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农民的故事，和其他中国农民一样，他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耕耘庄稼，也种下希望。从精神枷锁解除的那个年代开始，一旦闲暇，他就拿起笔，记录他所关注的一切：土地、土地上的人与事、过往的岁月，以及当下时局的点滴变化。他一直记录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离去后，留下厚厚几摞内容庞杂的文字。

客观地说，这些文字反映的只是一个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的见闻和思考，而且大部分囿于西部一个再小不过的乡村里，但换个角度看，这恰恰是一个正史无法包含的散发着草根气息的田野标本。它以一个农民的视角，尽力关照着生活在中国西部乡村和都市的人，乃至于折射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变革，包括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等诸多方面。

这，就是这个老农民视角的变革史的深刻与价值所在。

引子

2007年最后3天，在西安市临潼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乡村里，几百名村民送别一位老人。新年第一天清晨，老人入土为安，永远躺在了村外小河边的墓地里。

这个终年68岁的老汉，和中国万千农民一样，种了一辈子田，受了一辈子苦。他和别的农民不大一样的，是挥着锄头的手，还握着笔。他在遗嘱里写到，此生唯一的遗憾是没给儿女留下一点遗产，只留下一摞日记和一堆文字作品。老人嘱咐后人“敬希保存”这些东西，“或对社会、对子孙，还有些用处”。

如今，一个老人的一生静静地落在一张张纸上，封存在一个箱子里。其实，那百万言的文字，记下的不仅是一个人的一生，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

乡野史家

“我生活了一辈子的高巷，像华夏大地其他千万个村庄一样，在她生息繁衍的历史长河中，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气质，演绎着普通百姓的勤劳。”“如果大家能认为这是记录保存了一些历史资料的话，我也就真的死而无憾了。”

故去的老人叫田焕新，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办栎阳村四组的一个普通村民。

村里人都说田老汉生前是个“文人”，能写会算，“给俺高巷写了一部历史哩！”

高巷，是田焕新生活的栎阳村四组的别称，清朝时有高姓人家在此聚居，得名高巷。如今住着130多户人家，近600口人。

2003年9月，高巷老农田焕新给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乡野村落，写出了一部“村史”，名曰《高巷史话》。这个村子一下变得小有名气起来，也为老人赢得了一个“史家”的称谓。

按说一个农民，和“史家”似乎搭不上关系。可田焕新在《高巷史话》前言里明明白白写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记录一个最基层村落的世事变迁，可以折射出整个民族的发展变革、艰辛历程和精神面貌，这也就是编写高巷村史的宗旨了。”

写书是个难事，作为农民的田焕新更是“甚感头疼”。不过这是写他熟悉的村子、人和事，而且大多是解放后50多年来发生的。

田焕新耳濡目染，执笔写来，也自如得很。他仿着史书的体例，从高巷的地理位置写起，户籍人口、社会成分、历史人物、土地情况、物产种植、轶闻故事、经济状况……事无巨细，凡是跟村子有关的林林总总，他都写进书里，居然汇成20个章节，约10万字。

没有人要求田焕新写这部村史，是他自己有“一种使命感和历史责任”。从小生活在高巷，闻听老辈漫谈村子的古今变迁，“一幅幅活灵灵的人生世态”展现，会“使生息在高巷的后辈们借鉴历史，吸取经验，更加文明地走向富裕”。

田焕新从县志文献里转述着高巷的历史沿革，把更多笔墨用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变化上。

人均收入，“1958年是200元，1978年400元，1998年1500元，2002年1900元，2003年2000元……”而以“大件”为衡量标准的家庭财产情况，田老汉也做了颇为细致的调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村有自行车20多辆，八十年代家家户户都有了自行车；八十年代中期家庭才有黑白电视机，九十年代中后期黑白电视机普及；九十年代中期摩托车、机动三轮车普及；新世纪以后，几乎家家有了彩电……”这老汉果真能写会算：“新世纪初，全村摩托车30多辆，三轮车40多辆，大型拖拉机（收割机）8台，私人汽车3台，电话普及率70%，手机三四十部……”

这些都是“用数字说话”，田老汉还在村史里专门辟出个章节——“高巷的第一”，让活生生的人物来现身说法。除了“第一个共产党员鲁林，第一个大学生田相民”之外，其他的“第一”都跟经济发展极为密切，大多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个买收音机的人，吕忠娃，1963年；第一个买机动三轮车的人，张红，1980年；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吕和心，1983年；第一个有汽车的人，任玉让，1984年；第一个盖楼房的人，张平安，1985年；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吕均地，1988年；第一个装电话的人，王根羊，1994年；第一个买手机的人，吕胜利，1997年……”

这些标志性的变化经由田焕新梳理记载，像一棵挂满果实的时间树。

几十年来，高巷这样的大小变化全村人都看在眼里，只有乡野史家田焕新留心记下了，把它写进村史。

能人

“村里原先贫困的农民竟然在几十年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政策的英明开放，机遇的抓紧和自己的聪明辛勤，使他们闯进了富裕的大门。这些故事折射出人世的千姿百态，人生的喜怒哀乐，使人了解过去，更使人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田焕新是个能人，种地是把好手，还会木工手艺，捡来木条、三合板，敲打一阵子，小板凳、方桌、箱子、简易电视柜就“变”出来了，耐用，模样还挺精巧。而写字作诗、舞文弄墨这类与种田不沾边的活儿，对他来说更不在话下。

在田焕新眼里，小小高巷其实藏龙卧虎，能人多得很。

《高巷史话》还记了不少这样的能人，美其名曰“特长人士”：阎长江、田宪生、吕麦斗、吕焕京是“厨师人才”；吕定乾、王悦胜、吕万才、吕全兴拉板胡、唱秦腔，是“娱乐界人士”；“正牌司机”有李建友、任玉让、吕转京、吕卫东；木匠、泥瓦匠人就更多了，有田望生等十几人。其他专长人士，编席的、钉鞋的、配钥匙的、打水井的、做醋腌菜的、做纸花的、修电器的、摄像录像的……个个都是有把好手艺的能人。

田焕新给“娱乐界人士”吕全兴重重写了一笔。“三十好几了却看中了鼓乐手这个行业。人说三十不学艺，全兴知难而进，执着追求，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学吹洋号。半路投师，年龄偏大，又无音乐基础，全兴学习起来尤感艰难，但他下定了决心，坚持不懈，慢慢有了进步，被吸收进了乐队班子，很快，就担任小号主奏了。”他给吕全兴算了算，“从1996年起开始鼓乐手生涯，一年能挣个几千元呢”。

另一个能人王根羊。“40来岁，瘦小精干，小时家境比较贫寒，而他从小就机灵聪明，青年时期搞家庭副业，艰难积攒了几个钱。1994年，根羊做起了宰牛的生意，他聘师学艺，虚心请教，很快掌握了宰杀技术，开始在牛肉销售市场上奔波拼搏。几年实践探索，提高了技术，扩大了用户，一年收入大约两万元。根羊盖了房，安装了高巷的第一部电话机，还购置了冰箱、摩托……”

乡亲们赚的钱也没进田焕新的口袋，但老汉却乐呵呵的，他把身旁的人和事写进村史，又意犹未尽地摘出几个能人的故事发到报纸上，起了个显赫的标题，叫做《赞叹富裕》。

这赞叹是发自田老汉内心的，他设想着，要为高巷的能人们树碑立传。“不但要写进村史，还要出专著公之于世，甚至立起高大庄严的功德碑”，以纪念颂扬这些能人、这些平头百姓。《高巷史话》里专门有一章是“大学生”，现今大学毕业取得文凭的有22人，西安交大、陕师大、西北农大、体院……看着村里这些新成长起来的“能人”，田老汉喜在心上。

“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青壮年时‘以阶级斗争为纲’，身为地主家庭出身的我忍泪偷生。不惑之年总算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像我这样的人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我要用笔记下身边发生的人与事，奉献给父老乡亲，以报答故土之恩。”

其实，田焕新记载在高巷村史里的这些人与事，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类似的实在太多了。30年来，富裕起来、甚至红遍中国的“庄”、“村”不止一家，显赫一时的人物也不是一个两个。相比之下，高巷的乡亲称不上“有钱”，似乎也就不很典型了。

田焕新老人或许不是这么看的。他在高巷生活了一辈子。“高巷这个小小村落和华夏大地任何一个村庄一样，每日每时都在上演平凡又精彩的故事。”老汉说：“改革开放后，像我这样的人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我天天留恋在这动人的故事海洋里，一个个鲜活的面貌闪耀在眼前，让我感叹、欣喜。”

田焕新说“获得解放”是心声。不管人们现在怎么评说他这个“史家”、“能人”，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背负着一个沉重的精神枷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当年杨虎城将军起事，田焕新的父亲田毅安刚刚24岁。他应杨将军之请在老家栎阳筹建新学，提倡新文化，传播革命思想，名声响当当的。

1924年，田毅安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北伐，后来官至国民党中将参谋长、国民党国大代表、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9月，田毅安在西安病逝。

父亲去世那年，田焕新9岁。

解放后，田家从西安返回乡村。土改时，田家的成分定为“地主”。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田家又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家产被没收。“文革”时，更是被游街批斗。

2007年冬，即将步入生命最后一刻的田焕新回顾一生：“青壮年饱尝饥饿之苦，出身地主，自然是被欺压的对象，出的是牛马力，挣的是小工分，还要受气，只能忍泪偷生。（因此）勤俭朴素，吃苦耐劳，也（造就了）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不善交际，缺乏主见（的性格）。”

田焕新年轻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哪里还敢写写画画，“成年累月为生计辛苦操劳”。直到1978年，“不惑之年幸遇改革开放”，总算赶上了好时候。

他在村史里这样写道：“这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乾坤，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全国农村土地下放搞责任田……”

原先的“地主分子”田焕新也能有自己的土地了。

“1982年，高巷生产队开展土地下放。人均土地一亩，抓纸蛋按数字号决定土地具体位置。牲口、农具也事先搭配好，划价抓纸蛋分配。公房也拆了，仍然是抓纸蛋分了椽、檩和砖头。”

田焕新“抓”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和家人天天站在地里挥锄头，想要“在物质生活方面弥补和缩短过去与社会的差距”。

这时的田焕新终于能抬起头来，开始接触社会。1980年，他进栎阳小学任教一年，不久被选为工作组成员，在村组清理财务，后来还曾任修路、修渠的技术员，参加过村组分地、粮食核算的工作。1990年，他又参加了政协基层组织，热心于参政议政。1992年到1998年，他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在栎阳乳品厂做统计。“总算弥补了前半生没有机会报效国家的遗憾。”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田家总算赶上了一般人家的生活水平，田焕新也老了，心境自然安顺下来。从小喜爱文学艺术的他终于拿起笔——记录着身边的人与事，赞叹生活的美好，“奉献给父老乡亲，奉献给社会，以报答故土之恩”。

乡贤

“现在改革开放、政策英明，农民收入提高，生活安定，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春天的恩赐，享受欢乐。”“自乐班里，大家过了秦腔瘾，忘却了烦恼，获得了享受，活跃了生活。”

出身国民党中将之家，田焕新自然从小读书阅报，听歌看戏，也是师承家教，又读了12年书。

步入老年的田焕新记得小时书上写的、戏里演的，都是教人忠厚诚信、温良谦让。所以当他的《高巷史话》问世时，人们都说，为文为人，他都称得上是一位乡贤。

乡贤田焕新在高巷是个忙人，邻里纠纷、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谁家有事都会想到找他，他也因此得了另外一个称号——“大总管”。

田焕新做起高巷的“大总管”，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干到他去世前几年。农村过事头绪多，从商谈事务、筹备钱款，到准备烟、酒、茶、糖，非得一个精明懂事、灵活应酬的人统一管理不可。要说这做总管的，替人办事，口能说烂，腿能跑断，费神又操心，白天吃不下，晚上睡不着，有时还得罪人。

田焕新私下也常念叨，都说过事给人帮忙，干啥活都行，就是别当这“大总管”，好几回都想洗手不干了，怎奈都是乡党，成天见面，有事来请你，咋好意思推托？在他看来，还是社会环境宽松了，加上经济条件好转，村民们才有热闹过事的心情和条件，所以，“大总管”就得继续干下去。

田老汉做“大总管”，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乡贤的称号也不是拿来当摆设的，他写的对联，贴切得很。

他在1996年写过一篇关于春联的文字，说：“今年我58了，这个年龄不太想过年的，但年却是非过不可的了。不是吗，太平世界，没有往日人为的阶级斗争，有吃有穿还盖了新房，还不该欢乐欢乐？”

“现在改革开放、政策英明，农民收入提高，生活安定，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春天的恩赐，享受春节的欢乐。你看，‘呼啦啦’家家门口三绺儿红，甚是‘洋火’。不过结合自己家庭实际状况和本人心情的春联少见，看着自己编写的春联红火在大门口，才是心情起伏、别有看头的呢。”

这一年，田焕新的小儿子盖了新房，老汉给红漆门房上写了一副他拟就的春联：“老少同心坎坷落成草舍 全家和睦 平安欢度春节。”

不光是拟写对联，田焕新还有个爱好——唱秦腔。

1954年，田焕新考入西安地质学校，在西安上了3年学，常常跑到易俗社去听戏。他对秦腔简直是痴迷，当时为了听戏学戏，想多在西安留一年，毕业考试居然故意答错试题，落了个没及格。

田焕新心想这下好了，能留级一年，也就能在西安再看一年秦腔戏。谁知学校全员分配，一下把他分配到山东省胶东黑色地质队。

在山东看不到秦腔，田焕新苦恼极了，硬是写了辞职信跑回西安。他想进剧团，还曾提着礼去看秦腔名角，最终却只能背着铺盖卷回老家务农。

在农村终日埋头苦干的田焕新，只能压抑对秦腔的热爱。文革中，演奏乐器也只能是给造反派伴奏样板戏。

1981年，田焕新在生产队饲养室饲养牲畜，晚上喂了牲口，就在圈里拉拉有些生疏的板胡。1985年，家里买了电视机，他就爱看《秦之声》。

田家老小，个个都喜秦腔。有一年过春节，田老汉搞了个家庭迎新秦腔会，家人围坐炉边，轮番唱秦腔，还用磁带录了下来。田焕新把乡亲们喜欢的秦腔唱段抄写下来，有4万字，打印了100本，送给乡亲们，只收个工本费。看到有人捧书观看，田老汉“感到一种舒心的满足”。“我用自己微薄的知识，为社会为民众做了实实在在的事，自然不是什么大作巨著，但这小册子毕竟有利于发展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件好事。是我在花甲之年以一颗赤诚之心献给乡邻的一份纯洁的礼物。”

老汉打工者

“外出打工，不摊本钱，背上行李出门就行了。寒冬酷暑，每天十多个小时的紧张劳动，能领到工资就算不错了。”“虽然（3000元）是很少的数目，但对我来说还是很满足了，这毕竟是我辛苦十月的收获。”

没想到田焕新老了老了，还体验了一把打工的感觉。1999年4月20日到2000年2月2日，田老汉经人介绍，到西安康复路交易市场打工，每天给商户送开水。

田焕新一辈子没什么积蓄，这次历时10个月的打工，每月能挣500元，老人说，“这对我是很可以的了”。除了每月吃饭平均花去150元左右，每月大约还剩350元。他给家里买了水泵、圆桌，还给家人买了药、衣服，给孩子们买了玩具、文具，最后结余不到3000元。老人在日记里写道：“虽然这是很少的数目，但对我来说还是很满足了，这毕竟是我辛苦十月的收获。”

西安对打工者田焕新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幼年是在西安度过的，青年时又在西安南郊读了3年书，西安也算是故乡了。田老汉在市场里每日送水、记账，下了班总是出去转转，“不是单纯逛街，是对城市的回忆和体会久别的感受”。

这次打工，让他重温了城市生活。

老人这样描写他在古城的感受：“我徜徉于熟悉而陌生的街道，漫步于古城墙边，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流连古朴清新的钟鼓楼广场，看到西安这些年的突飞猛进，精彩文化，犹如美食，津津回味。我为西安的前进而欢呼，为自己作为西安人而自豪。”

田焕新还把老伴接到西安来。20多天时间里，两个一辈子生活在黄土地上的6旬老人，体验着都市生活的乐趣。

这样的打工经历让田焕新老汉满足极了，他将其一一写进了日记里。

拿着笔的农民

“农民一生的责任：盖房，给孩子成亲，对老人赡养送终。这三件大事都完成了，我走了没啥牵挂了，只是编写栎阳地方史志这项心愿未完，我心不甘。”

其实不管是被人们称为史家、乡贤，说到底，田焕新还是认为自己是个农民。农民一生有三件大事：盖房，给孩子成亲，养老送终。这三件大事田焕新这辈子全都完成了。但他觉得，得找点别的有意义的事情干，不能闲着，尤其是在这变革的好时代。

在参加了临潼区政协栎阳联络组后，他从2001年开始撰写《高巷史话》，2004年又开始雄心勃勃地编撰《栎阳史志》。他说：“我是在为栎阳保存历史，是给社会和群众办好事，为完成编撰，我死而无怨。”

一语成谶。2007年1月，田焕新被诊断为食道癌。确诊后，田焕新很坦然，他说：“人迟早都是要死的，只是编写栎阳地方史志这项心愿未完，我心不甘。”

从2007年2月起，他加紧撰写栎阳史志。到了9月，将近50篇有关栎阳的文章终于编辑撰写出来，定名为《栎阳史话》，涉及历史变迁、气候、物产、文化教育、戏曲、名胜古迹、宗教、人物、土改、民间传说等诸多方面。

田老汉说：“老天总算是开眼，给我留了这多半年时间。”可惜时间太短，“这么大的题目，只能是粗糙之作了”。老人遗憾地说。

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田焕新更多的时候是整理自己后半生写的那些文稿，分类、装订、包上封面、题写书名，再细致地署上“高巷愚夫田焕新”的名字和日期。

他趴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临别告乡亲书》——“栎阳高巷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是高巷人的后代，是高巷田家人的子孙。高巷的群众是聪明勤劳的，也是善良忠厚的，我为此生能做一个高巷人而荣幸。我一生平凡普通，勤奋努力，也有好些错误和缺点，究竟焕新在世是个什么人，是非功过大家评说。“我一生勤于笔耕，有一本《高巷史话》留给了父老乡亲，临死前我用血和泪终于完成了30万字的《栎阳史话》，面对栎阳人民和高巷父老，我问心无愧。如今我要走了，我向乡亲们问好。如有对乡亲不到之处或者有些地方对不起亲友乡邻，希望宽容原谅。

“我祝愿高巷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和睦共处商量办事，注意身体。我祝愿高巷的群众团结奋斗，把高巷建设成为一个平安和谐的高巷，一个富饶幸福的高巷。乡亲们，永别了。”

2007年12月29日，“农民史家”田焕新病逝，他留给后人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农民史家”田焕新日记选

2月13日 农历丙戌年腊月廿六 早9时许，参加栎阳村在栎阳街道办会议室召开的栎阳村两委扩大会议，有栎阳党委、村委会、全体党员和群众代表共约百人。村支书报告他上任后的安排打算与2007年的计划。街道办书记、主任先后讲话，支持栎阳村工作，希望栎阳村快速走上和谐富裕文明的道路。

3月8日 早上赴西安，见××弟。他在家属院看门也是个好差事，他才50多岁，还能干十来年，我嘱咐他不要想家好好干下去，家里五六亩地，一年能净赚多少钱？很少很少。而打工看门，虽然不能离开，但轻省潇洒，一年还能挣个七八千元，十年就是七八万元，一个普通平凡的老百姓农民能如此也就可以了。

7月28日 昨日北街×××去世了，一生辛劳，命实在太苦了。7月份我发觉食道病变加重，可能是死亡在给我招手呢，没关系，我还要向死亡挑战哩。人常说，头割了才碗大个疤。如今我已六十有九，结婚也已47年了，夫妻恩爱，儿孙满堂，况且我已著了 《秦腔唱腔精选》、《欢欣碎语》、《高巷史话》、《乐观人生》、《平凡人生》、《感慨人生》和《高巷秘闻》、《打的集》、《对联习作》、《欢欣语丝》等作品，向世人及后代坦叙心怀，让历史证明我是一个善良的正直的和诚实的人，我的妻子、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对我也十分喜爱，我还亲身经历了如今没有农业税、国家还年年补贴、农村日益富裕的英明社会，我心满意足，死而无憾！唯一的心愿是自己精心计划的写好、完成《栎阳史话》，看来因为病情的发展，有可能只能草率地收场了。如果天公睁眼，多给我几年时间，我一定要努力很好地写完《栎阳史话》，以留给后世……

10月10日 这几日吃了药，病情反倒加重了，喝水都感到困难，或许是自己的生命已到头了呢。每每想起，虽有些黯然，但心里坦然，谁不留恋生命是假话，关键是对死亡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觉得我的事办完了。社会现在英明贤达，死在一个好的社会，这样一种大好环境中、气氛里，死了也是福气。

11月26日 这几天全凭打吊针维持生命，不吃一点点，生命也快到终点了。我对×××说，栎阳小学里挖出石碑一事，希望他转告×××，千载难逢的珍贵文物，赶快保护挖出来。栎阳小学出土石碑为栎阳县修学记，宋徽宗年间所立，距今已906年，元代时栎阳的居善书院可能就在出土石碑的地方。栎阳的宋唐碑石少见，此次出土宋代临潼县修学碑石很珍贵。这几天乏得很，日记也不能经常记了。争取记到我的生命终点！

另一种真切的视野

1 一个农民，种好地，就是完成了本职。如果有点文学爱好，记记日记，写写花花草草，也容易理解。为什么拼了老命要写所谓的村史、地方史志呢？这让人多少有些迷惑。走进高巷那条绿荫掩映的巷子，似乎一下就明白了——这里是一个人终老一生的家园。热爱家园的人，能不为家园留下些什么吗？田胜营保存着父亲的所有文字，他从一个箱子里翻出一本本手工订制在一起的“文集”，摆在茶几上，近两尺厚。胜营说，老人临终前叮咛过，把这些东西保存好，说不定啥时候能用上。果然，这个睿智的老人给我们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别样史料。

2 田焕新老人留下的文字，不光是几本“村史”和地方史志，还有日记、小品文以及类似杂文的生活感悟，丰富而庞杂。

比如他拉拉杂杂地写了很多村里人的轶闻旧事，写了他和乡党们对秦腔戏曲的热爱，写了他和老伴、孩子，一个农家平淡无奇的生活。

但细细一想，这种看似无意识、无主题的记述，恰恰是其可贵之处：纵然是改革这样宏大的主题，放到一个普通又典型的农家时，正是由那些细致入微的生活碎片折射出来的。而这些几乎无法引人注目的碎片，因其生存于草根，就带着一种浮躁社会久违了的田野的气息，朴实、真切、清新。

因此，田焕新老人会写出那些情绪饱满的句子——正文中引号里的那些话，是他的原创，读来使人感慨。

3 几年前，有本书《农民日记》轰动一时。陕西合阳农民侯永禄，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坚持写了近60年日记，记录了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74岁故去的侯永禄生前也没看到日记的出版。田胜营说，再过几年，等经济条件好些了，再想办法把父亲写的村史、史志出成书。

无论出不出书，田焕新与侯永禄一样，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田焕新生前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草根历史记载的价值。他用他一生不断更替的视角，那沉甸甸的粘着泥土芳香的文字，折射中国翻天覆地的变革，政治、经济、精神、文化诸多方面，也淋漓尽致地展现着一个农民一生酸甜苦辣的心路历程，承载了满当当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解放、经济发展这些发自内心的喜悦。

这种喜悦，伴随着改革30年一路走来，来之不易，令人珍惜。

来源：华商报