇崇拜与生殖文化

蛇是一种爬行动物，有冬眠的习惯。蛇出洞穴活动的季节，正是春暖花开寻偶的时节。这时人们见到的蛇又多为正在寻偶的或正在交尾的蛇，而见到这种蛇，又被视为吉祥的预兆。因此，交尾蛇就被人们当作人类自己兴旺发达的标志，自然而然地将它作为生殖的图腾象征。山东沂南县北寨村汉墓出土的“三人合抱图像”砖上两蛇交尾图，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矛上的一人双手拥抱两条缠结交尾的蛇纹饰，《南诏图传》中的二蛇交尾图，与山东武梁祠汉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像惊人相似。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均为人首蛇身，下身作交尾状，中间有一个婴儿（15）。这些众多的二蛇交尾图，都说明蛇崇拜的主旨是生殖，证明氐羌系统的民族都把蛇作为生殖繁盛的寄托。

据英国学者哈雷克特涅研究认为，“蛇象征色情，性欲，及性姿”等等。据说人体的健康及两性的自然相吸引，都是蛇的作用所致。创世纪的‘蛇’字，本义为‘舌的主宰’，意即意识里的‘色心’，及色心的表现。……这盘蛇所围成的圆圈，代表女性生殖器，恰如圆环或椭圆之象征玄牝，同时亦象征两性媾精。（16）”杨知勇先生也说：“几千年来，蛇一直是性激情的象征。”“蛇身盘柱的表现，意味着在性激情影响下勃起的男根。”（17）因此，在彝文的造型中，龙、蛇、母字的地位是相同的，正如母同父的地位是一样的。在晋宁石寨山M［，6：22］出土的一件众多的人物活动场面上，居于显要位置的平台前当梯处竖立一板上之蟠蛇形浮雕，以及屋宇上层正面窗内所供之一人头（女始祖），蛇与“女性”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蛇因其头颈部状为男根，如今人们仍将阴茎的前端称为龟头；同时人类和蛇都是“卵生”，由雌性产卵，原始先民主要注意的是蛇的某一外部特征与男根相似，故以蛇喻男根。据《路史·后纪一》注引《宝椟记》：“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三年成庖牺。”所谓感蛇而孕，就是与某男子交媾而孕，蛇在这里象征男根乃至男性。台湾省高山族的溯源神话说：“昔有二灵蛇，所产之卵中生出人类。”（18）这里的蛇也是表示男根及男根之“卵”，这并非不可思议。

至于彝族蛇崇拜，更是与生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前引“九隆神话”中的沙壹“触沉木有感”而孕，“沉木”非木而为蛇。因为古代彝族先民常以木喻蛇。蛇似木为圆柱形，当为男根。沙壹在“水”中触“木”，“水”即是淫水，象征女阴，是男女交媾之隐语（19）。因此，以“木”喻蛇，以蛇隐喻男根，本意为求子，表达的是男根崇拜。诸葛亮南征时，所言夷为龙生。这里的“龙”也是蛇。正如“九隆神话”中的“沉木化龙”一样，蛇作为氐羌先民的生殖图腾，到了三国时的诸葛亮，早已衍化成“龙”了。李埏先生也说，“龙崇拜出现以前，蛇早已受人崇拜。那就是蛇图腾。”而“龙崇拜及其传说就是中国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产物。”具体而言，“是夏商，龙崇拜及其传说便产生于此时。”（20）“哀牢夷”既为蛇所生，“龙生夷”也不例外，都是蛇种，其实质也是一种生殖行为。

彝文《祭龙经》中致使鲁肯舍夷怀孕生子的小金龙，其原型是蛇。这里的蛇，如同“九隆神话”中的“木”一样，隐喻的都是男性生殖器乃至男性，鲁肯舍夷迎回奉祀的其实是男性，其内涵也是生殖崇拜。因为古代彝族对男女交媾很避讳，一般不直接用文字表达，口语中更是极少出现，只有一些隐喻表示，这在今天彝族中也极为常见。而《赛坡嫫》中蛇郎与七妹结为夫妻，娥山县“玛贺尼”梦龙生子，其主题就是生殖，也是生殖崇拜从感生向性生转化的两个典型实例。至于哀牢山彝族的崇蛇，生殖的内涵更是明显不过了。姑娘订婚后刻木蛇藏于枕下，隐示首先与姑娘交媾的不是现实的人而是图腾的蛇结婚后将木蛇带入夫家藏于枕下，与妻子交合的则是蛇的替身——丈夫。在他们看来，第一个孩子是蛇与妻子生的，即第一个孩子是蛇的孩子，而真正的丈夫则成了蛇的替身。由此可见，蛇崇拜的实质是生殖，与人类的生育、繁衍、发展有关。

注释：

①王震中：《应该怎样研究上古的神话与历史》，《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陈文华：《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②《山海经·大荒·西经》

③《帝王世纪》

④　⑥《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1册。

⑤孙作云，《敦煌画中的神怪象》，《考古》1960年第6期。

⑦　⑧罗二虎：《龙与中国文化》，第42页。

⑨《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0期，图四。

⑩张瑛华《滇池区域青铜器图像反映的民族习俗》，载《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11）李昆声、高钟炎《漫谈云南古代青铜动物造型艺术》，《美术丛刊》，1982年第12期。

（12）张锡禄《白族对鱼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13）王明达：《也谈我国神话中龙形象的产生》，《思想战线》1981年第3期。

（14）转引马学良《彝族文化史》，第224页。

（15）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石印本，1936年。

（16）（英）哈雷克特涅《性崇拜》中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17）杨知勇著《宗教·神话·民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18）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第169页。

（19）拙文《九隆神话与彝族蛇崇祥》，《昆明社科》1994年第5期。

（20）李埏《龙崇拜的起源》，《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01期，第6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