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用过的《学生字典》

父亲用过的《辞源》

20世纪30、40年代，一场战争硝烟未散，另一场战争炮声又起，中国老百姓支应浩繁，付出多多，生活水平不可能提高。广大农村的医疗条件更是难得改善，依然是缺医少药的状态，有病瞧不起医生，小病延误成大病，大病只等着去死的情形司空见惯。群众的病苦，使父亲认识到了做一名好医生的重要性。再想到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庞家的许多亲人，还有自己几次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骨瘦如柴的体验，使父亲下定了“不做良相做良医”的决心。于是，他想再给自己起一个大名，起什么名好呢？想了几天，“济民”两个字浮出脑海，对，就叫济民，字硕德。——救死扶伤，济世医民，建立大大的“功德”。
——题记

1929年，即中华民国十八年，农历己巳蛇年。这一年，陕西关中大旱，泾、渭、灞、浐诸水，皆干涸断流，小麦枯死，玉米无收，粮价暴涨，乡民以树皮草根为食。入冬后，天降大雪，积一尺多厚，数月不消，天气奇冷，竹木多被冻死。之后两年，亦是有种无收。官府乡绅虽有赈灾之举，乡野路边仍多见饿殍，使野狼野狗们吃红了眼睛。当时流传有这样的民谣：“火龙进长安，人民死个千千万。”“三年六料没收成，遍地干土成黄风。”“旱灾虫灾虎痢拉，死人伤畜没办法。人肉包子街上卖，掏钱太多吃指甲。”——“虎痢拉”指的是急性传染病霍乱；“吃指甲”是说相传西安城里出现了卖人肉包子的，有人吃出了人的指甲。
在这“遭年馑”的岁月，蓝田县西寨村谦受堂庞应理的大儿子降生了。这是庞家的长子长孙，全家人自然高兴。“给娃取个啥名字呢？”庞应理问他的父亲、庞家的老当家人庞秉钧。庞秉钧想了想，说：“生于大旱之年，就叫旱娃吧。这‘旱’又与‘翰’同音，学名可叫书翰。”翰的本义是羽毛，后来借指毛笔、文字、书信等；唐代以后，皇帝把他的文学侍从官称作翰林。以此字为名，反映了谦受堂的主人们对这个孩子所寄予的希望。
关于旱娃的得名，父亲后来还有一个说法：父亲的生母病逝后葬在一个叫“旱凹”的地方（凹，关中人读wa，和娃同音）。此地塌陷成凹，却干燥无水，长长的一溜，像一道旱渠，乡人称之为“凹旱龙”。父亲的生母便长眠在凹旱龙的腹部，且“头枕横岭，足向灞水”。父亲说他小的时候，常到旱凹去上坟。因此，叫旱娃，也有纪念生母的意思。
父亲到底生于1929年的哪月哪天？没有准确说法。祖母早早过世，祖父庞应理没有记准，大爷庞应功也说不准。是不是灾难之年，人们都苦巴巴地度着日月，顾不得记这些了呢？据我了解，父亲一代，以及祖父一代，好多人都是只能说出生于哪一年，而不能说准是哪一月哪一日。那么，总得有个日子呀。年轻时，父亲在填各种表格时，写的多是1929年12月22日，即农历己巳年十一月二十二（冬至）日。上了年纪之后，子女亲友们要为父亲过生日，父亲就把自己的生日说到农历二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父亲属蛇，蛇为小龙，父亲以二月二为生日，也是图个吉祥吧。后来，父亲又放弃了二月二，因为庞应功老人曾说，父亲降生之后，是他冒着大雪，跑东奔西地为父亲寻找奶妈。那么，这个日子大概不会在属于早春的二月初二，而在雪花飞舞的冬天。冬天的哪一天呢？父亲几经斟酌，选定为阳历的12月26日。年龄长些的读者看到这个日子会说：怎么这么眼熟呀？这不是毛泽东的生日吗？是的，是毛泽东的生日。父亲以此日为生日，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也说明一个叫做“政治”的东西，对父亲的影响有多么深。
在父亲的记忆中，他是当过几年小少爷的。穿过阔气的衣服，戴过金镯银锁，以财东家子弟的身份，神气地出现在那些穷家娃娃们面前。
到了上学的年龄，庞家已经败落，但还能供得起他读书。先是由大伯庞应功教他识字，接着在蓝田县西关小学上初小，因这个学校是由父亲的曾祖父庞士彦捐献创办的，父亲便受到了特殊的待遇：他和其他三个有背景的同学被另外安置在一间教室，老师教得也特别的精心些。到了三四年级，西寨村在关帝庙办学，父亲便转了回来。这个时期，有一位叫侯启哲的老师，喜欢父亲的聪明好学，对他特别关照，使父亲终生不忘。各门功课中，父亲尤爱学语文，大字是全班的上游。父亲有一套上下册两本的《学生字典》，是上辈人用过的，1915年竖排版，父亲带在身边，使用了一生。侯老师教父亲识部首，查自己的姓名，说：“汉字卓越真灿烂，中华儿女记心间”，“字典上有什么字，世上就有什么事”。侯老师还教他们唱抗日歌曲，背《总理遗嘱》，说各人的智力不同，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能人。不过总体上还是下苦人多，那些当官的、有钱的，是靠下苦人养活的。你们长大了，心里要有下苦人，不要忘了他们。侯老师的这些话，父亲记了一辈子。
接下来的高小，父亲曾用“贫病交加”来形容。那是1943年的秋天，父亲先患痢疾，后患伤寒，病得身瘦如柴，疲困不堪。有一天，上课时，竟头一栽，昏倒在课桌下。多亏老师王良栋又是掐人中，又是喂开水，急救一番，才苏醒过来。王老师当即停了课，扶送父亲回家，并劝父亲暂且休学，在家把病养好再说。父亲说，我停学了，毕不了业咋办？王老师让父亲放心，说你学习好，有毕业证。过了些日子，王老师到家来看父亲，把毕业证郑重地放在父亲手中。——1945年8月，日本投降，父亲到西安为医院购药，在东大街上巧遇王良栋老师。王老师正带着一队学生，手执着小旗，呼着口号，兴高采烈地游行。师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相见，真是又惊又喜，分外亲切。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各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庸》。”这首出自清人的带着嘲笑意味的诗，讲出了当时村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父亲上学的时候，已进入民国时期，课本内容当有新的东西加入，如《算术》、《历史》、《地理》等等。但是，包括《百家姓》、《千字文》、《七言杂字》、《神童诗》、《鉴略》、《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在内的蒙学读物，还是最初的基本的课程。
不能小看这些读物。它们至少有两个作用：文化入门和道德启蒙。我的父亲就是通过这些读物，开始认识方块汉字，学习生活知识，了解身外世界的；也是通过这些读物，开始接受儒家伦理思想，和一些世俗智慧的。人在少年时期学到的东西，往往一辈子忘不了，如果幼儿时扎到了脑子里，一生会受其影响。父亲后来的许许多多，如对毛泽东等人的忠，对父亲母亲的孝，对贫苦群众的慈心善行，等等，如果寻找根源的话，都能找到这些蒙学读物里去。
这些读物，我小时候是一点都读不到的，“社教”、“文革”时期的小学课本，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等为主要内容。《千字文》、《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我还是从大学门出来，参加工作后才通读的。所以，和父亲做比较，忠君思想在他，很重，可以说伴随终生；对我，几乎没有多大影响（或可言，开始有点影响，后来，一点影响都没了）。我和父亲在意识形态上存在诸多分歧，这是其中之一。在我看来，对那些登到权力顶峰的人物，首先是还他们人的面目，然后视其所作所为，选择自己的态度。造福天下者，我们尊重他、支持他；残害百姓者，我们批评他、反对他。一味的忠，对己对人对国家对民族，都是有害的。
那天我和小叔从灞河滩归来，从村巷里穿过，来到了西寨村小学。进了大门，对面一道红砖砌的花墙，开一孔圆门。门里是一排两层楼教室，门外一片不大不小的操场。正逢课间休息，校园里叽叽喳喳的，似有一群快乐的鸟儿在林子里欢聚。操场边，柳树下，一位女教师坐在那儿讲着什么，周围围了一圈学生。我们就在升旗的台子上坐下，和一位抱着孙子转悠的老年妇女攀谈起来。
“这里原来是关帝庙，庙里供着四五个大神，有关老爷，有观音菩萨，像都大得很！”妇女说，“庙前有空地，过去村里耍狮子、演皮影、听说书、唱小戏，就常在这里。台子上唱戏，台子下卖吃喝，热闹得很哩。可惜文化革命中把庙给拆了。拆庙时，有一条胳膊粗的白蛇爬了出来，有人喊‘把这蛇砸死去’，有老人说，‘不敢砸，那是神变化的，保佑着咱村哩’，年轻人不听，你一砖我一镢地把蛇给砸死了。后来，没过几年，那几个胡折腾的人都早早地得恶病死了，你说神不神？”……
这个关帝庙，是庞家主持修建的。父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他五岁的时候，曾被他的祖父带到庙里进香，看到高大的红脸关公，和两旁站着的黑脸周仓、关平，感到害怕，脑子受到了刺激，一段时间里老睡不安稳，做噩梦。逢大旱，村中敬神、抬马角祈雨，下雨后谢神演戏，都在关帝庙举行。因庞家的当家人是村中的尊长，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些活动的负责人。一是经管，不要出什么乱子；二是招待，管那些唱戏的，演皮影的，大约一二十个人吧，吃，住，还有酬劳。吃的好，如过年一般，父亲放学回家，跟上一块吃，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唠了一阵子，铃响了，放学的时间到了。娃娃们背着书包，排着队，唱着歌儿走出圆门，走过操场，走向校外。望着这些穿着时兴服装、一脸喜幸气的娃娃们，我想象着父亲当年在这儿上学时的情景。那时候，兵荒马乱、衣食多忧的岁月，学生不会有这么多，穿戴不会有这样齐整鲜艳，一个个的脸上，也不会有这样的喜幸气。那时候，庙是没有拆的，也就是说，父亲是在关公、观音菩萨等神灵的陪伴下，高声学念“人之初，性本善”的。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推想，即，将村学办在神庙里，或言利用神庙的房屋办学，在那个年代不会是西寨村一处，全国各地会有许多处的。这样的现象很具象征意义：学的是儒家伦理，伴以佛家的菩萨、道家的神仙，间或再看些以宣扬忠孝节义为内容的戏剧，传统社会要给一个新成员灌输的主要的东西，就基本上都有了。

上学读书之外，出门走亲戚，也是给少年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庞家数代兴盛，亲戚自然不会少，而且，那年月特别讲究门当户对，所以这些亲戚也多是富裕之家。曾祖父庞秉钧有五个姐妹，是为父亲的五位姑婆。五位姑婆嫁到了五个地方：林家河、杨家崖子、楼家坡、党家山、兀家崖子，均在蓝田县境内，都离西寨村不远。于是，每逢春节，父亲的大伯庞应功就引着少年父亲，提着礼品，一家一家地去拜年。在父亲的记忆里，五家姑婆都有厅房大屋，姑父爷也都是文化人。林家河的姑父爷是蓝田县的绅士，其子做过县教育局的局长；兀家崖子的姑父爷秀才出身，是一位名中医，儿子在国民党部队里做处长，家中除大房外，还有一个花园……
祖父庞应理有五个姐，两个堂姐前边讲过，还未出嫁就患痨症夭亡，其余三个，是为父亲的三个姑母。据父亲的回忆，其大姑母既聪明又憨厚，幼小时患天花，侥幸躲过了死神的光顾。第一个丈夫身患重病，婆家买通媒人，瞒着庞家，迎娶时用公鸡迎轿，所谓“冲喜”。似乎用新婚之喜这么一“冲”，新郎的病情就会好转。事实是并未好转，成亲不久，这个新郎便一命归天。于是另嫁，第二个丈夫有一技之长，是做糕点、酱菜的把式，后来率全家迁居于三原县大程镇。生子王德昌，是为父亲的表哥，少时上学居庞家多年，和父亲一块读书玩耍，两人感情深厚，是父亲后来事业的引荐者。解放后当选生产队干部，口碑很好，五十多岁时患心脏病去世。大姑母身体好，活到九十三岁，病逝后父亲赶去吊唁，参与送埋直到老人入土。
父亲的二姑母也是一个聪俊之人，十六七岁成亲，婆家比较富裕，丈夫也是经商的，五十多岁去世。大儿子有出息，大学毕业，退休前是某热电厂的总工程师。这位二姑母年老时住在西安小女家中，记得我和父亲曾去看望过一次，时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大学读书。老人家当时年龄已很大了，头上顶一个黑帕儿，坐在大床的一角，耳朵背了，说话糊里糊涂，父亲说是老傻了。西安小女、女婿，及孙子辈，对老人很孝顺，照顾得很周到，使老人家终以九十三岁告老，落葬蓝田县杨坡头。
父亲的三姑母命运多舛。结婚没几天，丈夫就参加了红军，从此杳无音讯。父亲分析已经“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为党的事业捐躯了”。可这位三姑母并不知道啊，她常居娘家，望眼欲穿地等啊等，希望能等到丈夫的消息，一直等到三十多岁，依然毫无音讯。于是，在家人的反复鼓励下改嫁。这一位丈夫家居白鹿原龙渠寨，家道不错，前妻病逝，她过门后即接管家事。她自己未生养，精心地养教先房子女，供其读书，直到大学毕业。父亲少时常去其家。有一回父亲去时，刚好遇到其家中一头很壮大的黄牛病死，眼见着剥牛者从牛肚子里取出一疙瘩牛黄，放在秤上一称，重达四两，人们为之惊奇。三姑母对父亲怜爱备至，1951年父亲结婚时，她专程赶到三原参加婚礼。社教运动中，三姑母家被补定为地主，家产被分光，经常挨批斗，日子陷入穷困，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病故，享年七十多岁。
三个姑母之外，父亲和他的奶妈韩氏感情也很深。韩氏是蓝田白鹿原白村人，父亲出生后不久就来到了庞家。她身高体壮，慈善和蔼，奶养父亲到三岁多才离开。韩氏家贫，生一男孩，时年三岁；生一女，养不起，送了人。她是带着男孩来的，父亲便叫那男孩为奶哥。庞家每月付她三块银元。1975年，父亲的这位奶哥因生活困难来找他的奶弟，父亲招待他吃了饭，给了些钱，并给他买了二百五十斤玉米。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晚上，我到作家陈忠实的办公室里去，见他桌上有笔墨，就请他给父亲写一幅字。老陈铺纸，膏墨，提笔，略加思忖，就写下了“注目南原觅白鹿”几个字。我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很高兴，扳着指头说：“陈忠实写白鹿原，其实，咱家和白鹿原也有关系哩。我的大姑、小姑、舅家、姐家、外甥家，还有奶妈韩氏家，都在白鹿原。”

陈忠实先生书赠父亲的条幅

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曾和一位美籍教师聊天。当我问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什么区别时，他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你们中国人比较紧密，亲戚间常来常往；我们美国人比较松散，孩子长到十八岁就不要父母管了，自由了，亲戚间也是各过各的生活，不太来往。”他说的是实情。这实情的背后，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中国人传承儒家思想两千多年，讲宗亲，重人伦，所赖以生存的强大有序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就是以血缘为纽带、为根基的。这样的社会是皇权统治的基础，因为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从这个角度说，父亲，以及父亲一代人对专制思想、专制制度的认可，除接受的方方面面的教育起了作用外，包括走亲戚在内的民风民俗，也是起了作用的，可谓潜移默化。
走亲戚当然是必要的，在通讯不发达的社会，它既是一种感情的交流，也是一种知识的交流、信息的交流。亲戚间免不了要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因而它也是一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相结合的交流。当然，亲戚之“亲”，也是相对而言。父亲在世时就常感叹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生分了。”这的确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亲戚关系的浓度和文明进展的程度是一种反比例关系。一茬人一茬亲戚，一茬人消失了，亲戚关系也就逐渐淡化了。

树大招风，屯高来鼠。庞家“谦受堂”院子宽敞，大房多，还有马房、药铺、花园等，就一次又一次地被扛枪吃粮的驻军相中。曾祖父《训嘱》中言“家中驻军马二营一年三月”，逼使庞家支应大量粮草之事，发生在1926年到1927年，父亲还未出生，情况只能从长辈的口述中得知。20世纪30年代，庞家又驻了几次军队。这个时期正是父亲的少年时期，所以记忆犹新。
那是1936年，父亲七岁。这年春天，国民党蓝田县保安团三营营长伊景锡，住进了庞家的西厦房。伊是三原县人，言行举止倒也谦和有礼，父亲称其为“营长伯”。伊营长带的炊事员是一个河南人，祖父称其为老李，父亲叫他李叔。老李住庞家上房楼上，每天起早睡晚，为伊营长烧茶烫脚，买米买菜，操持一日三餐。老李害有胃病，犯病的时候常常捂着肚子，额头上便渗出冷汗来。祖父对他很关心，觅得一个民间偏方为他治好了病痛，两人遂成要好的朋友，经常坐在二门外喝茶聊天。伊营长住了两个多月就搬走了。到了40年代中后期，父亲到三原县学医，才知伊营长是其老师伊景钧的堂哥。而这时的伊营长已脱下了军装，成了一个富有的农民，住在距县城不远的起驾村。父亲多次碰到，仍叫他营长伯。炊事员老李也回到了西安民乐园，在一家饭馆里做厨师。父亲到西安几次，曾在他家吃住，受到热情招待，李家的绿豆面给父亲留下深的印象。50年代后，城市变迁，失掉联系，父亲常怀感念之情。
1937年到1940年，父亲由八岁长到十一岁。这四年间，庞家又驻过三次军队，都是“国”字号的。几个打前站的官儿先来看了一下，提出将连部设在厅房里，祖父惹不起，只好忍气吞声地将厅房从中间隔开来，一半给人家用，走前门，自家用另一半，走后门。军人中的连长、排长都是军校毕业的学生，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军训，训练那些招募来的新兵——多半是从各地拉来的壮丁。国民党军队的军饷不足，军训搞得很艰苦，食粮不够吃，做得既简单又粗糙，新兵们常饿肚子。据二婆回忆，家里蒸了一笼馍，在院子里晾着，出门灌了瓶醋，回来就光光的了，让那些当兵的偷吃了——偷吃就偷吃了，庞家人也不敢说什么。还有庞家存放在楼房上的桌椅板凳——过事时用，平时不用，也被那些当兵的破了，当柴火烧了。
驻军期间，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让少年父亲开了眼界，也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残酷有了认识。父亲还能记起当时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国军乱套，不务正道。拉丁抢牛，麻绳一套。白天睡觉，晚上胡闹。偷鸡摸狗，无所不要。苦害人民，怨声载道。”——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参加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的重要因素。
咱家的门房是三间宽，两层楼，楼上住了两个排，大约六十个人。父亲给我描述道，这些当兵的都不安心，想着法儿逃跑。有天晚上，他们在墙壁上掏了个洞，将绑腿布结连起来，半夜三更的时候，一个接一个地朝下放人，一晚上，跑了二十多个人。连长排长们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刚好上级要来检查，于是就动员西寨村农民穿上军装，点名时站到队列里，代替那些逃兵喊到。你爷就做过这事情。他个子高，有点文化，又是房东，就让他顶副班长的缺。顶一回可得二至三块钱的报酬。这叫“吃空名字”，空名字下的粮呀饷呀，就叫狼狈为奸的连排长们贪污了。
你问为啥只跑了二十多个人，那三十几个怎么不跑呢？当兵的有的胆大，有的胆小。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逃跑不成，被抓了回来，不死也得脱层皮。他们惩罚逃兵的办法有好几种。一种是狠打屁股：把逃兵拉过来，背朝天摁到地上，两个新兵压住胳膊，再两个新兵按住腿，然后一连人，大约九十多个吧，每人狠劲打三杆子，轮流着来。打得那逃兵妈呀娘呀爷呀地乱叫，一会儿叫皮开肉绽，血流染地了。一直打到不叫唤了，快死的时候了，才放手。被打的新兵几个月缓不过来，有一个没几天就伤口感染，死了。
毒打之外，还有一个办法是吊：用麻绳绑住脚，头朝下，抽起来，吊到咱家门口在大槐树上。要吊三天三夜，不给吃不给喝。冬天寒风刮，夏天蚊子叮，三天三夜下来，人就七死八活了。所以，一挨绳子，那逃兵就求爷爷喊奶奶地告饶，抽到半空中，还不停地喊叫，那凄惨的声音在村巷里回荡，听得我晚上做噩梦，几回惊醒。有一次，抓回来一个逃兵，既没有狠打，也没有吊起来，你爷还说这回当官的发慈悲了。话未落地，院子里就传来杀猪般的叫声。我赶快跑出去看，见那个逃兵捂着半边脸，哭叫着，血顺着手往下流，地上呢，撇了一只血糊糊的耳朵。原来，这个逃兵，领受的是被割掉一只耳朵的惩罚。
说到当官的整治当兵的，我又想起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来。新兵训练，常常拉到野地里进行，他们叫“打野外”。野外就是灞河滩地了，种的有庄稼，还有菜。有一回，一个新兵饿得撑不住，见菜地里种的有萝卜，就偷偷地拔了一根，吃了。刚好被出来检查的长官发现了。这个长官便让人拔了一笼萝卜，然后把参加训练的新兵都集合起来，强迫着那个偷吃者当着众人的面，吃萝卜。吃完一个，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再吃一个……那个兵连着吃了七八个，撑得上气不接下气，长官还命令他再吃，不吃就让人掰开嘴朝里硬塞。这个兵好痛苦啊，跪在那里不断地求饶，直到嗵一声倒在地上翻开了白眼，那个长官才放手，说：“看你还偷吃不偷吃，再偷吃就憋死你！”
连长请客的事也很有趣。一天，一个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人来看望连长，连长给人说这是他的媳妇，将其安排在咱家东邻的厦子房里住。住了两天，邻家的孩子们就发现了问题：大白天，那几个排长竟轮流进那间厦子房，一进去，那女的就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排长们出来时，也都衣帽不整，脸上怪模怪样的。邻家的孩子说，他们在房子里鸡踏蛋哩。多年后，我和你大爷说起这件事，你大爷说那是连长施的手段，用这个法儿就把那几个排长拉拢了。你爷的看法不同，他说那连长是收钱的，利用自己婆娘，发一笔财。此事我一直觉得奇怪：你说那女的不是连长媳妇吧，他们出出进进，言行举止，都是两口子的样儿；你说那女的是连长媳妇吧，连长又让她干那种事情，而她自己也愿意干那种事情。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1944年，春天，西安火车站。
一个十五岁的瘦弱少年，在庑顶翘檐、古色古香的候车室里转了半天，几次瞭望售票窗口，几次下意识地摸摸衣衫上的口袋，口袋里空空如也。他无奈地从候车室里出来，顺着一条路向东走，走到一个过路口，朝西一望，站台就在那边：天无绝人之路，走过去不就是站台了吗？会不会有人拦阻呢？已经有人在向那边走了，咱也试试吧。几分侥幸，几分胆怯，少年左顾右盼地走近了站台。隔着两道铁轨，一列火车停在那里。他看清楚了，绿色车厢上有“西安——三原”的白字。他看了看四周，好像没有人注意他，就大着胆子，下了站台，越过铁轨，走向那列火车。
已经检票了，进站的旅客络绎地走向车厢口。少年看清楚了，列车员在验票，验一个，上一个。怎么办呢？咱没票啊。少年望了望车顶，心一动：咱爬到车顶上去！说爬就爬，他瞅着无人注意，快快地钻过车底，到了另一边。然后从两个车厢的衔接处，抓住车楞朝上爬。还好，对经常爬树的少年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三下五除二，他就爬上去了，粘了一手黑灰。唉呀，车顶上光溜溜的，怎么呆呀？哎，有道脊梁，宽窄刚好能躺一个人。于是，少年，就像一只老鼠一样爬上去，然后翻过身，紧贴车脊梁，平平地躺下来。
“哐啷”一声，列车启动了，紧接着是一声长鸣。在启动的刹那间，少年心里一阵紧张：该不会把咱晃下去吧？但很快就放松了，他发现这火车虽然颠颠簸簸，一晃一晃，但晃得有规律，比在乡间坐马车还要平稳些。列车在加速，风从头顶吹过，嗖嗖的凉。这是一个好天气，阳光灿烂。路边的大叶杨哗啦啦地响，一绺花絮落在他的脸上，轻微地痒了一下，不待他抬手取，就被风忽一下吹跑了。望着蓝悠悠的天空，和飘浮着的一朵朵棉花包似的白云，少年憧憬起自己的未来——
这个偷爬火车的少年，就是我的父亲。
说来这已不算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了。此行之前，1943年冬，父亲因病休学在家已近三月。他的在陕西西府做生意的小舅回到蓝田，到西寨村来走亲戚，看到父亲的情况，心生怜惜，提出他可以带父亲到西府去，一边养病，一边学做生意。祖父想了想，就同意了。于是，十四岁的父亲就随着小舅到了凤翔县。小舅在凤翔开了一个京货铺子，父亲学着卖货、记账，生活比在家好些，身体状况也有了好转。然而，两个多月后，小舅的一笔生意做砸了，以至于不得不将铺面盘给别人。于是，外甥只好跟着小舅返回蓝田老家。
这时候，王良栋老师来家，鼓励父亲继续读书，说是凭着你的聪明和勤奋，这书是能念成的。父亲和祖父商量，祖父面有难色，半天无语。父亲便道：“这学不上也行，我出去找个事做。”祖父点头说行。父亲做这样的决定实属无奈，因为他知道家中的日子已经很窘迫了，再也供不起他了。父亲的继母，即我的继祖母嫁进庞家之后，连续生了几个儿女，家中本来就灾祸不断，现又添丁加口，加上苛捐杂税，祖父吸大烟，生活越发的每况愈下，风雨飘摇了。我的二婆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门板都拆得卖了，冬天里挂个草帘帘子。”“忙里打下粮食，支住碌碡就没啥吃了。”“过年时，你爷不敢在家呆，害怕要账的来。”
那么，去哪里寻事做呢？祖父说：“先到西安吧，能找到事则好，找不到就北上，奔红军去。你姨父、姑父都当了红军，你去了，说不定还能见到他们呢。”于是，就带了点盘缠，背一个褡裢，搭上一辆运粮的马车，父子俩来到了省城西安。他们落脚在西大街一个亲戚家中。祖父在带着父亲看了钟楼，又看了鼓楼之后，把几块钱留给父亲做路费，就回家了。父亲在亲戚家住了半个多月，又在民乐园李叔家住了三四天。费用很快就花光了，却既没有找到什么事做，也没有找着北上的门路。当时，日本飞机轰炸西安，警报时时响起。时局不稳，人心不安，商业萧条，经济状况不好，到处都不用人。怎么办？父亲想到了家住三原县大程镇的表哥王德昌。这位表哥做生意多年，想必交往广一些，门路多一些。
于是，便有了爬火车的一幕。
一路顺风。当火车在大程车站停稳之后，父亲从车厢的衔接处跳了下来。车站很简陋，没有围墙，两间房子而已，所以下车人也都用不着检票，直接顺铁路走了。当脚面挨着地面的时候，父亲偷偷地笑了，他为自己的平安到达而庆幸。他是跳跳蹦蹦地奔向大程镇西头表哥家的。表哥一家老小热情地欢迎他，大姑亲自下厨，为她的大侄儿做了一顿热腾腾、香喷喷的葱花拌粘面，吃得父亲额头冒汗。表哥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坐火车来的，没有说是爬火车来的。几十年后，父亲回忆他平生第一次乘火车的情形，用了“胆大不知羞”、“昧着良心没买票”等话，其实，这算什么呢？不是没钱嘛，有钱还值得冒这份险吗？“现在想来，那真够危险的，”父亲说，“如果滚下来，肯定粉身碎骨了。”——说来惭愧，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读大学期间，因囊中羞涩，也和一位铁路员工的子弟，采用逃票的方式，逛过南方几个省呢。不过我们没有爬车顶，而是坐在车厢里。一路上虽也胆颤心惊，怕遭遇查票时过不了关，然而幸运，几次查票，都是查到我们前边就不再查了。
吃完饭，父亲把他的打算告诉了表哥王德昌。“先学医，再北上。”表哥想了想，说，“技不压人，有了本事，走遍天下有饭吃。”作家柳青说过：“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有些岔道口，你走错了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话当然是至真之言。不过还可以加上这么几句，做为补充：“走到人生的关键处，就看你遇到什么人了。遇到的人不同，你的人生道路也就会不同。”我的父亲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一个有远见、交往广的好人——他的表哥王德昌。正是王德昌的一个点子，几句话，决定了父亲一生学医、从医的命运。
王德昌让父亲学医，心里是有点底的。他的一个在三原县卫生院当医生的朋友告诉他，院长伊景均有和三原县农民协会合作，招一个学生班，为农民培养一批医生的打算，并让他物色和推荐合适的人选。于是，表哥带着表弟去见那位朋友，那位朋友又带着他们去见伊院长。伊院长见父亲虽然身板瘦弱些，眼睛却大大的，挺有神，模样也端正、憨厚，就问了问父亲叫什么名字，家里几口人，上过几年学，愿意不愿意学医之类的话，收下了这个学生。
在父亲的生命历程中，这是新揭开的一页。不说别的，首先是吃饭问题解决了——历经灾难年月，人们对饿肚子的体验可说是太深刻不过了，父亲也不例外。父亲和他的十五个同学，都属工读性质，由三原县农会提供资助，每月供给一百斤粮食，五十斤自己吃用、交学费，五十斤供家人用。父亲的老师伊景均先生，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部，取得了医学士学位，主看内科、儿科、妇科，外科也看，医术精湛，处事开明，对父亲也很关爱。不过，父亲在初当学徒的一年多时间里，并未正儿八经地学医，而是做挂号员，兼管灶务，担水磨面，帮灶做饭。干了一年多之后，才逐步接触化验、护理、药剂、防疫等工作。这些事情，父亲都以勤恳、认真的态度，一件是一件地努力去干，干出了成绩，也干出了信誉，赢得了老师的夸赞和器重，伊院长指命他为学生班的班长。
如果说父亲初进医院时，对做医生还有些懵懂的话，这会儿就变得自觉了。这种自觉很大成分上是逐目所见的劳苦群众的病痛状况，和自身的患病体验促使的。20世纪30、40年代，一场战争硝烟未散，另一场战争炮声又起，中国老百姓支应浩繁，付出多多，生活水平不可能提高。广大农村的医疗条件更是难得改善，依然是缺医少药的状态，有病瞧不起医生，小病延误成大病，大病只等着去死的情形司空见惯。群众的病苦，使父亲认识到了做一名好医生的重要性。再想到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庞家的许多亲人，还有自己几次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骨瘦如柴的体验，使父亲下定了“不做良相做良医”的决心。于是，他想再给自己起一个大名，起什么名好呢？想了几天，“济民”两个字浮出脑海，对，就叫济民，字硕德。——救死扶伤，济世医民，建立大大的“功德”。父亲把他起新名的事告诉老师，伊先生拍拍他的肩膀，连说好啊好啊。
有决心就有行动。父亲珍惜每一次随老师看病的机会，锥缝一个小本子带在身上，一有心得马上记下来。平时总是尽快干完杂活，尽量抽出时间多读医书。那年月电不正常，父亲就用墨水瓶自制一个小油灯，常常是其他同学都入睡了，他还就着小油灯看书，看得第二天早起，两个鼻孔都是黑的。药品名称中有英文、俄文、拉丁文，别的同学见了害头疼，父亲却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攻了下来。他不但学习刻苦，还勇于实践，常常主动地给人看病。父亲的用功，在三原县卫生院有目共睹，一位看大门的老者就眯觑着眼睛，几次对父亲的同学说：“我看人不会错，你们庞兄有希望，胆子大，心眼多，将来能出脱个好医生。”这位同学也很有趣，见了父亲就叫“庞兄有望”。叫得父亲莫名其妙，后来那位老者将此话说到了父亲跟前，父亲才恍然大悟。2002年11月，我回夏任村，和一位长者谈及父亲当年学医的情况，长者说：“当年，咱村三个人跟着伊先生学医，就你父亲一个人学成了，那两个都学了个半竿。”

[本文系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秦人家事》（西安出版社2011年版）中的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