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对父亲在《天志》上的痴迷，我想到了精神生活对人的重要性、必需性。人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精神有突围的趋向，总是在寻找出路——涡漩的目的还是奔流啊。父亲以他的方式进行突围、寻找，尽管有些杂乱、有些荒诞、有些自以为是。然而，作为儿子的我，以及生活在天地间的人们，何尝不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寻找、在突围呢？
——题记

父亲与有《天志》图案的茶几。摄于1999年春天，母亲去世之后。

父亲在《中华天然志》复印件上做的标注

1998年11月的一天，蓝田县华胥镇一个叫杨西峰的人，上门推销茶几，是镶大理石面的那种。母亲和姐姐商量，以每个一百二十五元的价格，购进了三十个。这些茶几，不太好销，卖了近一个月，出手了若干个，勉强能收回本钱。姐姐的意思是不要再进了，母亲却觉得快过年了，茶几的销路可能会好些。于是，1999年元月6日，母亲不听家人劝阻，执意给货主杨西峰打电话，让再送十五个来。第二天下午，一辆小货车停到门口，从车厢里抬下十八个茶几来——多送了三个。
十八个茶几，十八个不同的大理石镶面。其中一个，长约一百三十公分，宽五十公分，淡红的底色上，起着黑白交错的复杂的花纹，比较独特，父母亲发现后，感觉奇异，就收藏在住室里，不再摆卖。
从此，父亲开始了他的异乎寻常的发现。
他最先看到的，是一对头喙清楚、张着翅膀的喜鹊。父亲一生喜爱喜鹊，这不仅因为喜鹊能捕食害虫、能“报喜”给人间，更因为医祖的名字叫扁鹊——“喜鹊就是扁鹊”。父亲一生崇敬扁鹊，认为自己是扁鹊的九十九代传人。这是父亲首次将他在茶几面上看到的“动物形象”，和历史名人联系起来。接着，父亲又在喜鹊的下方，发现了一只收翅欲落的雄鹰；在另一处，发现了生有三叉独角的麒麟。春节期间，父亲让家人将茶几搬到院中亮处，仔细观察，相继发现了十二生肖。这些发现，令父亲高兴异常，认为这是一块天然形成的“宝石”，是上天赐予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天书》、《天志》。
春节过后不久，母亲就突然病故了。母亲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深切的悲痛、无尽的怀念，导致父亲将精力集中到了《天志》上。他认为，大理石茶几是夫人姚氏执意购进的，姚氏完成了上天赋予的收藏任务，离开了，入土为安了，把理解的任务留给了他。这当是上天的意图，是义不容辞的使命。
于是，他多次请人为《天志》拍照，然后在十几个底版中选择照得最好的一张，冲洗、放大、过塑了数十份。他白天看，晚上看；强光下看，弱光下看；用放大镜照着看，用尺子量着看，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地看。不光看，还想，苦想，冥想，幻想，梦想，臆想；吃饭时想，走路时想，坐车时想，睡觉时想；回忆着想，对比着想，边查资料、边翻辞书边想。想到了什么就写下来，一遍一遍地写，反反复复地写，点点滴滴地写，涂涂抹抹地写，从不间断地写，写的心得日记、理解文章、书信报告，锥钉了几十个本子，堆在一起有二三尺厚。不光看、想、写，还宣讲，给儿女讲，给亲戚讲，给朋友讲，给他能接触到的一切人讲，甚至以信件的方式，给文化名人讲，给中央领导讲。可以这么说，父亲的最后三年，是看《天志》、想《天志》、写《天志》、讲《天志》的三年。
那么，父亲到底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又写了些什么？
四山一川：钟山（因有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等人的形象而得名）、北斗七星山（形状像北斗，上面有七位伟大人物）、虎马山（山顶有黑色猛虎、山腰有白马）、桂林山（有众猴栖息）、蓝玉川（古华胥所在之地，伏羲、女娲生长之地）。
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等，父亲均从《天志》上看得“活灵活现”，而且以“子鼠头对着午马尾”确定了《天志》的“子午线”，即“经线”；以“卯兔尾对着酉鸡头”确定了“卯酉线”，即“纬线”。
父亲将龙看成十二生肖的“领袖”。他在《天志》上先后发现了九条龙：两条青色角龙、三条白色蚕龙、两条飞龙、一条黄色彩龙和一条金头乌身龙。这些龙分别和伏羲、黄帝、秦始皇、刘邦、武则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九位“一级元首”相对应、相联系。由此，父亲认为中华民族是“九龙治国”、“龙是中国的政治”。
我研究龙文化十多年，对龙的起源持“多元容合（容合为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之意）”的观点，认为龙源于生物，又高于生物，是古人对蛇、鱼、鳄、猪、马、牛等动物，及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父亲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龙是真实存在的生物，其论据，一是《天志》上有龙的形象，且多达九条；二是中国有十二生肖，其他十一个都是真实存在，龙不可能例外；三是如果没有真实存在的龙，何来真龙天子、龙的种族、龙的传人？四是繁体龙字为“立加肉月加早期龙形”，“肉月”即人体。父亲说我的观点使龙“蒙了冤”、“伤了龙的心”。他还说，天地间亿万年前就有了龙，龙是最早、最有灵性的动物，原始人、古人、现代人，都是龙的天然衍变，“人之初叫龙”。在这里，父亲有把恐龙和神物龙相混之嫌，也是把只有放在文化象征层面才能理解的东西，拉到生物层面、政治层面来理解了。
牛是父亲看到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形象。在《天志》中，牛是和麒麟合为一体的，位于钟山山脉之底部，“太阳熊”之下，“牛的高级名字叫麒麟”。鲁迅先生有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所以，父亲认为，这头麒麟牛，象征和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史学之精英，如古代的孔子、孟子、司马迁，现代的鲁迅、闻一多等。
十二生肖之外，父亲还发现了九种“海陆空动物”：中华鲟、太阳熊、月白熊、雄狮、熊猫、白猫、凤雉、喜鹊、雄鹰。
“两祖”在父亲的发现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两祖，即医祖和妈祖。
医祖扁鹊，标志是喜鹊，因最早被发现，且处在钟山山脉右部的山顶上，被父亲称为理解“天志”的“指路明灯”。扁鹊真名秦越人，战国时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具体的生卒年月不详。父亲将其生年写为公元前407年，卒年写为公元前310年，活了九十七岁。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呢？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考古实证，只是父亲觉得扁鹊应该到过秦孝公时期（公元前361年到公元前338年）的秦都城栎阳。父亲之所以将扁鹊置于很高的位置，除了自认为是扁鹊的门徒外，还认为医祖“功高宇内，道济含灵”，“但同关公、城隍、土地爷、财神爷相比，还是不吃香，人们把神医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华夏的传统文化、人们的偏心眼，有敬硬不太敬软的倾向，不公平，不公道”。
妈祖，“人祖女娲氏之继承人”，坐在《天志》所昭示的“莲荷叶”上，形象“神奇而庄重，显明的圣母模样”。父亲言其“姓何姚，名月，生于公元前402年，终年九十四岁”。之所以姓何姚，是因为何香凝（妈祖的一个“化身”、“灵体继承人”）姓何，舜帝姓姚，父亲的老伴、我的母亲姓姚；而叫月，一是与“栎阳”的“栎”发“月”之音有关，二是与父亲的生母名叫“梅月”有关。可见，父亲所言的妈祖，是自己设想的妈祖，和福建莆田湄洲的那位以行善济世为己任，被称作“通贤灵女”、“天妃”、“天后”、“海神”的妈祖不是一回事。湄洲妈祖原名林默，生于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羽化升天”，只活了二十八岁。
在父亲的笔下，医祖和妈祖是同时代人，医祖是妈祖的老师和丈夫，妈祖是医祖的学生和夫人，妈祖随医祖学习妇产科。——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影响下，妈祖未入史册，但后代人民牢记不忘。全国各地皆有娘娘婆庙，所纪念、祭祀的送子娘娘，就是妈祖。妈祖是一位不辞劳苦的“接生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医生”。在秦献公时期，妈祖随医祖到秦都栎阳创办“医舍”。他们有四个子女和众多的徒弟，“长女名何姚万枝，长子名秦越万里，次子名秦越千山，小女名何姚千红”。
十二个国家一级元首：人祖先翁奇（伏羲氏）、人祖女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唐女皇武则天、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独裁总统蒋介石、新中国领袖毛泽东、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总师主帅邓小平。
十二个国家一级二把手：其中五位国民党人士——何香凝、廖仲恺、李宗仁、黄兴、于右任；七位共产党人士——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任弼时、彭真、邓颖超。
其中，邓小平、孙中山、何香凝、廖仲恺、宋庆龄、周恩来，又被父亲称作“六贤”、“六圣贤”或“六仙”。
另外，还有三个“千古罪人”：汪精卫、林彪、江青。都处于钟山下方，汪面向孙中山而跪；林、江面向毛、刘、周、朱……而跪。
在观看、理解《天志》的日日夜夜里，发生了不少在父亲看来至关重要的“事件”：
1999年2月23日（正月初八），深更半夜，熟睡中的父亲突然被一个“叫奇”的声音惊醒，只闻声，不见人，这声音宏亮高亢，如清谷绝响。原来，父亲已发现《天志》的子午线上有一个“坐北向南、放眼寰宇、冷静沉思”的“人祖先翁”，多日来，他一直思考着给先翁起个名字。他想了个“意”字，还想了个“志”字，都写在了本子上，未定。现在好了，先翁的指令来了。于是，父亲天未亮即起床，将“意”和“志”墨掉，郑重地改作“奇”。为什么要叫“奇”呢？父亲想到了奇石、奇事、奇迹，想到了奇人、奇才、奇闻，甚至想到了“旗”，“旗”“奇”同音，“旗”者，旗帜也，方向也。看来，父亲想到，自己对《天志》的研究和阐释，先翁是认可的，关心的……
1999年4月14日，父亲到县医院看病，将《天志》照片让做教师的我的弟媳芳珍看，芳珍看到了一个半身侧面人头像，光头，着中山装，衣领清晰、规整。芳珍说这个人很像孙中山，父亲接过细看，果然。于是大喜大惊，谓之重大发现。随之，将“国父”所在之“山”，命名为“钟山”。有孙先生就得有孙夫人，于是，父亲又在“国父”的身后，发现了“上衣下裙，美貌大方，眉清目秀”的宋庆龄。宋女士站在一只“月白熊”身上，双手合拢作鼓掌状，是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的形象。
接着，父亲又在孙中山侧面像的前面，找到了身穿马褂、以雄鹰为标志的蒋介石。
毛泽东是父亲崇拜的“开国领袖”，《天志》上不可能不出现。于是，父亲继续看，继续找，在《天志》面世后的第二百九十九天，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中国老百姓不是把毛泽东比做“心中的红太阳”吗？找到了“红太阳”，不就等于找到了“毛主席”吗？按这样的推理，父亲在子午线和卯酉线的十字交合处发现了一轮“红太阳”，因太阳光芒四射，看上去又像一只“熊”。毛主席就站在“太阳熊”的身上，穿长衫，拿雨伞，正要去安源发动革命的样子。
邓小平的形象比毛泽东的形象发现得还要早些，那是《天志》面世后的第一百二十天，父亲在看了报上登的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照片后，受到了启发，遂在钟山山顶之中部，和北斗七星山右部，看到了两幅邓小平的“肖像”：一幅较小，是“文革”前的邓小平；一幅稍大，是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时的邓小平。这后一个邓小平，“以金头乌身龙为标志”，此龙“行空高飞，独来独往”。到了2000年3月6日，即母亲去世一周年的那一天，《天志》“偶然显灵”，使父亲在“子午线的最北端”，又看到了一个“约二公分高大的邓公小平”，还看到“当今中央的七大常委，围了邓公一圈”。
《天志》的名称，有一个逐步确定的过程。开始称“天石”（晚霞红大理石）、“天宝”（天然宝石）；后兼称“天榜”、“天档”（天然档案、天字一号政治文史档案）、“天书”（天赐诏书、元始天书）；再后来，由“天造地设中华文史志”、“天地人和中华志”、“元始天书中华古今志”、“天地人和政治文史统一志”等，而最后定名为《中华天然志》，简称《天志》。另外，还有“天然画卷”、“无价国宝”、“绝世之宝”、“历史丰碑”、“伟大旗帜”、“中华神图”、“世界第九大奇迹”、“二十一世纪的开门红”等等说法。
在父亲看来，《天志》是为了“阐明真理”、“说明过去，结论过去，给十多亿中华民族有一个明确交代”而来到世间的。《天志》上出现的十二生肖、五大历史时代（龙人原始、上古炎黄、封建帝王、辛亥革命、新中国）、十二位国家一级领袖（元首、皇帝、主席、总统、总师），“是天地人和精气神在大理石上的凝结，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写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纪实、之大纲”，“它抓住了民族兴盛时代之本质、进步之脚印”。“《天志》之价值无法计算，比金字塔还贵重，秦兵马俑次之”。
父亲为《天志》写了不少顺口溜似的歌诀，如“宝石晚霞红，山水翠绿清；图景多艳丽，美观似仙境”；“天地人和志，祖国何地生？辗转行千里，华胥之国停；九九元月六，光临庞家中”；“大理石长一米三，有天有地有青山；走兽飞禽形象好，十二生肖模样全”；“瑞兽麒麟体端详，美女玉兔亲月亮；云龙天狗追太阳，熊猫安卧山坡上”；“人祖先翁座位高，望宇泽环奇迹昭；仙母女娲容安详，补天育生功德长”；“钟山山脉高又宽，辛亥革命人物显；山坡显像五领袖，论功定位分得明”；等等。
在如何对待《天志》的问题上，我和父亲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
父亲曾分析《天志》落户庞家的主要原因：一，“《天志》不落无福之地”。庞家的列祖列宗造福乡里，“祖功泽百世，宗德润千秋”，“先人的积德，坟里的风脉”；二，庞济民和夫人姚秀民及女儿庞先锋、儿子庞任隆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精忠报国，行医济世”，感动了医祖、妈祖和六位圣贤；三，是长子庞进，勤奋用功十多年，研究龙文化，撰文、出书、办网站，成就不小，感动了先人，感动了天。
据此，他认为，我应该以《天志》为蓝本、为依据来研究龙，写一本“结论中华龙的书”，“完成一万二千年的中华龙文化史”，使“国人今后再不要在龙的传说中费心费神了”。公元2000年，巧遇庚辰龙年，父亲认为天赐时机，“著书立说到关键时刻了”，应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一书定乾坤”。“庞进爱龙感动天，庚辰龙年龙下凡。”“中华民族万二年，历代传说有真版。《天志》降临庞姚家，父子通力快立传。”
对父亲的说法，我一直不以为然。1999年春节，我回到栎阳，父亲即让我看收藏在里屋的茶几面。当时只觉得图案是比较复杂一些，但谈不上是什么“天宝”、“天书”、“天档”、“天志”。所以，当父亲说他看到了这看到了那时，我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而已。母亲病故后，父亲将理解《天志》当成了吃饭、睡觉、治病之余的主要功课，我未表示反对，也没有阻挡他，觉得这是老父排遣悲痛和怀念的一种方式。父亲在西安居住期间，我的书架是敞开的，父亲需要查什么辞书、找什么资料，我都尽量满足他、帮助他。
但是，我不能像他那样做研究，也不能答应他提出的，“参照《天志》写龙书”的要求。这里，可以改造一句前人的名言：吾爱吾父，吾更爱真理。为此，我和父亲曾有过争论，父亲认为，我应该“谦心接受《天志》，不信《天志》是大错，会有后悔之日。这是天给的责任，要顺天行事，不能违天命。”我说，所谓《天志》，是你个人认定的，没有什么科学根据。考古学上判断年代，要用碳14测定，加树轮校正，不是谁说多少年就是多少年。大理石面上的动物图案，是你看着它们像什么，并非真的是这些动物的化石。比如，你说那团白是熊猫，别人会觉得像一片棉絮，或者什么都不像。好比天边一团云彩，某个人看像一群马，另一个人看像一群羊，再换一个人看又像几条龙，作为艺术欣赏，这样的随意性的想象、比附是可以的，但是，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研究，就很荒诞，缺乏科学性。
对我的说法和看法，父亲不以为然，但又无可奈何。他在日记中写道：“遇到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身着朴素，稳重大方，戴着眼镜。他看了天造地设的景图，结论是‘似是而非’，不以为然，无惊喜之感。古人云，有眼不识泰山，错把黄金当烂铜……”“庞小家庭四口，庞老孤立之。龙在屋檐下，有生受人批。政治观点不同，力做中流砥柱。”他给一位亲戚讲过“庞进要是不写这本书，不帮我把《天志》推出去，我就不认他了”的话。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在后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天之令，父之心，子如何？重视接受是天意，不重视不接受还是天意。”
2001年10月份，蓝田县华胥镇的书记镇长一行数人来找我。他们是为开发境内的华胥陵而来的，希望我从龙文化的角度，对此事做一番论证，提一些建议。我说这件事我当积极参与，一来伏羲女娲有“龙祖”之称，和伏羲女娲有关的文化都属于龙文化研究的范围；二来我虽生在临潼，但庞家的祖籍在蓝田，可以说临潼、蓝田都是我的故乡，为故乡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义不容辞；还有第三条，我当时正在写《大悟骊山》（作家地理丛书之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而华胥陵，就位于骊山南麓的孟岩村。
父亲对这件事很关注。一来大理石茶几是华胥镇的农商杨西峰提供的，也就是说，华胥是《天志》的一个发祥地——父亲曾通过电话问知，《天志》原出河南南阳山区，是杨西峰翻山过水，将其“请”到华胥的；二来父亲在《天志》上发现了两位人祖：男性的伏羲氏，父亲称先翁奇，女性的女娲氏。两位人祖的故国家园在华胥。于是，父亲提出陪着他去华胥镇一趟，我同意了。2001年12月26日上午，我们乘班车到达华胥镇。在临街的饭馆里吃了当地人喜食的干爦臊子面，顺便询问了华胥陵的情况，然后去找杨西峰。在一个家具店见到了杨妻，说她丈夫进货去了，不在家。折回来，进了镇政府，公示栏里，有书记、镇长的照片，父亲记下了名字。因逢礼拜天，估计人都不在，也就没有去找。从镇政府出来，走到华胥镇医院门口的时候，我给父亲拍了两张照片。回来后，父亲写了日记，言“去是天意，也是自己的愿望，虽未见到应见之人，但信息到了，则可也，乐也”。
两天后，蓝田县召开“华胥陵开发论证会”。一大早，车就来接。父亲提出和我同去，我没有同意。当时的心理是：到会的多是考古界、文博界的专家学者，父亲去了，依其性格，难免要发言，所发之言肯定是依据《天志》，讲他所理解的伏羲、女娲、华胥氏等等，从而难免让与会者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招来取笑。对我的拦阻，父亲心中肯定是不愉快的，但在当天的日记中，父亲却写了这样的话：“庞进黎明时被专车接去开会了，将以龙文化专家的身份，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有益于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之好事。故乡蓝田开发华胥陵，实为天意之行为，我十二分之高兴，祝会议成功。”——写到这里，我有些歉疚，当时何不带父亲一起去呢？父亲去了，听听专家们的发言，看看人家是如何搞研究、做学问的，对老人家也是有好处的呀！看来，还是自己有私心，怕父亲的发言丢了自己的人。
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父亲没有正式的发表途径。于是，他就利用一切机会，主动把《天志》照片拿出来，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都指指点点地宣讲。我的朋友，凡是来过我家者，没有没听过父亲讲解的。面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听着天书般的、煞有介事的讲解，朋友们有的一言不发，不置可否，顶多笑一笑；有的照顾性地点点头，说声“有点像，有点像”。之后，对我提及，我就得做一番解释，说母亲突然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脑子受到了影响，这是对老伴的怀念导致的，云云。
父亲也给他的不少朋友、认识的人宣讲过，反应大都很漠然，有的人还撇几句“不过是一块石头”、“迷信”、“唯心主义”之类的话。父亲听到后有些生气，说：“大理石面是一块存在的物，物上之生物、人物形象客观存在，还能假吗？！”当然，也有个别人成为父亲的“同道”，如一个叫张有文的先生，就给父亲写了一篇《观后感》：“石板一块，色彩图案奇现。仔细观看，各种构思出现，天地人物，形态逼真自然。要说平淡，只是一块石板；要说奇特，把这些天地人物与历史及天文相联系，就真的是《天然中华志》。”
为了引起重视，父亲几次给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文化名人写信，报告《天志》问世的“喜讯”，谈他的理解和请求，简述庞家祖辈积德行善、自己行医济世、学习邓老理论及收藏《天志》的经历、成绩，表明“爱国爱党爱人民”的“忠心和诚心”，并附寄《天志》照片。言“绝世之宝，希请珍视”，“可派人密访”，“最好能由国家出面收藏，妥善保护”，“只要中央认为《天志》是绝世之宝，就捐给中央”，使“民之心，国之魂，天之意”都有个“圆满的着落”；“可拍照放大到五尺宽、十丈三尺长，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香港特区礼堂、澳门特区礼堂、台湾省礼堂。让中国人、执政的领袖人物、科学文史专家，详看研究，为中华大统、民族振兴、世界和平做贡献”。因他是基层政协成员，所以，“敬请李瑞环主席审阅批示，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酌情帮助，力求二月二日阴历龙抬头日落实”。他还说，《天志》是“赠给江泽民主席之天礼”，他认为自己和江主席是同代人，“江主席是我的老哥，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爱国忠党的小弟”。从留下的资料看，他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寄过，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邓榕寄过，给赵朴初、赵忠祥寄过。——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了，没有一点点回音。

我曾反复思考，父亲在离世前的这三年，为什么会痴迷于《天志》，从而陷入一种精神漩涡呢？
从远古到当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石崇拜都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所谓“神石”、“灵石”。其生成的因由，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人类经过了悠久的石器时代，漫长的岁月里，石头一直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手段，人们由用石、赖石、爱石，到敬石、拜石、神化石——已成为习俗遗传。二是有些石头或来历不凡，如陨石；或质地稀贵，如钻石、玉石；或与宗教领袖、人间君王、传奇英雄等“神人”、“强人”、“名人”有关；或其色泽、形状、纹理奇特有趣，所谓“天地至精之气，结而为石。状为奇怪，或岩窦透漏，峰岭层棱……物象宛然，得于仿佛”。（孔传语）总之是，把天然的东西“人化”、“神化”，给本来没有意义的东西赋予其意义。
父亲的情形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具体分析，大概有这么几个“情结”在起作用。
先说“政治情结”。
“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等等，浸淫中国数十年，“突出政治”，成了父亲一代人的灵魂，也成了他们思考问题的习惯。《天志》来到庞家，父亲不可能不用“政治”的眼光去看。他认为，《天志》是“政治灵魂之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大政治、大历史、大宣言、大理论、大档案、大方向、大前途”，是“天降明诏，告知天下，谁是民族英雄，谁是背叛分子，一目了然。”“《天志》集合了中华民族中有大威信、大成绩、大错误的领袖及特殊人物”；“这些人物，图像清楚，座次分明：孙、宋、毛、邓，居上位，仪态轩昂；汪、林、江居下方，跪拜认罪。”通过《天志》，可以“辨善恶，识忠奸”。
他还认为，《天志》是“试金石”，对《天志》不重视、不认识、不理解，是“政治水平”问题，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爱党爱国爱人民，忠心和诚心是理解《天志》的基本的政治条件”，“政治坚强的优秀分子是能看清的，对政治不敏感的人是睁眼瞎子，看不清的”。“我看了基本上一目了然，如明眼人晴天看太阳；不像一些人，就像隔着浮云看月亮”，“少数官僚政客、腐败分子与《天志》无缘”。
他的外孙、我的外甥，多年前就说其医师爷是“愚忠”，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天志》面世后，父亲认为加在他头上的愚忠的帽子可以卸掉了，因为他所忠的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上了《天志》，说明他的“忠”，得到了上天的承认，“忠”得好，“忠”得对，应当“愚忠到底”。他斥责说他愚忠的人，“不懂政治，不知天高地厚，把书叫狗念了”。
在父亲的政治天平里，“爱国”的分量一直很重。他认为，《天志》“证实了中华民族在地球上之独立性，中国人就是中国生出来的龙的传人，有人说中国人是由非洲人发展而来的，纯属害论。”“《天志》面世，是龙的传人的福气。”他曾言《天志》“能起很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作用”，是“祖国统一的象征和昭示”，堪称《中华统一志》，因为《天志》上有“国父”孙中山，有国共两党的众多领袖，这些领袖无不主张中华一统。所以，《天志》的意愿是“统一”，而不是“分裂”。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的日子，这之前，父亲几次挑选“黄道吉日”，请摄影师，为《天志》拍照，为的是得到一张理想的照片，放大后，连同说明材料寄赠马万祺、何厚铧。他还想到，《天志》是一个横断面，是由整块的大理石切割而成的，那么，这样的横断面就应该还有几块。这几块想必已散落在民间了。于是，他“请求国家重视，照着图样寻找，应该不难找到。找到后全部收回，大陆留一块，放置在人民大会堂，然后给台湾一块、给香港一块、给澳门一块。”“让人们看一看，天存的原始档案：中国是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谁想搞分裂，就要遭天谴。”
再说“伟人情结”。
父亲一生崇拜伟人。少年时期崇拜孙中山，青年、中年时期崇拜毛泽东，步入老年后，对邓小平的崇拜与日俱增，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开始学习邓小平的讲话，报上发一篇，他剪贴一篇。80年代有了《邓小平文选》，出版一本，他购买一本。“常放在床头，同书而眠；三卷齐学，相依为命”，“人不离书，书不离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百遍千遍地读”。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认真学习伟人之《文选》、领会伟人之心思，生活着也味道不深呀！”他觉得自己堪称“学习邓老理论的优秀分子”。经过反复学习，深刻领会，他“深感邓老之伟大”，是“实事求是之楷模，治理国家之精英”。同时，他还查了一番《人生六十年风水表》，得出甲辰年（公元1904年）出生的邓老，是为“五行属火”的“伏潭之龙”，“天降大任，邓公承担”。
他将《天志》面世和邓小平联系起来，认为是“邓老之奇功……没有改革开放，过一万年，《天志》还躺在山中”。觉得自己之所以年过古稀，视力超常，对《天志》能看清、能理解，且敢说敢做，“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为指导的”。他在《天志》上发现了许多伟人，而把邓小平、孙中山、何香凝、廖仲恺、宋庆龄、周恩来称作“六圣贤”，说“六圣贤”是近代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要向“六圣贤”学习，以“六圣贤”的政治观点、行为风度作为处世标准。“六圣贤”是依邓小平为核心的，所以要排在首位。他称邓为“总师主帅”，还撰写了一首《四字歌》：“总师主帅，邓高望远。人民儿子，顶天立地。八十春秋，为国爱民。三落三起，历尽艰辛。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纠‘左’正本。改革开放，繁荣乾坤。年登耄耋，流芳百世。”他将这首歌复印了若干份，在栎阳镇政协开会时，宣读散发。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3月2日骨灰撒海。患病中的父亲为之悲恸，在病床上写下了“寿比南山，重如泰山；骨灰入海，汪洋澎湃”十六个字，以示悼念。为了永久纪念邓老的丰功伟绩，父亲设想在位于陕西蓝田境内的秦岭支脉，“独立好看”的“中国寺”（也叫“宗归寺”、“竹桂寺”）山顶上建一座高九丈六尺的纪念塔，名曰“中国邓公寺”——据说山顶原有一座高塔，“文革”中毁掉了。他于1997年3月给中央领导写了信，言邓公是“六圣贤”的总代表，“是我的老师，是我敬爱的伯伯，给邓老建纪念塔，是我终生的愿望，也是广大人民的企盼”。同时，也将建议信、倡议书和设计图寄给了蓝田县政协，意欲捐资五千到一万元（他和老伴苦劳一生，到老时积蓄不过三万多元）。一直未见回音。后来他想通了，觉得自己心太急了，“此事非同小可，得由中央来决定，不是平民百姓能办的事。自己有心无力，有志无权”，“小人物想办事，难如上天”，“美好的想法，今生怕也难以实现”。
2000年6月27日，新华社就《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出版发了消息，父亲从报上看到后，当即去新华书店购买。在钟楼书店里，他听说此书之前，已有一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于是询问售货员。回答说刚卖完，若要的话，得等一等，他们到库房去取。父亲就等啊等，等了两个小时，才将书买到手。父亲高兴地捧着两本书回家，立即开读，读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父亲读书，喜欢边读边用红铅笔勾画，于是，两本书上都留下了许多红道道、红圈圈。父亲认为，这两本书，对他理解《天志》很有帮助。同时他还发现一个问题：书中言邓老的第一个名字叫“先圣”，可《当代中国百科大辞典》中却是“先至”。父亲认为“先至”是对的。就此问题，他还专门给作者毛毛（邓榕）写了信。同时，他附寄《天志》照片，“希请转送总师主帅之夫人、长辈卓琳一张”。
崇拜伟人的人大概都想成为伟人。伟人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觉得自己承应了“天意”，得了“天助”，担当了“上天”赋予的重任，能够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在日记、文章、信件中，多次言自己是“受命于天”，对《天志》的理解，是“天赐的责任”，“天意不可违，违了就对不起天地良心了”。他认为自己尽管文化水平有限，理解《天志》有困难，有时候“难得团团转”，但“心诚则灵”，“悟性可通天”，尤其是能经常得到“来自上天的信息”，受到先翁奇、大姨妈（宋庆龄）和邓公的指点。
1949年报考解放军医疗队的时候，父亲曾给自己起过一个名字：庞主平，字济公。当时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是受了孙中山《遗嘱》中“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自由平等……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段话的影响。考上军医后，因家庭拖累而未去，此名也就因“太大”、“和自己的身份、职业不符”而“藏在心中”。《天志》面世后，父亲觉得自己担起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可以启用了这个名字了，于是，在有关《天志》的文章、报告中，多次署名“庞主平，字济公”。
还有“思亲情结”。
对老伴的深切思念，贯穿父亲理解《天志》的全过程。父亲认为，《天志》是姚氏执意购进的，姚氏是珍藏《天志》的第一人。《天志》现身庞家，是“福”、“大福”，没料到一百二十天后，老伴突然病逝，这当然是“祸”了，正所谓“福兮祸所伏”。那么，只有珍视《天志》、理解《天志》，才能对得起老伴，也才能实现“祸兮福所倚”。于是，他下定决心，做理解《天志》的第一人，以完成上苍赐予的“合璧”重任。
《天志》照片拍成后，父亲挑选一张，郑重地放在母亲的遗像下，每天上一炷高香。2000年3月6日，是母亲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姚氏之英灵应该安息，庞济民正在专心致志地理解《天志》，即将完成任务。”他还说，“姚氏的性格就像大理石，服务众人，奉献自己；人去物在，物是人的代号，看到了《天志》，就看到了姚氏。”
到了2001年，“大姨妈”多次出现在父亲的梦中，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三令五申”地传信息、发指示。其中一个指示是说，理解《天志》，可以到2001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也是父亲的“生日”）时结束。后来又发出指示，说可以延长到2002年3月6日，即姚氏去世三周年时结束。“大姨妈”是父亲对“六圣贤”之一的宋庆龄的尊称，父亲认为宋氏是妈祖的第九十八代传人，而她的夫人姚氏是妈祖的第九十九代传人。他在一篇日记中记述了同时梦见“大姨妈”和夫人“秀女”时的情景：“白天日光明，突现山顶平。木椽纵横架，秀女晾皮褥。山坡草木茂，坡陡难攀登。秀女高声叫，扶上我姨妈。听从秀女意，去扶姨妈身。慈祥一身青，欲扶她突高。忽然光芒显，五星照人间。”
从2001年10月开始，父亲筹划着为母亲立碑，碑文内容是父亲和我斟酌、商量定的。碑石正中的内容为：“中华天然志受护者、妇产科助产士姚秀民女士之灵”。这样的称呼，是父亲着意强调的。
在分析了父亲的几个“情结”之后，有必要再说说他老人家的研究方法——简单联系法。这样的方法常在武打类、言情类的影视剧里看到。比如琼瑶女士的《还珠格格》：紫薇因思念尔康而跳岩，明明是跳下去了，但又不能让她死，怎么办呢？忽然来一群翩翩蝴蝶，把紫薇托起来就行了。这种方法用于文学想象，当然可以，也很直接、很简便。但是，若用于学术研究，就免不了要出笑话。
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天志》，不过是一个普通茶几的大理石镶面。大理石，本为变质岩石之一，因盛产于我国云南大理而得名。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一般为白色，如含不同的杂质，就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花纹。而父亲则认为，大理石上的人物形态是华夏优秀人物的天然档案，因而，“大理”就是中华民族传之万年的“伟大的真理”。他还说，“实事求是”用于《天志》，就是“石事求是”，就是用大理石这个“石（实）物”，来求“天然的真理”这个“是”。不是讲“唯物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在父亲看来，《天志》就是应“唯”之“物”；而“实践”，就是“石见”，即“大理石上见”。
在对《天志》的理解中，这种牵强附会、“知一反三”式的“臆断”和“推理”，可谓比比皆是。
多年后，对父亲在《天志》上的痴迷，我想到了精神生活对人的重要性、必需性。人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精神有突围的趋向，总是在寻找出路——涡漩的目的还是奔流啊。父亲以他的方式进行突围、寻找，尽管有些杂乱、有些荒诞、有些自以为是。然而，作为儿子的我，以及生活在天地间的人们，何尝不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寻找、在突围呢？

[本文系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中的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