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忆昔东南求学日，
难忘“新师”讲史时。
不绝于耳“打”和“拉”，
本意“摘桃”罪蒋氏。
“寻找真实”有天石，
结论一改“革命史”。
向来是非王者云，
奈何王者多讳忌！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9月我进入私立东南中学上初中。当时学校派有军管代表，每周有一个下午由他给全校师生讲授革命史，师生称其为“新师”，以与原来老师区别。虽说是“革命史”，其实重点讲的是抗日战争，核心内容是蒋介石如何在日本帝国主义软硬兼施（即“新师”所说的“九打”、“十二拉”）的阴险谋略运作下，躲在峨眉山不去抗日，“坐山观虎斗”，静等着事后“下山摘桃子”的“罪恶”。年幼的我和同学们，在学习讨论会上一致把依稀记得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那天，驻扎在西安南郊的中央七分校官兵进城游行宣讲蒋介石领导抗日斥为谬论欺人，以为“新师”所讲才是真理。前不久，读杨天石教授解读蒋介石日记的论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感慨万端，随手记下一点思绪。
二
党小人民大，
公理传天下。
悟得个中“道”，
往来自潇洒。
台湾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拜谒中山陵时题词：“天下为公，人民最大”。

三
“一致对外”雪国耻，
爱国学生“一二·九”。
齐心协力“四君子”，
慷慨迎难写春秋。
事后方知功业伟，
掠美不惜诚信丢。
伪史谬说传天下，
风流人物自引咎。
读《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冯兰瑞（李昌同志夫人）的文章：《“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颇为震动。冯文认为：“参加组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此外，很多党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张郭明秋当学生会主席的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进步教授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已脱党）、吴承仕、许德珩等。”“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历史的史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后，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这就是结论。”
该文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还没有召开，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尚未改变。中央怎么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临委去发动、去领导‘一二·九’运动呢？后来，毛泽东听到‘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一再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得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1—252页）1936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在陕北会见黄华时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黄华著：《亲历与见闻》第25页）毛泽东两次说的具体时间不完全一致，一次说的是‘一二·九’是第二天听到，一次说的是‘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和党中央并不知道。”
“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经是党的领袖，他的讲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李昌的‘自发论’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后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讲了一系列事实真相，同时也特别嘱咐：去世后才能发表。”

四
宏论“洋”化“洋”，
反讽国学香：
再多孔学院，
纲常非时尚。
“众圆同心”邦，
食化来四方。
比较论中西，
史家唐德刚。
文化有家乡，
发展现短长。
各自乘长风，
择优互相帮。
称霸不为强，
闭锁独彷徨。
但怀平等愿，
孜孜共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陈乐民研究员，不幸于2008年12月27日驾鹤归西，享年78岁。2002年春节前于光远倡议召开了一次年终国际问题研讨会，会上陈先生发表了他认真思考后的见解：历史上特别是当代，只能是大西洋（西方）影响太平洋（东方），而不是相反，因为西方文明是成体系的，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东方文明则不成体系。言罢即引起一些人指着鼻子的批评反对。但他本着会议主持人于光远鼓励争论的说法：“政治可以妥协，理论是不可以妥协的”，当仁不让，进行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后来他干脆把这一意见写成长文，让李慎之发表在《太平洋学报》上。他的结论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是西方文明通向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世界历史’只能站在欧洲向外看，是欧洲经验走向世界。”中国自然也是它的扩张对象，只是现在“拿来”的还不多。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这种“拿来主义”还是要多多益善，被“化”得越快越好。陈乐民先生说：“经过反复地思索，很系统地思索，肯定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至于中国传统和越来越吃香的儒学，当然应该发扬光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不管你怎么解释，设多少研究机构，修多少孔子学院，他只引用谭其骧的一句话就给否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扯不上关系。担任过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在纪念陈乐民的文章《送别陈乐民》中说：“在我看来，也确实如此。中国传统或者国学的主要组成甚至核心恐怕就是儒学，而儒学的纲常伦理恰恰是现代化的反面。”（见《南方周末》2009年1月8日“往事版”）
胡适先生的高足唐德刚教授是比较史学专家。他认为：“我们如果要把东西这两大民族群的分合发展来个图解，则印欧语系的民族群的关系，实是一个诸圈交错的图案，而汉语民族群的关系则是众圆同心。”“诸圆交错，在文化上就发生了‘挑战、反应’的竞争，政治上也就一分不合，而致小邦林立。”“众圆同心，在政治上虽亦有‘合久必分’的现象，在文化上始终只有伸缩的问题或发射和吸收的问题。国力强盛，则文化远播；国力衰弱，对外来文明就门户开放，广纳蛮夷。……我们都可诚恳接受，食而化之。”“所以五四时代的过激派和目前的忧殇派学人，都只因奋激于时务，乃把中国传统全部否定。其实年纪大了，心平气和地把中西传统比较分析一番，对全盘西化的看法会有所改变的。晚年的胡适之先生便是个突出的例子。”（唐德刚：《史学与红学》，第13-14、1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五
良史记真传风范，
忧患环宇器不凡。
恃强施暴非常道，
勇担道义国魂善。
普适价值诚信仰，
百川归海气通天。
大小危机促和谐，
仁义大同绘前瞻。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撰文《大国论》（联合早报网，2009-01-15），以“有史乃大”、“有忧乃大”、“有德乃大”、“有勇乃大”、“有信乃大”、“有容乃大”和“有梦乃大”论证大国之必备条件，读后颇以为是，遂抒怀记之。

六
阶级分亲疏，
阴阳不相睦。
祖宗属异己，
另册有归宿。
《平民世代》出，
修史有新途。
真情向善日，
“厚土”扫虚浮。
西安文学研究会于2009年元月17日假西安文理学院举行了著名龙文化研究专家庞进先生主编的《厚土文丛》研讨会。与会者公认庞进撰写的《平民世代》，是在严肃地写史，写一个家族的真实命运和纷至沓来的复杂遭遇，及其世代相继的一种文化人格。文字和情感都很质朴，具有信史的丰韵和开启理解民族文化传统新视阈的作用。

七
当年夫子游列国，
绝粮陈蔡志不弱。
能否为谋道来衡，
丧家之犬任评说。
时下士子重权宠！
据德游艺怕寂寞。
但求媒体常相捧，
通晓时务竞阔绰。
孔夫子虽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最大，却也是一个一直有着争论的人物，不过，他作为一个知识人，毕生能不忘弘其道，其精神确实难得！对照我辈，常悄然汗颜、自惭形秽。

八
好同恶异器局小，
喜宏耻微心性躁。
待知对话受益广，
不可逞强自视高。
倾听深思勤积累，
论学会友步正道。
若想所欲不逾矩，
“杜鹃夜悟”常自超。
读“浙大学术精品文丛”中的《朱子大传》（束景南先生著）时，对理学大师朱熹在绍兴二十六年夜读《论语》，从程颢的解说中领悟了“子夏之门人小子”章，识得“理一分殊”的道理，颇为感动，遂作笔记，录己感受。“杜鹃夜悟”，据《朱子语类》（104）所记：“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束景南先生称此为“杜鹃夜悟”。

九
杜陵写物不喻道，
儒者悟得体用妙。
识得有体无用病，
融释理一分殊昭。
时尚空言不格物，
持守涵养两相消。
何时自省膏肓身，
“到处氛埃任除扫”。
杜陵诗云：“雨晴山不改，晴罢峡如新。”意说或雨或晴，并不改变山本身，不过雨后放晴，山的面貌却是焕然一新的。这原本写物的诗句却被理学家用来论道：只知青山（体）好，不知云雨的变化（用）可以把青山洗得更好。这是有“体”而无“用”，知“理一”而不晓“分殊”。真要做到“体用无间”、融释“理一分殊”，就务必通过格物致知，切实理会“分殊”，事事物物穷其理，并且能在日用上下工夫，达到知行统一。“时尚空言”是我们的社会病，宣称的“持守”常与自身的“涵养”相距甚远。“到处氛埃任除扫”是胡宏为箴警朱熹的“有体无用”所写的三首诗（之三）的最后一句。

十
累累国耻醒神州，
洋务变法紫禁城。
武昌枪声换旗号，
科学民主易准绳。
潮流召唤国共党，
理想锻铸献身情。
德赛无根喜独尊，
连天炮火争称雄。
尘埃初定疆界分，
往事常伴新岁行。
但知权势能改史，
不晓公论后世衡。
待到再识分与合，
顿悟多元亟需诚。
尽抛旧时权谋心，
何愁普天不同庆。
09年春节期间我集中四天时间，看完了50集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正如其“故事梗概”所云：该剧“通过1925年至1949年杨氏兄弟姐妹不同的人生脉络，融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于一体，将重大主题与生动的人物、丰富的故事巧妙相融，集中展现了从黄埔时期的国共合作到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国民党退逃台湾这一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历史画卷，生动再现了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取代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必然历史命运。”不过，我还有另一种感受：鸦片战争以来的累累国耻呼唤救亡图存的一代又一代铁血英俊，他们的精魂为不同的理想所铸就，却没有真正经受科学民主的洗礼，所建的政党喜独尊而恶多元，常攻异而护集中，不识相异互补的有益性，终未能意识到现代文明的真正吁求。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难以绕过的一段历程。

十一 校园感触

（一）
校园一新感慨深，
难觅当年读书人。
向来妙处寂无声，
一朝风月蹉跎身。

（二）
遇事循章不洒落，
论理偏倚彼己心。
但凡挥笔成篇章，
几无感时忧世情。

（三）
学府精心务虚名，
士林俏然慕偏行。
俗氛漫卷向学志，
夕阳徒悲大学城。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地高校纷纷建设新校区。校舍的确焕然一新了，治学育人虽也不乏瞩目成就，若细察其实却不敢恭维。后与兄弟院校好友交谈，其感受更有甚焉，遂抒怀三首以解闷。“当年读书人”是“向来妙处”（图书馆周围的草坪、林荫路）的主人，那里留下他们求学问道难忘的身影。“一朝风月”言其人生有限，学子不能没有紧迫感。蹉跎岁月者遇事、论理、作文自有其特点，却让人不无忧虑！
十二
纷纷万象美，
依依草根情。
不谋圣人位，
天道自运行。
湍流艄公勇，
峭壁健猴幸。
识得“小路”智，
万古长空明。
读《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时，对其提出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路——建构性理性主义和渐进性理性主义——颇有感触。反思我们走过的路，觉得不少失误是与建构性理性主义密切相关，我们总是不那么重视“乡间小路”的存在，看不到社会常是在非预设性的状态下悄然进化着。

十三
空言远实理，
道器不相即。
何处觅本真？
一支史圣笔。
读《炎黄春秋》关于陈独秀的一组“翻案”文章后，心情颇为沉重，随手写下这样几行文字，权记是时心绪。

十四
梨园台小装天下，
兴衰别离醒人寰。
莫道生旦为做戏，
举座悲悯湿衣衫。
时人不重扪心问，
烟云过眼心坦然。
但求富榜提名时，
那管人间万里天！
春节刚过，陈彦约忠实、晓雷、见喜和我去看“五女拜寿”，戏演得相当好，让人唏嘘不止。只是偶听身后一番窃议，颇令人生悲。
十五
“唤醒睡狮”报国志，
“东亚病夫”多骄子。
“狂人”呐喊《新青年》，
战士建党传主义。
“三民”“共产”两主力，
合时朋友分时敌。
理想不同信仰真，
各为其道总相逆。
潮流辨析非与是，
真相趋明发人思。
历史不许有假若，
不设假若难明理。
同异并存两主义，
若能求同促释疑，
双赢两党大联合，
民主共和岂不立！
争权治国行大义，
何必非得党国一？
一朝挖出封建根，
辨识往事有创意。
炎黄子孙呼声急，
前嫌已成过往事。
若要同建地球村，
两岸共举一面旗。
读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感。

十六
持仇批和迷信同，
自食其言闹天宫。
“遍地英雄”成闰土，
科学幻想荒谬终。
“海阔天空我自飞”，
“三松堂”有不老松。
《正蒙》妙语释真经，
修辞立诚好学风。
读邢小利《哲人的深刻与远见》一文颇有感触。冯友兰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里，对毛泽东的功过作了中肯评价，认为其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基本上可以用科学、幻想和荒谬来概括（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王克明：《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为了辨析清楚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冯先生阐释了张载于《正蒙·太和篇》里讲的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其间冯先生特别论证了“和”与“同”的区别：“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得有‘异’，才能称其为‘和’。”闰土，鲁迅《故乡》里的人物。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写道：“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海阔天空我自飞”是冯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自序”中的一句对其心态和感慨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