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

我一直感觉很不幸。新左翼、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现在好像都是各说各话，大家不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良性的对话。三种思潮中间有很多的矛盾冲突，没有交集，不能公开地在公共领域进行辩论，也没有真正的学术平台使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很多的意见不能在不同的媒体发表。
就国内思想界而言，我觉得现在负责任的批判很少，因为起哄的批判非常多。
起哄的批判经常是极端的，极端造成反弹的可能性非常大。也会给“政治”提供很多的借口，不利学术的发展。我觉得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对话的中国。现在我期待的就是知识界能不能建立一个对话的文明，有了对话文明，才有和平文化出现的可能。
对话严格地说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容忍——就是胡适之所谈的容忍，因为斗争太激烈，容忍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在胡适的时代谈问题不谈主义根本不可能。但现在是可能的，因为一言堂的机会少了。现在没有人有那样的权威，话语的霸权不可能永久由你掌握，所以容忍是必要的，容忍才能够倾听。我希望自由主义和新左翼能够彼此承认，不仅承认对方的存在，而且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同时认为对方的存在是不可消解的，不会因为你反对的意愿就会烟消云散。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才会有互相尊重的可能。有了互相尊重，才能有互相的聆听，才能够有互相参照，互相学习。这个过程不容易，但我认为很重要。
对话的目的不是在说服对手，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宣示表述你的观点，哪怕是你认为的最重要的一些观点；也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变你认为的人家对你的误会。为什么要对话？对话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培养听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中国太弱——听的能力不够。什么是听的能力？就是要有强烈的理解对方的意愿，你才能够听进去。倾听在现在特别难，为什么?因为现在年轻人总是被声光电包围，根本没有静下来聆听的时候。知识界也是这样。对话也是在拓展自己的视野，因为你碰到跟你完全不同的有很多歧异的观点，那样的观点如果你有倾听的能力，完全能够拓展你的视野。还有就是，对话能增强我们反省的能力。
中国有一个典故叫“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问何为忠臣，子思回答：“恒称其君为恶者为忠臣”，鲁穆公听了很不高兴，就问另外一个大臣。那个大臣也很了不起，他说只有子思能这样回答，一般的人要批评你总要讲你些好话，因为他们的生活各方面是你给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靠你吃饭的所以不敢批评你。只有像子思这种大儒，才能坚持独立的批判精神。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批判意识，没有批评的声音，它就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反馈系统，没有反馈系统就难有自知之明，难有自省能力，而且要进一步发展非常困难。
中国以前的政治家都要养士，他养这批人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提意见，他们批评你，你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养他们，为什么？就是为了能听到不同的意见，包括中国谏官的传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一个社会没有这个反馈的机制很可怕。知识界思想界也一样，自我封闭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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