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是蒸蒸日上的中国，是人们的劳动热情特别饱满、奉献精神分外高涨的中国。如今，你要和七八十岁的人谈那个年代，他们会感慨万端地说：“唉呀，那个时候啊，人的思想好啊，干劲大呀！”

——题记

青年父亲。摄于1956年1月。

栎阳地段医院门诊部，建于父亲与同事创办该医院的1955年。这里曾是方圆数十里的医疗救治中心，也是我们兄弟姐妹度过童年、少年的地方。此照片摄于2002年3月1日，其时，因栎阳医院已搬迁，此门诊部被废弃。

人的记忆很有意思，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总有些场面还清晰地留在脑子里，像昨天刚发生一样。那是1967年，或者1968年，我十一二岁，姐姐十四五岁。黄叶飘落的秋天，一个晚上，父亲从临潼县医院回来，在栎阳医院那间平房里，父亲坐在大床的东北角，靠着被子，我和姐姐围着他，不知怎么着，父亲就说到了他在三原县卫生院学医时，和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交往，并帮助其脱险的事。记得当时，我和姐姐都听得很入神，大睁着眼睛，一个劲地问父亲后来呢后来呢……
1947年，我从医士班结业，被留在三原县卫生院。父亲讲道，1948年开春，伊院长派我到三原县陂西镇帮办卫生所。在那里干了大半年，伊院长又把我调回县卫生院，安排我做他的助手，兼任护士长和总务。不久，我就结识了一位叫同周的地下党。他是陪一位师长太太来看病时和我认识的。师长太太打扮得很漂亮，文绉绉的，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同周给师长太太提着包儿，跑前跑后地为师长太太交费取药，照管小孩。我见他头顶靠脑门的地方连着烫了六个圆圆的小疤儿，整整齐齐的，像受了戒的和尚一样，却又没穿僧人的衣服，觉得挺好奇的，就多看了他几眼。他就对我很友好的一笑，说他叫同周，是师长太太的勤务员。师长太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却提出要住在医院里疗养。伊院长就特地将一个职工住的好房间腾出来让她住，将同周安排和我住在一起。
那是一段特别难忘的时光。一间小屋子，两个同龄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白天各忙各的事，晚上寒冷，我们便脚对脚地暖和在一个被窝里。谈得最多的是天下大事，国民党的腐败呀，解放区的民主呀，国家的前途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刘志丹等人闹革命的故事呀等等。常常兴奋得坐起来，披着被子聊，一直聊到鸡叫明了，才睡觉。聊得很深了，他才告诉我，他的真名叫张毅，同周是他的化名，老家在富平县。上过几年学，十二三岁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上不起学了，就把他送到寺庙里去出家，头上的疤就是那个时候烫的。有天夜里，他和师父都睡了，一个人敲门进来，身上有枪伤，说后边有人追他。师父慈悲，就把他藏在神像背后，哄走了随后赶来的追兵。之后十多天，那人被师父留了下来，说伤好些了再走。师父懂点医道，开了方子，让他到县城去取，回来给那人洗用。有一天，师父出门不在，庙里就剩了他和那人，他脑子一激灵，便问那人是不是共产党，那人让他看像不像，他说肯定是。那人说是就是吧。又问他想不想当共产党，他问当共产党能干啥，那人说能打走日本鬼子，让所有的穷人都过上好日子，他就说那我当。师父回来后，他就把这事说了。师父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起对他讲，国难当头，你正在年龄上，呆在庙里委屈了，跟着去闹大事吧，事闹成后，想回来了还可以再回来。他就跟着那人参加了组织。做过通讯员、儿童团团长，参加过暴动，受过伤，坐过监狱。被营救出来后，组织上就把他派到了师长身边，以太太的勤务员身份为掩护，搜集各种情报，师长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我们谈得很热火，都是年轻人，都对社会现实不满，说起理想的事情，心窝里好像有一团火在烧。他让我看了他肚子上的枪伤疤，和衣服里的用来装情报的夹层。他所从事的事业，虽然有危险，但很有些神秘感，令人向往。有天晚上，坐在被窝里，他问我想不想参加组织，我说想啊，他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那咱就一块干。我当时激动得手心发热。他说，那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搞地下工作不能用真名。我想了想说：你叫同周，我就叫龚济吧，取我名字中的一个字，咱们合在一起就是“同舟共济”。他问是哪个龚，我说是上面一个龙，下面一个共，他说这个姓好，既有你庞姓中的龙字，又有共产党的共字。当天晚上我们又聊到半夜，他给我讲了许多组织中的事情。
过了些天，师长来看望他的太太。伊院长让我送药到他们房中，刚好听到他们议论同周。他们可能觉得我是学医的，不会关心政治，也不避我。师长太太斜着眼睛说，我看那家伙八成是个红小鬼，师长说你暂且稳住他，过些天带到西安再收拾……晚上，我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同周，同周有点吃惊，说，看来我做什么事情，让那妖精发现了，怎么办？我说三十六记走为上，你赶快跑了吧。同周点头说对。我问那你去哪里呀，他说先到泾阳找组织吧。于是，当晚我就帮他收拾东西，还从大厨房里拿了几个馍馍装到他的兜里——当时我在医院里兼管总务，手中有厨房和后门的钥匙。挨到天快亮的时候，我帮他打开了医院的后门，送他上路。临别的时候，他握住我手说，咱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你现在已经是组织中的一员了，我就是你的介绍人。
天大亮了，师长太太不见同周像往日那样，给她倒尿盆，打洗脸水，就跑到住的地方来找。推开门不见人，就气势汹汹地问我：红小鬼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呀，昨晚上还回来睡觉来着。师长太太说，昨晚上还在，怎么今早就没影了呢？我说我睡觉睡得死，早上起来就不见了他，也正在纳闷呢。师长太太说，肯定是你放跑了他，我说没有呀，师长太太呸了一口，说鬼才信呢，你们住在一起，除了你还会有谁？说着，就上前采住我的领口，要拉我去保安司令部，说到那里看你嘴还硬不硬。我当然不去了，拉拉扯扯好一阵子，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圈。正闹着，伊老师上班来了，他听了几句，就上前质问师长太太：你的勤务员跑了，凭什么向我的学生要人？你什么时候把他交给庞济民管了？师长太太无言以对，只好松了手。伊老师又对我说，上班的时间到了，还不赶快去干你的事去。我说对，就一溜烟走了。气得师长太太直瞪眼睛。
后来，半个月之后吧，同周到三原来找我，带了五斤琼锅糖。不巧的是我出外为医院购药，没有见上。他留下了糖和他要去河南的话。后来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但被医院里的护士长给扣压了，这个护士长是国民党特务。临近解放时，护士长闻风逃跑，我到他住的房子里去看，在一堆乱纸里，发现了同周给我的信。我当即给他复了信，没有回音。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我估计，多半是在解放战争中，阵亡了。

除了交结并放跑地下党员同周之外，父亲在三原县卫生院学习、工作期间，还有几件事也蛮有意思，从中能看出父亲性格的一些侧面，值得写上一笔——
三原县卫生院的房子多，招来了国民党的驻军，那是三十八军的一个营。巧的是，在这些扛枪吃粮人中，竟有父亲上小学时的老师侯启哲。原来侯老师被抓了壮丁，随着部队，从蓝田到了三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父亲很高兴，免不了一有空就去看老师，叙过去的情谊，聊当下的时局。侯老师思想进步，两人很能谈得来。后来，担任着班长的侯老师还介绍一位排长和父亲认识。这位排长是共产党员。后来有一天，半夜三更，父亲打开卫生院后门，放走了排长和侯老师率领的一排人。这一排人带着三挺机枪、二十八支步枪，还有一批手榴弹北上而去。这是1948年发生的事情。
父亲有一个同学姓孟，是秦腔旦角孟遏云的弟弟。这位孟同学对学医不怎么感兴趣，后来就当宪兵去了。孟同学走后不久，他的姐姐却住进了医院。因有和其弟同学这层关系，父亲就称她孟大姐。孟大姐当时是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某官员的太太，她住院是为了戒掉烟瘾。一方面是吸大烟，一方面是受冷遇，孟大姐容貌枯瘦，精神委靡。父亲就尽力关照她。三个月后，身体好了些的孟大姐突然没结账就跑了，欠了医院一笔医疗费。伊院长打听到她在西安的住址，就派父亲去要账。父亲到西安后，在离南院门不远的甜水井街一个四合院里找到了孟遏云。孟自己虽然浓妆艳抹，但屋子里杂乱空落，显出寒碜狼狈之相，说话也有气无力。父亲见她如此可怜，也就没提要账的事，问候了几句就告辞了。回到医院，伊院长问他账要得如何，父亲回答说没有找着人，伊院长也没再说什么。此事就这么过去了。孟后来成了戏剧界的名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安易俗社下乡，到栎阳演戏，孟专门到医院看望父亲，并对她带的名角肖玉玲、陈妙华等人说：“庞院长是我的小弟，也是我的恩人哩。”
20世纪40年代，鉴于鸦片烟对国民的毒害，政府曾下令戒烟。父亲曾代表三原县卫生院，下乡做调查烟民的工作。那时候矫枉过正，发现谁抽烟，就把谁抓到县城监狱里，每两周化验一次尿，验明无毒才可释放。这便给那些地方官吏们提供了收受贿赂的机会，有钱的抽烟者，暗地里把钱一塞，什么事都没有。不少偶尔抽一口，甚至一口都没抽过的穷苦人，就被抓到监狱里充数。如果化验单上说你尿中有毒，若想出来，就得花钱了。好在验尿工作是由县卫生院负责取样并送省城检验的。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父亲奉命带了二十个人的尿液上了火车，不想人一挤，一摇晃，把那二十个小瓶子全弄碎了。怎么办？回去重新取样吗？人已经上了车。想了想，父亲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了。他把那些碎瓶子上的封条小心翼翼地揭下来，放好，下车后找了个药店，买了些小瓶子，到厕所里把自己的尿一一地灌进去，封好，送到了省卫生厅。交尿样的时候，人家问封条怎么成了这样子，父亲说火车上摇开了，他又重新贴了一下，人家再没有说什么，收了进去。这样的尿样当然验不出什么毒了。于是，那二十个人全都被释放，高兴地回家过年了。

田市镇位于临潼的东北部，是一个有名的大镇。镇街东西方向，扯得比较长，有趣的是，西半个归临潼管，东半个归渭南管。人们开玩笑说，一个喷嚏响两县，临潼的娃娃撒泡尿，一流便湿了渭南县。这样的地方是适宜商业的，来来往往的人比较多。在父亲和友人创办“成民医疗所”前，街面上已有几家诊所了。但应了“后来者居上”这句话，成民医疗所以热情、精心的服务和公道的收费，迅速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声誉。
那时候父亲刚满二十岁，精力充沛，加之成亲后，聪慧的母亲成了他得力的助手，其事业，就可以用“旗开得胜”、“蒸蒸日上”来形容了。父亲每天不但坐门诊，还出诊，只要有人请，不管路多远，不管天阴下雨，天黑天明，背上医疗箱就走。那时候，国家重视防疫工作，小儿麻痹、疟疾、乙型脑炎、腮腺炎等等，成民医疗所都主动承担，半免费或全免费地予以治疗。于是，患者欢迎，政府称赞，开业不长时间，就有锦旗送上门来。
父亲在田市只干了两年，时间说不上长，但在他的行医生涯中却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创办诊所，是医术、魄力、领导能力等等的初步实践；二来，他的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对群众的满腔热情，对医术的勤奋钻研，以及随之而起的名声，都引起了卫生行政部门的重视，这便为他后来被选中做赴朝医生，进而到栎阳创办医院打下了基础。这期间，有几个比较典型的病例，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油方郭村农民郭大龙，结婚七年，生过两个孩子，都是三四个月的时候，就一病而亡。三年后，再生一女，三个月了，小孩不哭不闹，嗜睡，身软无力。因已有两个孩子夭亡在前，大龙夫妻十分担忧。好几个医生看过了，不见起色。于是，来请父亲出诊。当时，天降大雪，骑自行车不方便，父亲便同大龙步行到油方郭。一见郭妻，父亲先生惊异：是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自学医以来，还没有见过如此胖大的年轻女性呢。再看躺在炕上的孩子，皮肤发黄，虚肥委靡，问知大便两三天一次，明显不畅，再问奶水如何，答曰充足。这就怪了，父亲想，孩子病状显然是贫血、营养不良造成的，然母乳却充足，那么，病因何在呢？此时，大龙叹气说：“养牛，牛娃好；养羊，羊娃好，可这人娃，咋就这么难养呢！？”大龙的话，让父亲倏然一醒，他想到了家父曾告诉过他的话：“母猪肥，不养崽。你看，那些能下猪娃的母猪，都是瘦皮。母猪瘦些，能吃，奶也好，猪娃胖乎乎。”再想接触过的一些年轻母亲，的确是瘦者多，胖者少。于是，父亲初步判断，是母乳的问题。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父亲让大龙妻将乳汁挤了一小瓶，同时，又问村中有无身体瘦些的正在哺乳的母亲，大龙想了一下，说有。父亲便让他向人家要来同样多的乳汁，一并带回诊所。经过一天一夜的沉淀，发现两份乳汁明显不同，大龙妻的乳汁，清水占一多半。于是，对症下药，孩子、大人一块治，注射血必茂——冒着风雪，每天都去打一次针，内服钙糖片，加维生素，并叮嘱给孩子加食蒸得鲜嫩的鸡蛋羹，少吃多餐。一周后，病情大为好转，继续用药一段时间，治愈了，成活了。大龙夫妻高兴得欢天喜地。
1952年，父亲入选赴朝医生，结束了诊所。临走前，特意去油方郭回访，再三叮嘱：如果再有小孩，生下一个月后，就打血必茂。两三天打一次，每次一个CC，连打两星期，加吃钙糖片、维生素。当年，大龙夫妻果然如愿，生下一个男孩，因属龙，取名龙龙。郭大龙按照父亲的嘱咐，给孩子打针吃药，龙龙身体健康，顺利成长。治好了郭家小孩，在当地影响很大。郭大龙有心，请当地书法家书一镜匾，言“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勤劳辛苦，救我一家”，赠予父亲。
1967年，父亲带医疗队下乡到毗邻田市的相桥镇，十五岁的郭龙龙用架子车拉着其母到相桥看病，在医院里巧遇了父亲，母子俩高兴得直抹泪。于是，约定时间，请父亲到他家去吃蒸饺。——进入晚年后，父亲回忆，那顿蒸饺，是他一生中吃得最香的蒸饺。——这段文字，是我2003年6月19晚打写的，20日凌晨梦中，父亲和我同车而行，我问父亲，郭家的蒸饺是什么馅？父亲说好像有香葱、有大肉……我让父亲同我回我供职的报社，父亲却要回临潼，于是下车，站在路边看着我……倏忽梦醒。十年后，1976年，已结婚生子的龙龙，还带着厚礼，专程到栎阳看望了父亲一回。
治病如打仗。父亲这一“仗”之所以能取胜，关键是摸清了“敌情”。摸清“敌情”是要靠智慧的，而智慧又常常产生于积极的实践之中。父亲采用的母乳沉淀对比法，就产生于行医实践。其实，不仅治病，不仅打仗，世上的好多事情，基本道理都是一样的。
1951年4月，父亲看了一个产褥热病。病人在田市南乡八里坤村，小两口，住一间破房。父亲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臭味。一观察，锅头连着土炕，炕上盘着池子，池里秧着红苕苗，上面敷着脏兮兮的马粪。卫生状况如此之差，怎能不生病呢？小两口告诉父亲，他们的儿子，是得“四六风”伤亡的。父亲好心，就给女的打了一支破伤风针，没想到一下子过敏了，反应十分严重，四肢抽搐，全身大汗，牙关紧闭，不省人事。
面对这种情况，父亲有点进退两难了。说实话，独立行医以来，病人过敏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时候，那男的紧张得不得了，口口声声“不得了，人死了”。父亲见状，只好自己给自己打气：不能慌，稳住神。于是，细心观察，积极救治，打强心针、镇静针，注射葡萄糖。两个小时过去了，反应症状才止住，女的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缓过来了。之后，父亲谨慎用药，直到完全康复。
这个病例给父亲的教训是深刻的，人命关天啊，医生这个职业是神圣的，却也是责任重大的，必须小心再小心，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要是那个病人真有个三长两端，父亲认为自己会内疚一辈子的。
这年冬天，田市镇北边某村一位青年农民来到诊所，说他妈发高烧好多天了，几个医生都推手不看了，请您去看看，“尽一点心”。路上，青年告诉父亲，他妈信一贯道，是个坛主，受法关押在渭南监狱，是病倒了才放回家的。到其家后，父亲见病人寒战不止，量体温高达四十一度，脾脏肿大，舌苔特别的发白，——这样的舌苔从未见过。父亲回忆，这些病状，和老师伊先生讲过的一种由虱子传染名叫回归热的传染病相吻合，而此人是在蹲监时患病的，监狱里想必卫生不好，虱子多。
于是，就按回归热治，静脉注射新砷凡纳明、青霉素等若干次，痊愈了。
病治好后，女人对父亲产生了信任，絮絮叨叨地讲述了她的故事：此人名叫常香香，时年四十四岁。十八岁结婚，因婚后三年没有娃，村人便骂大她三十岁的阿公“绝户”（阿婆已早死），骂她“常漂漂”，骂她男人“毬不顶”。于是她就拼命要男人，没想到越要男人越不行。阿公急着抱孙子，就带她到渭南检查。两人住在一间屋里，前半夜还分开着，后半夜就睡到一张床上了。其实，她早已对阿公有想法了，阿公也心疼她。他们在外头干，回到家也干，好了一年多，还是没有怀上。心地善良的病男人知道自己不争气，老父也不行，就叫来了身强体壮的、会做木匠活的表弟马娃。马娃开始不肯，但经不住她的勾引，于是，风颠雨狂几十天，终于种上了。第二年春天生下一个胖小子，如今已十八岁了。
舒畅的日子没过几年，先是三十六岁的病男人撒手走了，接着，七十岁的阿公也患肝硬化去世了。家里只剩下四十岁的她和十四岁的儿子了。这时候，一贯道里的人来拉她，她就入了。入道没几天，生性风流的她就和点传师亲密上了，点传师便封她为坛主。那点传师有“三点”：一点头，二点脚，三点下身。点头点脚免费，点下身，要交供钱。点传师很忙，四面八方地活动，隔三间五地来一回，相处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取缔一贯道，点传师和她都被收了监，关在不同的地方，当然也就一刀两断了。
常香香病好后，要回监狱报到，央父亲写一个诊断证明书。父亲不但写了诊断证明书，还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监狱搞好牢房卫生，墙角、床上、席下撒六六粉消毒，开水烫洗犯人衣服，消灭犯人身上的虱子，以杜绝回归热的传染源。最后，父亲建议为防止复发传染，不宜再收常香香坐牢。但常香香还是愿意呆在监狱里，说能学到许多文化知识，认识不少人。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父亲就此事感叹说，“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有；你能想到的有，你想不到的更有。”

“与时俱进”这个词这些年被人们挂在嘴边了。其实，人活在世上，都是与时俱进的。你活一天，就得与时俱进一天，不与时俱进都由不得你，直到你生命的那根细线儿，某时某刻砰然了断为止。区别只在于进的程度有快有慢，有深有浅，有大有小。
中国是一个政治运动频频发生的国度。远的不说，就说20世纪后五十年吧，那政治运动好似大海浪潮，总是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生活在这个时间段的中国人，好似那水面上的一片片树叶，不可能不随着浪潮而起伏。有些运动，历史老人可能会有一番公允的评价，但在运动发生的当时，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都是以罕见的热情，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积极参与，且引以为光荣的。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是1950年年底在全国掀起的。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运输和救助伤员的工作。在国内，人民群众纷纷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志愿军和志愿军家属，增产节约，支援前线。1951年5月1日，临潼城乡十八万群众（当时全县三十一万人）游行示威，签名誓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全县有一千三百多人胸戴大红花，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
1952年3月，政府号召医务人员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听了县长慷慨激昂的动员，父亲热血沸腾，当即报了名，同时还交上了一份《决心书》，内容只有十六个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义不容辞，重在行动。”当时，临潼全县有二百多位医生报了名，但只要一个人。显然，能被选中，就是一份光荣。父亲幸运地获得了这份光荣。先是初选了十几个人，然后政治审查，技术考核，身体检查，一关一关地过，过得其他人都被淘汰，留下了庞济民一个。5月初，调令下来了，父亲被晋升为医师，到县卫生院待命出发。于是，父亲在田市所属的相桥区政府的帮助下，把医疗所的药品、器械、财产都以合理的价格打了出去。清理完外债和几个人的工资，父亲还分得了三百多元，用这些钱，父亲将家里的事做了妥善安排。
父亲住在县卫生院，每天看报纸，听广播，关心朝鲜战局，只等着一声令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期间，祖父专程到临潼来送儿子。他叮嘱父亲，带上指南针，万一迷路了用得上；要学会掌握风向，防敌人的细菌战。父亲一一答应。等啊等，等到了5月21日，第五次朝鲜战役结束，中朝军队把对方打回“三八线”附近，双方坐在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局势发生了变化，上级于6月初电令：赴朝医师原地待命。虽然还让“待命”，但已明显有了“用不着再去了”的意思。
三十八年之后，1990年6月，临潼县民政部门组织有贡献的退休干部疗养旅游，父亲是团员之一。他们先到大连，又到北京，再到和朝鲜一江之隔的丹东。乘坐旅游船，他们在鸭绿江上转了一圈。中国船和朝鲜船在江中相遇，船上的人相互招手致意。父亲还大声地喊了两声“你们好——！”。真是一衣带水呀，虽然当年没有去成朝鲜，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朝鲜，并和朝鲜人民这么近的交流，父亲“心满意足”了。——这当然是后话。
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等得父亲都有些不安了：年轻轻的，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啊。这期间，民政局局长杨树海找父亲谈话了，说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县卫生院，二是到下面去创办卫生院，他建议父亲留在县卫生院，一来县院也缺医生，二来条件也好些。父亲想了想说：我还是到下面去吧。杨问你想到哪儿去呢，父亲说栎阳。杨一听就高兴了，因为杨是栎阳人。而父亲之所以提出去栎阳，是因为这之前，1951年冬天，在全县卫生工作者会议上，父亲结识了尹智信、李玉堂两位医生。尹、李二位都是栎阳人，他们曾就创办栎阳卫生所之事在一块商谈过，三个人都很兴奋，也都表示有决心把这个卫生所办好，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效力。
事实上，在父亲“待命”这段时间里，尹智信已就创办栎阳卫生所这件事，取得了县委统战部部长郎瑞亭、栎阳区委书记李宏宣，当然还有县民政局局长杨树海的支持。郎、李、杨、尹四人，当年都是栎阳地区的“地下党”，对这件有益于栎阳人民的事，热情和关切当在情理之中。尹在和庞、李商谈后，起草了一个申请呈报到县上有关部门，很快就得到了批准。1952年6月初，父亲他们就拿到了批文、印章和牌匾。三个人高高兴兴地骑着自行车，一路哼着当时流行的“嗨啦啦啦，嗨啦啦啦……”的歌儿，出县城，过渭河，到栎阳。6月18日，一阵鞭炮声中，黑字白底的牌匾挂在了栎阳街一家民居的大门边，栎阳区卫生所正式宣告成立。
一个新政权的建立，总能焕发人们劳动和创造的热情。纵观中国历史，每个新朝代在建立之初的若干年里，生产力都会得到程度不同的恢复、解放和发展，汉朝、唐朝是这样，明朝、清朝也是这样。这当然和人们的劳动、创造的热情分不开。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是蒸蒸日上的中国，是人们的劳动热情特别饱满、奉献精神分外高涨的中国。如今，你要和七八十岁的人谈那个年代，他们会感慨万端地说：“唉呀，那个时候啊，人的思想好啊，干劲大呀！”
栎阳卫生所在创办的时候，国家投资了二百块钱。这点钱当然是不够的，怎么办呢？捐呀。父亲和尹伯、李叔三人都把自己的药品、医疗器械、自行车和能用的家具捐了出来。摊子撑起来了，尹伯是党员，出任所长，管全盘，兼外科；父亲任副所长，管业务，兼内、儿科；李叔管防疫卫生，兼内、外科。同时，还聘用了调剂员、接生员、护理员等。成立初期，每个员工每月只发十二块钱的生活费，其余收入都用在了卫生所的发展上。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没有雇炊事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大家铆着一股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团结奋进”，业务发展得很快，可以说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给大家可以发工资了，炊事员也雇来了。初建时是租人家的房子，1953年春天，盖起了六间厦房，所用钱款都是大家挣来的。年底总结，大家觉得地方还是太小，要发展还得找大些的地方。于是向区委汇报，请求支持。区委便决定将栎阳镇北门内路东，原关帝庙的底摊地拨给医院开发利用。父亲他们便利用休息时间捡砖瓦，平地面，于1955年秋天扎围墙，建起一溜七间的门诊部，和五间宿舍。卫生所随后便搬了过去。因位于镇街北头，当地群众便称其为“北头医院”。
父亲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和精神面貌，从栎阳镇高巷村乡贤田焕新写的《毕生献给卫生事业的人民医生——我所认识的庞济民大夫》一文中可见一斑。田先生写道：“1952年我十四岁，在徐杨中学上初一。约在五六月份，一天中午，全校师生步行到东南方向三里远的胡家村，听有关卫生知识的讲话。那天来的农民群众很多。只见村中间有一个二十多岁个子不太高的男青年，身上斜背着一个黄背包，站在一个大碌碡上给大家讲卫生知识。由于天气比较热，头上帽子稍向后戴着，衣袖挽到了胳膊拐弯处，左手插在腰间，右手随着话语比划着。他精神焕发，满面春风，声音洪亮，话语通俗朴素，近千名群众和学生都被他那生动流利和富有色彩的讲话吸引住了。近两个钟头的讲话，除了不时地引起一阵笑声外，全场静寂无声。讲话一毕，掌声四起，久久不停。这次讲话情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十分敬佩那位讲话青年的飒爽英姿、奕奕神采。直到1954年我初中毕业体检时，才知道这位曾经轰动胡家村的年轻医生名叫庞济民，那时他已是栎阳医院的负责人了……”
1955年到1958年，父亲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正是朝气蓬勃的好时光。这期间的几件事情，对父亲影响深远。一是1955年1月13日，他在铁锤加镰刀的旗帜下庄严地举起右拳，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宣誓要为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父亲是解放后，临潼县卫生界的第一个新党员。二是1956年春天，在全县医疗卫生系统的评比中，栎阳卫生所位列第一；同时，父亲被评为赴陕西省先进卫生工作者会议代表；8月份到省城西安开会十八天，受到了省长赵寿山的接见，带回来一个奖证、一枚奖章，和一个印着字的大搪瓷茶缸。三是1958年春天，卫生所晋升为临潼县栎阳地段医院，成为当时全县三个县属医院之一，父亲出任院长，兼任文卫支部书记。同年10月，奉命赴北京参加“全国医药技术交流大会”。期间，观看了雄伟的天安门、故宫、长城，和落成不久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时正值最后一批抗美援朝人员回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父亲他们看到了乘车而过的郭沫若、杨勇等人。车队过后，炮皮落了厚厚一层。

父亲参加陕西省先进卫生工作者会议获得的奖杯。

父亲参加陕西省先进卫生工作者会议获得的奖章和纪念章。

这几件事情，换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觉得不会有什么了不起，但对父亲来说，却是珍贵的，因为这是他人生事业的高点和亮点。尤其是当选省级先进卫生工作者代表，对父亲而言，简直是莫大的荣誉。如果说他给1953年9月出生的大女儿，我的姐姐，取名“先锋”，反映了他当时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一种精神状态的话，那么，给他的1956年11月出生的大儿子，也就是我本人，取名“先进”，就直接与他当选这个先进代表有关了，其中当然包含着纪念的成分。步入老年以后，父亲对这个荣誉尤为看重，照相时郑重地戴上那枚奖章（在他去世后，我们把这张照片作为他的遗像）；让我到省档案馆查取当年开会的资料、复印当年省报对那次会议的报导；2002年1月，在为母亲撰写碑文时，父亲特意注明“一九五六年陕西省先进卫生工作者代表庞济民撰”。

[本文系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秦人家事》（西安出版社2011年版）中的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