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传人——怀念父亲庞济民(一)

庞 进  201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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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诊中的父亲。摄于上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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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门诊部。摄于1986年或1987年。

翻览父亲留下的日记本和几十万字的笔记资料,希波克拉底誓言和药王的话多处可见。如果让我总结的话,父亲对医德的理解和践履,集中表现在一个“爱”字上。他爱医生这个崇高的职业,常说“不做良相做良医”、“良医似良相”,“思承良相,道继扁鹊”,“当好人民大众的勤务员”;他爱病人,像对待亲人般对待病人,积极主动地为病人服务,时时处处为病人着想,讲究“多快好省”,合理用药,如果一块钱能治病,绝不让病人花十块钱。他努力学习,勤于总结,对医术精益求精,既大胆,又细心。
——题记

扁鹊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后世尊其为“中华医学圣祖”。他原姓秦,名越人,齐国勃海郡鄚(今河北省任邱县)人。少时曾随长桑君学医,尽得其传。他以济世活人为志,反对巫术,倡导医术,创立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法,尤以“寸口诊脉”为著,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誉。他博通妇、儿、内、外、五官各科,掌握针灸、汤药、导引、按摩、熨帖之术,尤擅针刺,有“针灸祖师”之称。他率徒巡医,随俗为变,足迹历及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域。后以技高见殃,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嫉妒,使人刺杀于骊山脚下戏河岸边。

依凭卓越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扁鹊在广大民众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的多处地方,都修有扁鹊的纪念性墓葬和祠庙。陕西的扁鹊墓建在其遇难之地——临潼区纸李乡的南陈村,有铜质塑像、纪念碑石和事迹陈列馆。
父亲一生崇拜扁鹊,称自己是扁鹊的第九十九代传人。我翻阅了一下史料,扁鹊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如果二十五年为一代的话,差不多也就九十多代。当然,父亲的说法,只表明他对扁鹊的崇敬,因为扁鹊并不像孔子、孟子那样,一代一代地,清清楚楚地,有他们的嫡传。

父亲对扁鹊的继承,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一是技术层面,一是精神层面。

父亲一开始,学的是西医,中医是在1950年创办了“成民诊疗所”后,才开始学的。当时,田市街上的中药铺子里,有一位名叫仵福印的名老中医坐堂。仵先生是栎阳镇老仵村人,时年六十多岁。父亲和仵老是通过相互为对方的亲属治病而结下深厚友谊的:父亲的弟弟,我的三叔父庞植民,一段时间患小儿舞蹈症,常常情不自禁地挥手蹬腿,舞之蹈之。父亲用西医的方法治了几次,效果不佳。于是请仵老给看看。仵老号了脉,说这病不难治,就扎针,开中药,叮嘱煎药时放一枚金戒指到砂锅里一块熬,熬好后服药汤。几副药服后,三叔父的病就好了。而仵老的夫人,高热不退,吃了仵老开的中药,不济事,于是请父亲去治。父亲弄清病因,打针加口服,使仵夫人很快痊愈。这两件事,使父亲和仵老都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应当取长补短,相互尊重。

仵老的针扎得好,对一些病症有绝招。比如,有的妇女,有了不正常的怀孕,或怀孕不正常,想流产,那年头不像现在有特别的药,吃中药吧,对身体有伤害。而仵老呢,用扎针的办法就能解决问题。于是,遇到此类情况,父亲就将人介绍到仵老那里去。父亲记得有一个姓靳的教师,妊娠七个月,不想要了。父亲荐她到仵老那里,仵老扎了几针,两小时后,女教师在回家的路上自产,将胎儿丢到了麦地里。后来,那教师还通过父亲向仵老致谢,送仵老一件皮大衣。——仵老是1958年去世的。那天夜里,仵老的儿子到栎阳医院请父亲出诊,说仵老病重。父亲骑车十余里,赶到仵老家中,仵老已不能说话了。见了父亲,老先生泪水长流,在父亲取出血压计,正要给他测量时,老先生就撒手去了。父亲悲伤不已,仵老的儿子说:“我爸是等着要见你一面啊!”
1952年,国家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由于当领导,工作忙,时间少,父亲就重点选学了中医的针刺。一边向仵老等人讨教,一边攻读有关书籍,其中就包括传为扁鹊著的《难经》《玉龙歌》等。学了就用,在运用中总结,在实践中提高。几十年来,父亲对针刺可谓情有独钟,用他的话说,就是“治病利器,越用越灵”。对前来求医的患者,他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针,60年代是百分之六十用针,70年代是百分之七十用针,到80、90年代,就是百分之八十、九十地用针了。几乎不管得的什么病,他都要先扎几针,然后再上其他疗法。中医的针刺方法有多种,父亲选的是快速针刺,常常是噌噌噌地几下就扎完了。我想,他之所以用快针,一是快针的效果不比慢针差,二是快针节省时间——求医者多多,如果扎慢针的话,针不够用,屋子也坐不下。

“行医五十载,诊治百万生。特长妇儿内,银针见奇效。”这是父亲为自己从医生涯写下的几句话,很明确地把针刺放在了突出地位。在临潼民间,有“沈一副,庞一针”之说。“沈一副”指的是一位姓沈的名中医,“庞一针”说的就是父亲。至于“见奇效”的例子就很多了。20世纪50年代,秦腔名角孟遏云随易俗社到栎阳演戏,痔疮犯了,很痛苦,行走不便,影响演出。她来找父亲,父亲采用针刺长强等穴位,并配以药敷的办法为其治疗,使症状立时大轻,当晚即能出台。为了表示谢意,孟女士特意赠送医院员工每人一张戏票。当然,针刺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比如,父亲进入老年后,经常感冒,于是在吃药的同时,他就自己给自己扎针,父亲说能减轻症状,而依我看,效用不大。
东方的扁鹊和西方的希波克拉底大体上是同时代人。作为古希腊名医的希波克拉底,有一则著名的誓言:“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无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誓言”一直是西方医德的基础。扁鹊虽然没有留下此类名言,但他以自己救死扶伤、解民疾苦的一生,身体力行着同样的信念。隋唐名医孙思邈,总结了扁鹊以来的东方传统医德:“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他规定医生治病,“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生灵之苦。”

翻览父亲留下的日记本和几十万字的笔记资料,希波克拉底誓言和药王的话多处可见。如果让我总结的话,父亲对医德的理解和践履,集中表现在一个“爱”字上。他爱医生这个崇高的职业,常说“不做良相做良医”、“良医似良相”,“思承良相,道继扁鹊”,“当好人民大众的勤务员”;他爱病人,像对待亲人般对待病人,积极主动地为病人服务,时时处处为病人着想,讲究“多快好省”,合理用药,如果一块钱能治病,绝不让病人花十块钱。他努力学习,勤于总结,对医术精益求精,既大胆,又细心。

1990年,我曾写过一篇《父亲》,发表后,被几处选载,从中可见儿子眼中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常年在外,觉得和父亲感情上都疏远了。父亲偶尔来西安,也难得好好地聊聊就走了——我穷忙于我的工作,他惦记着他的病人。春节到了,就想利用年假的机会,和父亲好好坐一坐,说说话。

到家时,已是腊月三十的下午,父亲还在门诊部上班。掀开门帘,屋子里照例是一堆人,一堆病人。抱小孩的,扶老人的,捂肚子的……父亲一边给病人扎针、开处方,一边说着宽慰的话。也许是职业不同的缘故,我一见这场面,心里就发烦:一年四季,一天到晚,总是被这么多病人包围着,谁受得了?可父亲却乐呵呵的,像鱼游在水中一样,真是没治。

大年初一,我还没起床,就听到有人咚咚地敲着隔壁的门。起来后,才知道父亲被请去出诊了,病人在七八里路外的北卷村。还好,团圆饭摆上桌,父亲回来了,呼呼地喘着气,眉毛胡子上凝一层白霜。说看的是一个出生没几天的小男娃,家里人爱娃,怕冻着了,就拼命地捂,结果捂出了病。

一碗饺子未吃完,一先一后,来了父亲的两个学生,一个还带着漂亮的新婚妻子。父亲四十多年医龄了,在治疗常见病方面,有许多独到的绝招。有名望的医家,都不愿意医道失传,后继无人,父亲亦不例外。按说是可以传给我们兄弟的,可阴差阳错,我弄了文学,我弟呢,迷上了书法篆刻。父亲也就把徒弟当儿子了:手把手地教,一个病一个病地讲,医术呀医德呀,无所保留,末了,又送他们上了医校。学生聪明好学有出息,父亲的欣慰自然溢于言表了。

刚把学生送走,又迎来了远方的客人,北京的咸阳的一大帮。他们是过年赶回老家看望老母亲的。那老太太九十三岁了,多次濒临危机,都是父亲给救活过来。父亲送医上门,危重时,几乎天天去看。难怪老太太的儿孙们这么感激了。

说话间,就有病人来找。母亲在门外挡,说过年了,休假了,父亲却喊让进来。就这么一拨一拨,一直忙乎到下午。傍晚,客人走净了,我才和父亲拉开被子,坐到了床上。话题从那位老太太扯开。父亲说年前去看时,老人昏昏沉沉,眼睛睁不开,心跳几乎听不着,发现是煤气作怪,就让把炉子拎到外头去了。我说,你不要只管病人,不管自己。病要看,但不要太累,毕竟六十多岁了,又有冠心病,比不得当院长那些年了。父亲说,好娃哩,爸看病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忙一些累一些,心里痛快。你看爸有时候烦儿孙,但从不烦病人……说着说着,我发现父亲没话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响起来,父亲睡着了。望着老人稀疏的白发和浮胀的倦容,我久久地无语。

窗外,什么时候已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白了一地。

文章中提到煤气中毒,这使我想起父亲的另一件事来:1991年冬天,县上抓计划生育,渭北几个乡镇的手术,都集中到栎阳医院来做。医院病房住不下,就分散到几个地方,镇政府的礼堂、会议室都住满了。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父亲已躺到了床上——白天坐了一天门诊,已经很累了,忽然想到应该去看看那些做手术的妇女们,就下床,出门。给母亲说“我出去转一转”,来到镇政府。没想到,他来得正是时候,住在会议室里的十几个妇女都说她头昏,想吐。父亲一看,室内放着四个蜂窝煤炉子,火焰熊熊。“不得了,煤气中毒!快,把窗子打开,把门开大!”父亲让陪住的家属赶快开窗敞门,把炉子提到室外。又将煤气的危害和预防的方法讲给他们,叮嘱千万不可大意。之后若干天,父亲每晚都要去检查一次。父亲这么做,纯属几十年养成的“爱操心”的习惯使其然,因为他既不是做手术的大夫,也不是护理人员。

1974年3月,父亲被调回栎阳医院,担任业务副院长。到了70年代后期,有那么几年,医院的其他领导,调离的调离,养病的养病,父亲一个人主持工作。那是父亲最忙最累的几年。一般情形是:早上组织大家学习、打扫卫生,上午坐门诊看病,下午出诊,晚上还要值夜班,每天平均看一百多个病人,当然还要处理包括基建在内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有一次,父亲到镇北一个村子出诊,归来时天已擦黑。他蹬着自行车走大渠岸,没想到有人偷水,将渠岸挖了一条沟,父亲没有看见,一下子翻了下去。脱了勾的车闸叉戳到了嘴里面,将唇内侧扎拉出深深的一道口子,父亲顿时满口鲜血。他挣扎着起身,忍着痛回到医院,缝了好几针。就这样,下了手术台后,他还值了一个夜班。——这件事,父亲没有给我说过,母亲也没有给我说过,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任栎阳医院会计、现在临潼区卫生局工作的张新艺先生告诉我的。

1988年,父亲退休。当年秋天,在亲友们的支持下,在栎阳镇东关开办起一个诊所。来诊所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尤其到了逢集的日子,院子里就放满了自行车。诊所的红火,父亲的医术、医德、医名是主要原因,再就是收费低廉,不收挂号费,免了扎针费,遇到穷困的病人,只收药品费甚至什么费都不收。这样的情形给栎阳医院造成了压力,病人日见减少,效益大幅度滑坡,收入持续下降,以至于发工资都成了问题。于是县卫生局局长出面,三顾茅庐,力请父亲回医院上班。父亲接受了聘请,关了诊所,出任栎阳医院名誉院长,这一干,又是五六年。关于父亲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栎阳医院在一份上报的典型材料上这样写道:“自庞济民同志回院后,门诊量明显上升,收入显著提高,医院信誉得到恢复,同志们拿够了工资,稳定了情绪。”“他每天坚持带病上班,超负荷地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也不讲什么条件,像一头只知辛勤耕耘的老黄牛。”1993年2月,临潼县召开卫生先进工作者大会,评选出全县“老有所为”的“十星”,父亲名列其中,受到县委、县政府的嘉奖,把一个金黄色的奖杯连同荣誉证书一块捧了回来。

对栎阳医院,这个生活、工作、奉献了一辈子的地方,父亲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曾说自己是“四进四出”:1952年创办卫生所,1965年离开;1974年调回,1988年退休离开;1990年返聘,1995年冠心病发作离开;1997年身体好了些,又回医院上了两年半班,直到1999年病休。2000年,栎阳医院由镇北头老址搬到镇东头新址,在西安养病的父亲给我的搞书法的弟弟、他的小儿子庞任隆写信,叮嘱行一个礼——写“医德济众,务实求精”八个字,落款为“1952年栎阳地段医院创始人、老医师庞济民恭祝”,以便让他们挂在新院的妥善处,“作为永久纪念”。
父亲一生效法扁鹊,走到哪里,就把病看到哪里。无论是工作之地三原、临潼,还是亲戚所在之地蓝田、泾阳、西安,都有许许多多他看过的、看好的病人。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老家在栎阳附近的郝邢村、现住在西安女儿处的邢元昌老先生。邢先生说:你爸对我们家有恩哩。原来,二十多年前的一天,邢先生的这位爱女忽然跌倒在地,昏迷不醒。赶快拉到栎阳医院,父亲接诊后问:是你的亲生女儿吗?邢先生说是啊,父亲说那就不用化验了,也来不及了,赶快抽你一管子血给娃输上。于是抽血、输血,加上扎针、打针,不大一会儿,女儿的眼睛就睁开了,指着墙上贴的日历画说:“爸你看,画,画”。

父亲每次出门,其他东西可以少带或不带,有两样东西一定要带,这便是听诊器和针灸针。1990年5月,县上组织老干部到外地旅游,在火车上,他主动介绍自己是医生,给旅客看,给列车员看,给大厨师看,看得忘了吃饭。在我读大学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吧,我就几次听他说过,他将来要背个包儿,巡回义诊呀。这愿望在他退休后,尤其是生命的晚年得以实现。1995年,他到西安治疗冠心病,住在我这里。在自己的病还没有治好的时候,他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他做了一个“临潼县十星老医师庞济民义诊处”的纸牌子,上面写着听心脏、量血压、测体温、接受咨询、免费扎针等义诊内容。一有时间,就带着牌子,到小南门外,古城墙下,“为人民服务”。1996年4月到8月,父亲到泾阳县樊尧村,借表弟隆学办有卫生所的方便,义诊了五个月。先后接诊三千多人次,解决了不少疑难病症。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送锦旗。锦旗上写着“针除半世顽疾,治愈十年沉疴”、“当代扁鹊,治难解忧”、“丹心圣手,温暖万家”等赞语。

也就是在这一次,发生了让父亲痛心,同时也能看出父亲性格一个侧面的“丢包事件”。那天车上人多,父亲给售票员说他到樊尧下,售票员给忘了,拉过站约二里路远。父亲下车后,提着塞得满满实实的大提包朝樊尧走。这时候身后走来一个推自行车的汉子,货架两边绑着两个筐,看样子是做贩羊生意的,四十岁左右吧,相貌倒也周正憨厚。父亲搭话问人家过不过樊尧,回答过,问认识不认识在路口开商店的咸学,人家说认识。于是,父亲就放心地把包儿放到人家的货架上,说麻烦你把这包先捎到咸学商店,人家说没问题,就跨上车子一溜烟蹬着走了。父亲随后赶到咸学商店,问我让人捎的包呢?咸学说没有啊。于是父亲傻眼了,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供手把提包送到了不义之人的手里。包里有父亲吃的药品、用的医疗器具、记满了资料和心得的笔记本、换洗的衣服,还有岭妹精心为舅母织打的毛衣等等。表弟咸学和隆学当下就骑上摩托车去追寻,追了好远,问了不少人,没有结果。而父亲,则陷入了懊丧和痛苦之中,难过了几天才缓过劲来。对做医生的父亲而言,他既为丢掉了积累多年的笔记本、损失了价值千元的东西而心疼,也为变坏了的世风和人的无信义而痛心。后来,表兄弟们劳神费力,终于寻找到了那个羊贩子,也向云阳镇派出所报了案,父亲还当面做了指认,无奈那汉子死活不认账,而证据呢,已被转移或销毁。派出所将其关押审查了一番,最后还是放了。

[本文系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秦人家事》(西安出版社2011年版)中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